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生命节奏的记录，和生命贴得很紧。廿六岁以前，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时，我是个词曲写作者。从歌词的层面来看，＜童年＞可以说是我早期作品真正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不管是＜歌＞﹑＜神话＞或是＜闪亮的日子＞，基本上我还是用一般流行歌词的写法，直到写＜童年＞的时候，我花了满多的时间去使歌词更加口语化，也就是从一般人说话叙述语句里找到更真切的抒情方式。「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固然浅白易懂，但却不是一般人说话的方式。词和曲不同，它不是文字性的，而是语言性的。我们观察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音乐运动的源头都是由知识分子启动，然后就不断普及化的过程。我在七○年代民歌运动时期，也曾经以徐志摩﹑余光中﹑郑愁予的新诗为词谱曲，然后才有＜童年＞的尝试，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自然的。

八○年代写＜鹿港小镇＞，也展开我作为一个创作歌手的时期。当年我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政治环境的不安定带给我极大的冲击。＜鹿港小镇＞其实是一首幻想曲，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根本没去过鹿港，我是道地的台北人，照理台北应该是我的家，但我却写出「台北不是我的家」这样的词，这牵涉到我对「家」的观念。理论上，「家」难道不是一个可以休憩身心的祥和的地方吗？「家」如果没有问题，我想根本没有人愿意「离家出走」。同时期的＜亚细亚的孤儿＞也是根据同样的想法创作的。我记得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排吴浊流写的书《亚细亚的孤儿》，是原版的黑白色调封面，原来是在这本书被禁之后，我父亲在资助吴浊流的情形下买了二十几本。这本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小说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写＜亚细亚的孤儿＞的时候，加上「为中南半岛难民而写」的副题，其实是为了应付当时歌曲送审制度的技术性处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歌词根本是描述台湾政治社会的变迁；而我个人却宁愿从更广的角度去看这首歌；黄种人什么时候少能停止不断迁徙流转﹑被迫「离家出走」的苦痛命运呢？＜亚细亚的孤儿＞的歌词后来被某出版社选入年度诗选，我想可能是因为它已经超出一首流行歌词所要求的政治文化反省，所以受到注意。

这个时期另一首作品＜恋曲一九八○＞，很多人以为是首情歌，这首歌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写作当时正值新旧恋曲交迭时期，但是更深刻的个人意义却主要交代我的人生观的转变，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和逝去的爱情，经历的时刻只是生命里的一段过程。「你是我生命中的神话，心灵的信仰；就像沐浴在春风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这般的执著已被一种更洒脱的态度取代－「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

八五年赴美至今，这是我创作的第三个时期。《昨日遗书》可以说是我的告白，总结三十年的岁月，在文字和影像之间呈现成长的图象，并且也象征我抛去昨天之我，重新将自己「归零」。我摘下墨镜﹑换下黑色的衣服，告别狂飙的年代。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我希望自己站在人群之中，实实在在的踏在土地上，和生活接触。在各式各样的客观条件限制下，尽量回旋出更多的可能空间，并且继续不断我的生命记录。

（摘自联合文学第7卷第10期（辑二）词家诗情
联合文学出版社，PP.120-121，1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