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南京城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到南京吗？
　　罗大佑：是的，虽然是第一次到南京，但总觉得自己跟南京之间有一些莫名的缘分。最大的印象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场全世界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人们常说“沧海桑田”嘛，我对南京总会有一种历史的情怀存在，在我的想法里面，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因为一首歌不是两分钟、三分钟的作品，它很有可能就是永远的经典，我就是一个对时间和历史都很感兴趣的人。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是47岁，目前未婚状态，结婚没多久就离了（笑），不过，离婚的经过还算圆满。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对时间和历史越来越有研究探讨的精神。

记者：你对南京的感觉能在11月25日的演唱会中表达吗？
　　罗大佑：我觉得肯定能。因为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嘛，我对人的敏感度变得要高很多。我和你们接触中就能感觉到南京的媒体是怎样的、南京的人是怎样的，是比较保守、儒雅，还是开放、刺激。现在我相信南京人对历史、对文化是有默契的，虽然我到南京的土地上还不到10个小时。

记者：你对人、对地方高度的敏感性对创作音乐是不是很重要？
　　罗大佑：有些特性我觉得是天生的，而有些则是后天培养的。我比较善于从眼神中去观察一个人，类似于X光照到人的内心中去。譬如一个人轻声地讲话和大声地讲话，我就能猜测出他的情绪、背景、教养等等。

记者：在你的歌中，《上海之夜》写过上海，《东方之珠》写过香港，是否想过写一首关于南京的歌。
　　罗大佑：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如果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刚见面就决定为她写一首歌，那我觉得这人也太虚伪、太肤浅了。感觉总要有一个过程去培养吧，总要先了解、交流吧。我第一次到南京来，我已经看了南京的地图，我看到有一个地方叫朝天宫，台湾也有一个朝天宫，是台湾最大的庙。明天有空的话，我会去南京的朝天宫看看。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是我为这个地方写歌的动力，那对南京现在我的观察、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我想我还没有资格写南京，不过以后如果感觉到了我一定会写的。

温情演唱会

记者：这次南京演唱会好像是你首次在内地开室内演唱会。
　　罗大佑：这的确是我在内地演唱会中唯一的一场室内演唱会，室内演唱会毕竟与户外演唱会是很不一样的。去年，我在上海开演唱会时，简直把我给吓死了，第一场就是那么大一个场子，8万人体育场！本来到上海这个很现代化、变化很迅速的大城市，我已经怯场了，又赶上这么大的场子，那我就更紧张了。而南京的演唱会是在室内，我想应该可以更自然一些，一个深秋的日子，我希望可以在五台山体育馆和大家共同取暖。

记者：现场你会唱多少首歌？其中，有几首清唱的曲目？
　　罗大佑：现场会唱三十五六首吧，这次演唱会我希望可以做到不一样一些。其实我开演唱会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安排。清唱肯定会有，数量我先卖个关子。

记者：之前的演唱会，那一场印象比较深刻？
　　罗大佑：西安那一场。西安是一个十三朝古都，有三千年的历史沉淀，埋有72个历代皇帝的尸骨，面对这样的城市，我在心理上肯定会准备充分一些，会带着一种严肃的心情去开演唱会。那南京这次的演唱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室内开的，我就想把它做得热情度高一些，室外的温度比较低，而室内的温度应该达到高潮。我设想能够和台下的观众做一个更好的交流，可能会请观众上台和我一起表演。这是一个相互沟通的机会，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记者：你这次演唱会有没有邀请嘉宾？
　　罗大佑：这次没有邀请嘉宾。其实，我在音乐上的朋友蛮多的，当我“招兵买马”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助阵，但是假如我的演唱会总是看到很多人的话，那久而久之人们就无法习惯我一个人的演出，所以在西安和深圳的演唱会我只请了齐豫一个人做嘉宾，毕竟是个人演唱会嘛。

