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恋曲1980》到《恋曲1990》再到《恋曲2000》，罗大佑的歌一直在传唱。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可以听到那“乌溜溜的黑眼珠……”，但是罗大佑一直不是媒体上频频曝光的公众人物。他的神秘对于北京的歌迷来说也许更甚。在人们知道他名字之后的十几年中，他只悄悄来过北京一次，作了《恋曲2000》之后又悄悄地走了。这次他终于面对记者露出了真面目：在他下榻的贵宾楼饭店，罗大佑与记者单独聊起了他的创作、他的生活和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反思。

1、我的创作与环境有关

记者：对于北京歌迷来说，你的歌影响了一代人。现在不少刚刚进入中年的歌迷，很多人都是听着你的《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等民谣长大的。而你后来的创作与你《童年》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

罗大佑：任何创作都离不开环境，所以我的创作状态在前后有很大的变化。《童年》是80年代，在1985年以前我一直在台湾，后来我去了纽约，1987年我到了香港。之后一直在香港，直到1996年我又回到台湾，1997年又去了纽约。这些环境对我的创作的确有影响。比如我的一张《爱人同志》的专辑，创作于1988年。在那之前的一两年，两岸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张专辑的创作说明了大时代在不停地变化，我们创作人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找到新的位置和新的感受。因为我们的歌是写给更多人来听的，一个好的负责任的作曲家应该感觉到这种变化。作曲家在这些变化中汲取一些养料，这是负责任的一种创作方式。《爱人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两岸的隔阂刚刚有些松动，互不了解。而两岸关系的话题在当时大家都比较关心，两岸的中国人都希望走得更近，而不希望对立。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想把两岸的这种感情的力量发掘和 表达出来。

记者：当时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罗大佑：其实当时的创作状态是满奇怪的，和我现在的创作状态有些相象。那之前我已经四五年没有出专辑了，属于创作的酝酿期，就象一个画家开了一个画展后，就要静下心准备下一个画展。这中间的酝酿期就是创作并感受生活。人不象树，春天就发芽，秋天就收获。人的创作不是那么规律的。人类社会就是那么无序，如果那么规律的话，也就不需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测算了。

2、从医学圈里逃出来

记者：那么你现在的作品与早期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呢？

罗大佑：我早期的作品应该说比较单纯一点，1980年我刚刚从医学院毕业，一边作音乐一边行医。我想我还是比较敬业，因为我家里三代都是医生。在台湾，作父母的也希望孩子继承父业。由于我哥哥姐姐都是医生，所以继承父业的重担在我身上的压力就比较小，不用我非继承不可，所以我比较容易从医学圈里逃出来。而我又不是非要干这行不行，所以在创作上的顾忌就没有别人那么多。而我的创作也跟那个时候的音乐形态有关系，那时刚刚接触摇滚乐， 形态不一样的音乐对我影响比较多。

记者：本来是学医的，又转行去作音乐，这样的转变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是很困难？

罗大佑：我在家里闹革命闹了十年，革命才成功，也是不容易。其实，我在上大学时便开始写歌，象刘文正唱的《闪亮的日子》就是我大学5年级时的作品。因此，可以说两边一直都在做，但从兴趣来说，我更喜欢音乐。好医生已经那么多了，少了罗大佑这个“药到命除”的“庸医”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1987年3月，香港的朋友邀请我从纽约回香港发展，我在考虑很久以后，便与母亲摊牌。我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因为要想做好一件事，必须要全力以赴。最后，他们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好同意了。

3、灵感来自思考和积累

记者：我们发现你的歌曲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么在创作时，你是否是有意在这么做呢？

罗大佑：我想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吧。其实，我的家庭一直把我做音乐当成 是玩票性质的。他们认为，作为兴趣当然很好了，但作为一生的事业那就危险了！总之，不如做医生稳当。当时，我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朋友们对我做歌手也认为是没出息的。因此，我选择这个事业时就向家里保证，我可以借此谋生，可以活得很有尊严，打出一番天下。这时，我身上的责任感就显得很重大了，除了生活上要照顾自己，而且还不能违背自己对家人许下的诺言！我希望给我自己一个能让自己特开心，同时又能养活我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那我就要靠自己奋斗，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就拿《海上花》这首歌来说，没有人想到我会写出这么商业的歌。而它之所以诞生，一是因为谋生的压力，第二个是因为我当时身在纽约这样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大都市，经过洗练后，我愈发觉得自己身为中国人的可贵，心里的这种感受要表达出来。人在家里可能没有这种感觉，而在那个多民族汇集在一起的环境下，你就会发现把你的血缘表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把你有别于其他人种的才能表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你现在的音乐是否更趋向理性化？

罗大佑：当然会啦。因为我过去接受的是一种医学的训练，而医学训练最 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分析和诊断。尤其，我在的放射科百分之百地需要通过分析来诊断病人有没有问题。可能我在写歌的时候，便不自觉地把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就象我很注重歌词，它一定要压韵，如果不压韵的话，它就会缺乏音乐的节奏感。我反对传统美声歌词所谓的“距离美”，觉得音乐要符合人们语言习惯中的启承转合，那它才是好的歌词和旋律。

记者：在创作中，你的灵感一般来自哪里？

罗大佑：这很难讲。灵感百分之八十靠平时的思考和积累，不断的磨炼，不断地鞭捶。在创作过程中很多旋律回闪过，我想不急忙把它记下来，好的旋律自然会留下来，而不好的旋律自然会走掉。你知道我最怕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旋律在脑子里头转，可我坐在飞机上。《恋曲2000》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当时我坐在香港去台湾的飞机上，歌中的其他部分都 已经写好，而那个副歌的旋律正好在飞机上完成，连旋律都有点空中飞人的感觉。当时我想，万一飞机掉下来就糟糕了，那么好的旋律就没有了。人死了没有关系，那么好的旋律没有留下来太可惜了。

4、婚姻：是偶然也是必然

记者：你曾谈到你和你夫人李烈在一起12年，但结婚才一年，为什么？

罗大佑：正好今年12年，没办法。原来我们俩个人对结婚都没有太大的欲望，把结婚当成一种偶然。我们这种关系是必然的，结婚是偶然的。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过去的恋爱期与现在的结婚期的那种生活转变？

罗大佑：男女在一起刚刚开始往往会有激情，那是特别热恋的时候。过去以后就会建立一种恩情吧。两个人因为那么久在一起，那么了解，可以容忍一切，互相弥补对方的缺点。共同走过那么长一段时间，去欣赏，去珍惜这段时间。我一直觉得罗米欧与朱丽叶，如果不是四天的话，早就完蛋了。罗米欧的殉情也就才恋爱四天吧，如果四年的话，早就打得鼻青脸肿了。我和李烈相处12年，一些当初并不看好我们的夫妻都离婚了，而我们却结婚了，这真的很奇怪。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加努力。有缘分还要努力，不要把感情视为理所当然，但又要顺其自然，也需要努力，更需要默契。

记者：你在那11年中，就没有想过结婚？

罗大佑：真的没有，我们真是去年路过一个教堂时想到要结婚的。也许和我的家里出现的情况有关系。父亲两年前去世，我家里又发生很多事情，我想我自己很需要一个比原来女朋友更亲近的关系，一结了婚就可以往前看。

记者：你对你的婚姻是不是很满意？

罗大佑：我觉得已经很OK了。第一个是我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太多的责任，一定要完成“白头偕老”。我觉得“白头偕老”几个字出现的时候，危机就出现了。

（原载《北京晨报》 20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