我和李烈还没结婚时，有天在红厨吃饭，聊到某音乐界好友在报纸上提到：“罗大佑出生‘贵族’，就音乐人训练方面，比较占优势。”李烈当下附和：“对啊，我们小时候一直把医生家庭当贵族。”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钟之久，把她当众吓哭。

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跟他本人有绝对的关系，以出身来论成就，不但失之偏颇，更是一种偏见。我对此事非常不满。就问李烈：“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长大的吗？”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祖父生了四男四女。五六岁时，家中无水，父亲和大伯常去抬水。每次邻居看见他们两个，都忍不住笑。因为父亲身材较小，扁担永远都落在大伯那边。

父亲小时候赤脚上学，每天早上要走两个小时到车站，搭一小时火车到新竹，再走半小时到新竹中学，来回共耗去六七个小时。

二战期间，他被送往南洋当军夫。国民党来台后，他又被派到越南当军医两年，从他寄回的邮票上，我才发现他去了越南。后来经济逐渐好转，他一人赴高雄开业，在当地租屋，靠一名助理和一名护士协助，经过30年才创下一番局面。他这辈子可说是凭自己双手打出来的天下，若被定义为“贵族”，我想是相当不公平的。

我小时候家住开封街，那条街的甜不辣店很有名，附近有两家漫画店，租一本漫画2毛钱。父亲从不阻止我们，但每周他都会带我们去东方出版社买有注音符号的一些优良读物。如《小妇人》、《三剑客》等，或者带我们去看电影。记忆中，他很少纠正我们的一些小动作，倒是母亲总会要求我们碗要好好拿，不要剩饭菜等。现代父母工作压力大，常不自觉把情绪转嫁到小孩身上，这点我很感谢父亲，他从来不会如此。记得那时班上很流行把长寿烟银白色的锡箔纸撕下弄平，剪成各式图案来玩。有一次看完电影，我心血来潮，边走边拣路上废弃的烟盒，大概拣了10来包，感到乐不可支。没想到回家后，父亲二话不说，把我拉到浴室，狠狠揍了我一顿，边打边骂：“我给你受好教育，是让你拣东西的？”我那时大约读小学三年级，印象很模糊。父亲过世三四年后，我和兄姐们在纽约聚餐，大哥重提此事，说父亲曾经告诉他小时候痛打我的往事，并发誓这一辈子不会再打小孩。

父亲的确很少打我们，我是兄弟姐妹中唯一被打过的，而且被打得很惨。我18岁起，父亲就带着我教我开刀；家里全是医生，和我后来念医科有很大关系。医学院7年训练，加上后来在医院工作两年；朋友认为我浪费这样多时间学医，未免可惜。但医科严谨科学，重视伦理与尊重人权的训练，对我后来写歌、做音乐乃至为人处世，都有莫大影响。

小时候，父亲坚持要我弹钢琴，后来去考合唱团，也是他借钱买乐器的。他从未阻止我玩音乐，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也做得不错，但始终劝告我：“做音乐可以，不要放弃行医。毕竟医生的社会地位好，收入稳定，又受人尊重。”

回想我整个音乐历程，他在背后对我的支持很大。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在当下根本感觉不到的。直到有一天你才恍然大悟。父亲就是这样，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大到我没办法为他写一首歌。他受帕金森病所苦长达10年，路走不好，我给他买了根拐杖，但他不常用，多次当街摔倒。我忍不住问他：“爸，你怎么都不拿？”他虽然不说，但我知道，拐杖对他而言是弱者的象征。他一辈子行医救人，都是他帮病人解决问题，怎么可能自己成为需要扶助的弱者。

他在纽约买了间小公寓，过世前两天，他居然开口唱起歌来。他平日很少唱歌；我记得高中时候，他有次邀请医院同仁来家中过中秋节，他在天台上好不容易唱了首《月亮出来了》，他的嗓子低沉，五音不全，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又再度开口唱起早年在南洋当军夫时候的军歌，照顾他的阿姨非常惊讶：“阿公，你怎么会唱歌？”“你不知道，罗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父亲答了这样一句。两天后，他便过世了。

父亲过世，我一直觉得很难接受。我想，大概要花一两年时间，我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吧。我后来用一句话来克服：在我生命里，是否能显出他的缺点更少些，优点更多些？相信这样，我便没有对不起他，他的生命也获得更好的延续。

他走得很安详，这是我们比较安心的地方。

（原载于《读者文摘》中文版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