记者：内地有很多人都是听着你的歌曲长大的，大家都很期盼你来内地开演唱会，你为什么现在才决定来内地开演唱会？你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罗大佑：其实，我一直很抗拒开演唱会，不管是在香港、台湾，还是在内地，因为我生性很怯场，很怕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我还是比较习惯躲在录音室里，只面对一个麦克风唱歌，最好连录音师也看不到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踢我一脚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出来抛头露面的，丑媳妇怕见公婆嘛。这几年我的转变就是觉得可以通过音乐做更好的沟通，我还记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东方之珠》这首歌还是有很多人传唱的，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时代的意义，表达了某种情怀，所以在这个社会中，音乐一定有它自己扮演的角色。

记者：你的巡回演唱会明年会继续吗？
　　罗大佑：我希望可以继续啊，这样和大家的沟通可以多一点嘛。有老本不吃多可惜啊。

乐观老男人

记者：有一些媒体在宣传你的时候会说你是“老男人”，你介意吗？
　　罗大佑：不会啊，“老男人”这个称呼是我自己先提出来的，我本来就是老男人嘛（大笑）。

记者：有些媒体指责你现在开演唱会、唱老歌是在吃老本，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罗大佑：这个嘛……其实，真的看过我演唱的人应该说还是蛮少的，去年从上海到杭州、南昌、昆明、北京、深圳，前后加起来现场听演唱会的也不过只有10万人左右，10万人比起全国13亿人口，太少了吧！而且基本上我是不喜欢上电视的，也很少接受访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歌写好、唱好，是不是吃老本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毕竟我写歌已经写了25年，如果要吃老本的话，我想还能再吃一阵子（笑）。

记者：你在很多地方开过演唱会，谈谈对各地歌迷的感受吧。
　　罗大佑：香港人很现实，但是香港的音乐制度很好，台湾就比较自由一些，但是可能自由得有一些过火吧，一点小事就有人上街抗议，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显得乱糟糟的样子，很有一种不安分的气氛在里面。我觉得研究各地人之间的差异特别有意思。我是到了“风吹草地见牛羊”的草原才知道人要真的学会骑在马背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此。我现在想哪一天去住住爱斯基摩人的冰屋肯定也不错（笑）。

记者：之前你说过自己是“最怕做演唱会的人”，刚刚你也说了自己的内向和怯场，那为什么从去年起，你开始频繁地在内地做演唱会？是不是越来越看好内地的演出市场？
　　罗大佑：我和九州公司合作是从去年的9月8日开始，大家都在摸一个合作的方式。演唱会对艺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我这样的内向的人。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卡拉OK的时候，都是推来推去，说自己不会唱，可是后来唱得多了，有了回应和鼓励以后就变成大家抢着唱了。我觉得卡拉OK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人们变得善于表现自己了，大家从推麦克风到抢麦克风，这其实和我面对演唱会的心情是一样的，一个人要面对几万人开演唱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我来说，我不像香港歌手那么训练有素，像刘德华他们都是有一套很完整的训练过程，从心理到技巧，而我没有。我的家里给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要我做一名医生，要冷静、要沉着。所以，我做歌手就面临很多心理上的突破。尽管我的许多歌很滥，但是有些歌却是别人唱不来的，像《未来主人翁》、《爱人同志》可能别人就很难唱。所以开演唱会不一定是真的要表现自己的唱歌水平，而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感受，一个与大家沟通的机会。我的确是个很怯场、内向的人，以前大部分是在录音室里唱歌嘛，那个环境是封闭起来的，我录音一般是不准别人进来的。

记者：记得有一次你在台湾开演唱会，结束后你说自己是演唱会后最孤独的人，当时你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时隔17年，现在的你还孤独吗？
　　罗大佑：其实在某方面，我的心态还是很相似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演唱会中耗掉自己最多的人，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灯光也打在我身上，所有的乐手都在演奏我写的谱子，歌词也是表达着我自己的想法。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自己耗光，又怎么可能不孤独呢？但现在年纪也大一点了，我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会觉得一场演唱会中我是最清醒的人。

记者：为什么？
　　罗大佑：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吧。像我这个年纪不会因为演唱会上掌声响起来，每个人都大叫“罗大佑”而陶醉。做过医生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很会冷静。所以我是第一个从演唱会的氛围中逃出来的人，第一个回到现实中的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歌手。

记者：演唱会上大家似乎对你过去的歌似乎情有独钟。
　　罗大佑：但是像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定要有新人来取代。流行乐坛总是由不同的人演绎新的歌曲，这才是音乐市场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们不可能违反音乐多元化的原则，音乐是可以共享的，不可能是一个人独霸音乐的一种形式。

记者：流行音乐本身是娱乐的，你做的是流行音乐，但你的音乐又想保持对社会批判的深刻性，你是如何做到一个平衡点的？
　　罗大佑：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一首流行歌曲它要有深度，每个普通人又要能接受，做到这样真的是最难的。像我和李宗盛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又要赚钱，又说自己是艺术家，这样不矛盾吗？我就很欣赏李宗盛的回答，他说：“我很骄傲我可以写出一些歌，有商业性同时也有艺术价值，这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在我看来，音乐其实只分两种，一种好的歌，一种坏的歌。好的歌就是根据心里的真实感受写出来的歌，坏的歌就是人家告诉你他下个礼拜要出专辑，让你连夜赶出来的歌。它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和酝酿，不是心灵里面真实的感受。

记者：可是即使是好歌，也存在一个被大众接受的问题。
　　罗大佑：那是肯定的。其实一首歌是否被大众普遍接受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无法勉强别人的喜好。所以对这样的平衡点我是很珍惜，但不强求的。

神秘新专辑

记者：听说你正在录制新专辑？
　　罗大佑：是的。昨天我还在台湾赶制新专辑，昨晚我只睡了3个小时，今天就赶来南京做演唱会的宣传了。新专辑已经录了三个多星期了，我11月15日一定要把专辑的母带做出来。这次的专辑一共15首歌，是我在之前5年中积累的25首歌中挑选出来的。本来出专辑的工作就够忙碌了，但是之前我已经答应南京的歌迷开演唱会了，所以我还要好好准备，就更忙了。但是我觉得来南京是很值得的，因为通过这次演唱会，我可以有机会和南京的朋友见见面。

记者：这张新专辑还会延续以往的风格吗？
　　罗大佑：我不会因为要出唱片而出唱片，也不会用时间来限制自己。我出唱片一定是有话要讲，是我累积了一些生活经验、对社会的看法、对音乐的理解、对人性的领悟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是对自己的家庭、国家、民族有了切身的感受体会之后的宣泄。我出第一张专辑是在28岁的时候，明年就是20周年。对我来说，出专辑就是袒露自己的心声去和别人沟通的方法，至于它在市场上成不成功也许对唱片公司很重要，但对我而言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只把它看作一个交流的机会，我唱歌一定没有张学友好，跳舞一定没有郭富城棒，长得一定没有刘德华帅，那我为什么能出专辑，那惟一的原因就是我的真诚沟通。

记者：那现在和你出道的年代相比，流行音乐的元素是越来越多了，那你在创作自己音乐的过程中，会不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罗大佑：当然会。我下一张专辑中电子的元素会非常多，我尽量想把电子的音乐和比较传统的乐器结合起来，譬如把一把西方吉他弹出很中国化的乐曲。这个尝试会不会成功呢？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革命性的元素。其实我现在写一首歌并不比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写一首歌更有保证，大家不见得会因为我是罗大佑而买我的歌，和年轻歌手相比，我只是更有名而已，其他的保证都是不可靠的。反过来说，机会和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公平的。

记者：介绍一下新专辑的歌词和制作班底。
　　罗大佑：有闵南语、有普通话，有其他的一些不算语言的人声。就现在，台湾几位电子音乐的高手正在台湾帮我赶工，包括陶哲。

记者：评价一下新专辑好吗？
　　罗大佑：在歌迷评价之前我是不会去评价的。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它卖得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我想花了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应该是可以及格的。

高压演艺圈

记者：你在香港有一个娱乐工场，和林夕、黄耀明都合作过，谈谈对林夕的印象。
　　罗大佑：林夕是和我合作率最高的一个伙伴。他的身体不太好，我前几个礼拜把他从香港拉出来，因为他现在轻易不肯出来。不过，他实在太厉害了，他歌词写到早上7点钟，然后睡觉，睡到下午2点钟又去开会，一直弄到晚上11点钟，12点的时候洗完澡开始写歌词，直到早上7点钟，每天坚持写3首歌词。

记者：香港的音乐人是不是都这样紧张？
　　罗大佑：香港人的优点是非常努力，因为一种机制性的压迫。像林夕目前他可能不会创作枯竭，但他会耗掉自己的身体。相比，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会创作一阵，休息一阵。这可能就是台湾人和香港人之间的不同。台湾是海岛，比较大一点，香港就那么小一块弹丸之地，人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担心林夕的身体，他虽然现在一年能赚很多钱，我还是会劝他多休息。

记者：你刚刚说李宗盛在内地开了一间音乐制作间，那你以后有没有打算也在内地开一家音乐制作间？
　　罗大佑：会的。但我想等到有比较好的设施和录音师再说，现在内地的硬件很好，但是很好的录音师还不多。以后我们可能更多地要引进比较专业的音乐人士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做音乐跟在香港、台湾做音乐的效果要一样才行。我也跟周华健、齐秦商量过在内地办一些音乐学校。我觉得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公司叫做“LOOK创音”，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觉得现代音乐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科技的关系，慢慢地，它甚至应该可以闻得到。

记者：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对你来说，人生的目标有没有发生过改变？
　　罗大佑：大目标没有改变啊，要继续活着（笑）。对我来说，有智慧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反过来说，笨的人就会活得比较辛苦一些。生活本身会提供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思考、去平衡，然后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那人的好处就是都有相同的地方，外观上的相同不说了，我们会一同欣赏电视、电影、音乐、绘画等艺术类的产品，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会有差别，每个人的表现也会不同。像我和崔健就不同，崔健是北方人，罗大佑是东南沿海的人，我们的音乐形态必然有差别，有时是无法比较的。但崔健唱歌比我好听，这是必然的。每一种艺术都有它的空间，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帮人类制造出一种空间，让有限的地球多一点心灵的空间，让大家过得比较舒服一些，不然，大家怎么活啊？

弃医童年

记者：你是从1977年出专辑的吗？
　　罗大佑：不是，1977年是我写第一首歌，1982年我才出了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26岁时，我毕业于台湾台中医药学院，学的是放射诊断科。1977年，在我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学校的宿舍搬到外面去住，整天抱着一把吉他，就想摸索一首歌出来。第一首歌的歌词我自己不太喜欢，但是觉得旋律很不错。几年以后，有一部电影请我做主题曲的配乐，词是徐志摩的一首诗，当时我就把那首旋律拿出来配，没想到非常和谐。

记者：你对音乐的态度很严谨，这是不是跟你做医生的经历有关？
　　罗大佑：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的。我第一次为别人开刀是在18岁的时候，医生这一职业最大的特质就是严谨，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创作歌曲其实也是一个人对生命的歌颂，这件事情同样是不能放松的。我抛弃一个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医生职业去做一个作曲人，我必须要以比当医生更慎重的方式。

记者：从医学界跨入音乐界，这一步是如何迈出的？
　　罗大佑：我父亲是一个很爱好音乐的人，尤其是古典音乐。那时，受他的影响，我听到很多非常好听的歌，那些歌真的打动了我，包括许多古典音乐和国语老歌，我感觉到艺术通过空气传过来的力量不会小于工业的力量、军事的力量或是政治的力量，因为人的心灵是共同的，能让人的心灵产生共振是最大的力量。

记者：你刚开始的音乐是比较随性的民谣，那大家都很疑惑是什么力量使后来的罗大佑越来越能够面对现实。
　　罗大佑：我也不知道直接的原因是什么，但可能和我一开始做医生这个职业有关系。医生都比较喜欢追根究底，譬如病人咳嗽的话，那我就会想到他是否是肺有毛病，我会建议他去拍X光。也就是说医生比较习惯透过现象看本质，医生这个职业的训练时间会比其他职业更长一些，因为有关人命，所以不能只看表象。当你诊断一个人健康无碍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消耗别人的生命，所以做医生的人都会比较罗嗦，喜欢吹毛求疵，对社会的评论也比较多，因为他总想找到病因。

记者：拿音乐对社会开刀可能要比拿手术刀对病人开刀更困难一些吧。
　　罗大佑：可以这么说，而且前者引起的反应和回馈也更严重。但我觉得做人不能想太多，只要我看到的东西是真的，病状是可疑，那我就不能当作没看见，一个医生逃避病症是一种罪恶！

记者：有人说如今你的锋芒比原来减弱了一些，你自己这样认为吗？
　　罗大佑：现在可能还不能这样把我盖棺论定喔，我并没有停止，所以不能说我倒退。

七十二变

记者：你步入歌坛已经二十多年的时间，你觉得这期间乐坛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罗大佑：三十年风水论流转嘛，乐坛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人的想法可以更大程度地依赖音乐去沟通了。从中国本土音乐来讲，以前的民歌像陕北民歌、西北民歌等各个地区的民歌，其实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它与现代流行音乐的不同就在于它无法透过现代大众传媒来传播的。像以前的京剧剧场里，没有麦克风，所以他们要练很尖的嗓子来唱京剧。而现在有了麦克风，再大的场子都能听到你的声音，而且磁带、CD还可以使得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来欣赏你的音乐，这就是科技对于音乐的影响。包括像去年我在上海体育场做那场8万人的演唱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有麦克风，有好的音响设备，它就能实现。我个人认为，天下最好听的音乐就是很多人合唱一首歌的声音。很多人的心灵达一种和谐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是最棒的。

记者：这二十多年的历程中，你觉得自己是在顺应这种变化，还是沿着自己的个性方向发展呢？
　　罗大佑：我觉得是互相协调的。个人是在将就这个时代，时代也在将就个人。我们常讲一句话嘛，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环境变化，人肯定也会跟着在变，改变自己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以前的人用毛笔写信，然后骑马送信，马跑了3天或者3个月才到。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打个电话，发个传真、E-MAIL，几秒钟的时间就到了。科技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沟通的方式。当然，科技也有好有坏，对我来说，它是让人们沟通迅速的一种方式，它当然是好的。但是，你想，骑马3天去看一个朋友，然后再骑马回来，这种诚意在现在是没有的。所以现代科技对现代人的诚意绝对是一个挑战。

记者：随着年龄的增加，你对音乐、对生活的看法也会有改变，对吗？
　　罗大佑：对，那是肯定的。但是与二十多年前的心态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科技进步太多了。现在只要你有一台电脑，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作曲了。因为现在有作曲软件嘛，但是这样写出来的歌曲越来越雷同。当然，它也是有好处的。它使大多数的人可以接触音乐，即使是没有很高音乐天分的人。但坏处是使音乐的原创性不够，我写的歌和李宗盛写的歌、周华健写的歌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科技会使得大家之间的差异变小。所以虽然科技可以使音乐成为沟通的更好渠道，但我不敢说这样的沟通是更诚恳的。

记者：除了科技对你的影响，你觉得商业的介入是否也会影响到音乐的诚恳度呢？
　　罗大佑：商业从来都是介入音乐的啊。音乐从来都是一种昂贵的东西，只是之前介入音乐的商业是一种贵族的商业，贵族肯定能出得起这个钱，一般的平民百姓无法接触到这种商业而已。16世纪时，只有教堂里面有音乐，教堂是最接近神的地方，并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所以音乐在我的看法中，它从来没有脱离过市场。

记者：那在一个商业的环境中，你是如何坚持你原来的批判精神的？
　　罗大佑：就拿出唱片来说，我为什么要坚持到5年后的今天才出新的唱片，因为我要求自己现在每出一张唱片时的心情必须和我在1982年出第一张唱片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是真的有话要讲的时候才会出一张唱片，而不是唱片公司要我出一张唱片，或是我需要钱了，才去出唱片。

记者：也就是说你有自己的坚持。
　　罗大佑：肯定有。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的话，我就晚节不保了嘛（笑），我最怕晚节不保了。写歌也写了那么多年了，如果最后几张专辑是因为钱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随便弄出来的，那我就完蛋了嘛，年轻人完蛋还可以，但老男人完蛋的话就是真的完蛋了。

记者：在出专辑方面，你有自己一直坚持的东西，那开演唱会中，你有从第一场演唱会到现在一直坚持的东西吗？
　　罗大佑：有。

记者：那是为什么？
　　罗大佑：我几乎每一次在演唱会前都会对自己说，这个舞台你敢上来，你就别怕死！我每一次演唱会都是抱着上战场的心态，对艺术家来说，最好的展示地方就是在舞台上，就像战士最好的发挥地方是战场一样。

之乎者也

记者：你是一个音乐家，你觉得自己最理想的发挥地方是舞台上还是作曲间呢？
　　罗大佑：我觉得自己的有些歌是很不容易唱的，必须要我自己的破锣嗓子来唱嘛（笑）。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有些歌必须在黄土高坡上唱，有些歌必须在城市里唱，所以每首歌都有自己的舞台，人也一样。

记者：你以前写过《未来主人翁》来描绘当时社会尖端力量，如果，现在再让你描绘一下他们，你会写怎么样的歌？
　　罗大佑：可以是情歌，写成熟人的爱情观。就像我离婚之后为李烈写的一首歌，像这样经过几十年情感上的起起落落之后，我写下了“青春年少承诺时的勇气比不上回心转意担当住的珍惜”这样的歌词，我觉得成熟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年轻人不太容易有这种感情。情感它会是一路发展、一路延续的。上帝造人不是只制造了一种人，而是制造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太不一样了，地球就是靠着阴阳、晨昏协调运转的。

记者：觉得你说话中有点宿命的味道。
　　罗大佑：对。我觉得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前，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今天我到飞机场，工作人员连我的指甲刀都要没收，因为我是弹钢琴的，会随身带指甲刀。因为那一场恐怖事件，连我弹钢琴都要受影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的变化方向、尺度都是很难预料的。一旦出了状况以后，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作为一个音乐人，你理想的音乐状态是什么？
　　罗大佑：理想的音乐状态就是让自己的感受能够真的通过音乐表达出来，但首要前提是你要真的去生活。我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我走在街上，比较少有人能认出我。我想在这一点上，刘德华、张学友他们会比较辛苦一些。因为我是一名作曲人，作曲是一个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过程。要做好曲就必须有自己幕后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幕前的表演。

记者：你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你觉得自己过去的47年中，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罗大佑：最大的成功就是没有让太多的人认得我啊，我可以有观察的空间、创作的机会。如果我走到街上，大家都要跟我合影，问我要签名的话，那我就完蛋了。一个人一旦成为明星，他就无法再创作了，因为每个人都把他看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异样的人。

记者：你觉得内地的流行音乐与港台的流行音乐差距还有多少？
　　罗大佑：差距会越来越小，像李宗盛已经在上海成立了音乐制作中心，我以后来内地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因为都是中国人嘛，我们之间的沟通应该越来越多。加上科技的关系，全球化的倾向会越来越明显，沟通会越来越快，音乐制作、写歌词的方式或者对好歌的感受也会越来越接近。我相信未来5年之内，音乐会有更快的飞跃。

记者：目前，你比较看好哪一位年轻的歌手？
　　罗大佑：年轻的歌手不敢讲，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大了嘛，老男人去评价别人不好了（笑）。但是有一点，进入乐坛这一行，假如没有十年以上的决心，要想发展成什么样是比较艰难的。因为这个行业不像做医生，如果考试都过关的话，学校会给我一张毕业证书，这个行业没有人会给你一个证明，会保证你的演唱会会有多少人听，你会达到某种成功。这个行业是相当不稳定的。惟一的保证只有自己给自己的承诺和信心。即使有足够的天分和信念，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记者：你觉得台湾乐坛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是成长期、成熟期，还是糜烂期？
　　罗大佑：其实每一个事业都有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你现在的成熟也许下一刻看就是成长，成熟太过就会糜烂，而糜烂的同时也有新的成长。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所以我是永远抱着希望，虽然这个事业目前有许多的问题存在，但人如果放弃对明天的希望的话，人就不会存在了。

记者：时势造英雄，如果你晚生20年，你觉得在流行歌坛上，你会有现在的成绩呢？
　　罗大佑：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我常常在想，假如贝多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肯定是个摇滚歌手。因为他不会弹钢琴或是拉小提琴，他肯定是弹电吉他。

再唱恋曲

记者：你怎样看待婚姻与爱情？
　　罗大佑：我觉得婚姻与爱情是很不相同的。婚姻是一种合约，爱情是两人之间的一种承诺，我比较相信承诺，而不相信合约。很多人是喜欢签合约，然后到处悔约，拿了钱就跑人。婚姻这个合约还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终身合约，我们现在签的一般都是两年或三年合约。一个人如果签了终身就完蛋了，因为两个人很难同时死掉。当有一天一个人突然去了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我比较相信感情是一辈子的，但婚姻就很难说。

记者：很多人说天才是不适宜结婚的，你认为呢？
　　罗大佑：我可不是天才啊，我只是有一点天分，耳朵比较灵敏，愿意下苦功，我愿意抛弃掉一个我已经念了7年的医学，去投入生活、表现生活的人。我不太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歌手，倒是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作曲家。我真不是什么天才，我也结过婚啊，也失败了啊。

记者：和李烈分手后，现在有新的爱情目标吗？
　　罗大佑：新的目标暂时还没有，我和李烈分手后还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公司的开销我们俩一人一半。她做电视，我做音乐，我们还在相互支持。毕竟感情是一辈子的嘛，我并没有把婚姻想成结了婚就有了一辈子的保证，离了婚两人就要反目成仇。真正人与人之间讲缘分的话，只有感情是一辈子的。那我相信人不应该放弃希望，人不应该放弃对自己爱过的人的希望。其实我和李烈还是可以用爱去面对以后，只是现在需要用一段距离把目前的不愉快消散掉。

记者：你觉得你和李烈之间还能继续以前的爱吗？
　　罗大佑：当然有可能，爱还有很多种啊。一见钟情的爱、百年好合的爱等等，各种各样的爱。我们可以换一种爱来继续嘛。我是一个矛盾的人，但矛盾的人的优点是会思考，他不会觉得思想是单方向的，而是会寻找更多的契合点，对爱情也一样。

深秋的上空，荡漾着罗大佑的歌声，像秋日温煦无力的阳光，又像若即若离、拂面而过的微风，你拿捏不住，分析不清……而，你的心房，早已成为他的俘虏，因为，爱只是心灵的承诺，也只属于懂爱人的心。

（原载《东方文化周刊》，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