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罗大佑的歌,是我在台湾呆过的那段日子。一头蓬松的长发,一身素黑的打扮,一幅愤世嫉俗的歌喉,为台湾流行乐坛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风暴。
有人批评他的歌太尖锐,有点不近人情。也有人觉得他切中时弊,敢怒敢言。姑勿论外界对他褒贬如何,他很少站出来为自己做什么解释,只有新唱片推出时,他会偶尔在荧光屏亮一下相。
所以,当我获悉他这次来港任亚太流行歌曲创作比赛嘉宾、并有机会采访他时,心中是半惊半喜。喜的是终能与这位极少曝光的歌手会面,怕的是他在荧光屏(或唱片封套上)给人的那种沉默寡言、带点冷峻无情的愤怒青年的形象。
约见地点是在风和日丽的海傍丽晶。我请了钢琴家罗乃新与《突破》摄影师黄凤玲随行。
坐下不久,即看见一个戴着墨镜,身穿啡裤,灰底花图案T恤衫的高大男子,大摇大摆地走下楼梯。虽然脱下一身漆黑的招牌打扮,我们还可从他带点“之乎者也”台风式的步伐中把他认出来。
他一看到我们,既脱下墨镜,露出了黑白分明的双眸,头发短至刚及耳际,一派精神抖擞,活力知足的模样。
“Let's go Dutch,我们自己付自己的……青春有限,赚钱不易嘛!”他接过侍者递来的餐牌,来了这么一句爽直的开场白,扫清我先前的疑虑与不安。
结果呢,我们都跟着他,点了餐牌上最经济营养的菜式—三明治,喝着白开水,坐在布置豪华的咖啡厅内,聊起童年,聊起音乐,聊起家国的将来……
乡土情怀
罗大佑的歌,有一种浓郁的乡土情怀。他在繁华闹市长大,对音乐产生兴趣的过程来得有点传奇。父亲是医生,自小家庭环境不错,加上那个时代的台湾,让孩子学钢琴时间很风光的事,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把小小的罗大佑送去学钢琴,还规定他每天放学回家,一定要练习半小时。回忆起那段童年岁月,他说自己”恨死音乐了”,一直到小学六年级,开始接触西洋歌曲,在琴键上学习自配和弦,自发地投入对音乐的追寻。
至于那份乡土浓情,却是他童年的一个片断剪影。有一段日子,由于父亲被调至宜兰医院当内科主任,一家终有机会远离烦嚣的台北闹市,往仍是穷乡僻壤的宜兰暂住。
“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街,四周都是田野……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却是我这一辈子记忆最清楚的日子。”那时候,他学会了捉蚯蚓,偷摘人家的葡萄,也孕育了他对大地的一片深情。他直言很喜欢这种接近古往的生活。
不与世俗妥协的歌手
自步入歌坛后,罗大佑就以一种不与世俗妥协的姿态出现。第一张唱片“之乎者也”道出对世态的无奈,随着的“未来的主人翁”涌现一股对时代的控诉和激情,至最近的“家”,那些憤怒的情緒,好像平伏下來,心灵似有了依归之所,给人一种较温馨的感觉。我尝试向罗大佑道出我对他歌曲的这些看法。
他边听边闪烁着疑惑的眼神。“‘家’当然容易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但这并非我想要表达的感受。”自第一张唱片到“家”,歌曲内对社会的控诉与愤怒的本质并没有变,“家”只不过是换了包装而已。
“‘家’代表了我对家乡的一个梦想,我在那儿努力了很久,后来发觉整个价值结构早已解体,政治问题太多了,很多事情不是几个人的力量可以解决的,我失望透了……”原来他眼中的“家”,并非狭义的家庭,而是指哺育他长大的土地。
“给我个温暖的家庭
给我个燃烧的爱情
让我这出门的背影
有个回家的心情”
-----------家2
知道他创作的本意,再重新回味歌词的每字每句,愈发体会他那种对家国的辛酸与无助。既是不得志。在“家”推出后不久,他就只身赴美,原理那个曾令他落泪的故乡。
至今,虽然他已经在美国呆了一年多,但谈到家国的未来,还是可以从他收敛起笑容的脸上,找到一份深藏的抑郁。“香港是个很有文化的地方,台湾也是。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台湾也被日本人统治过,难道中国地方一定要交给外国人统治才会变得有文化,懂的自律吗?”他说这是近代中国人的矛盾。谈到这里,大家都沉默下来,谁也不敢贸然给一个答案,但在屏息静气中,我感到那股一脉相击的抑痛。
“对不起,跟我谈话很容易感到沮丧。以前‘未来的主人翁’一出来,好多人跟我说,听我的歌心情会变坏……”的确,和罗大佑聊天是件既愉快又沉重的事。他对事物观察敏锐,提出来的问题常是发人深省,是那种表面洒脱不在乎,但骨子里却对事事都执著认真的人。
歌曲一定要有信息
我把话题转到他对音乐的理念上去。他要求自己的歌曲,一定要有信息(message),“流行歌曲的功能就如报纸一样,把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细节记录下来,等后人翻看的时候,能从中了解这个年代的人的生活方式。”
基于这样的理念,罗大佑在他第一张唱片中,写下这样的一句自白:“请开启你通向心灵的耳朵---至少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从这句话,我们多多少少可看出他对创作的一丝不苟。所以,他歌曲中流露出来的感情,永远是浓得没法稀释的。听他的“超级市民”、“亚细亚的孤儿”会象苦茶般难咽,但听他的“恋曲”、“错误”又可以浪漫得象杯浓酒,叫人心醉。
任何艺术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定遭遇过不少困厄与挫折。对罗大佑而言,那又是些什么压力呢?
“不知如何把那份对生活的感受化成音乐,化成文字。”他认为任何艺术品若不能感人,都是一文不值的。一个艺术家应是一个感情的兜售者,他对事物的感受一定要比别人深才行。至于一般新星所受的压力,诸如要任唱片公司的老板摆布,歌曲被逼走商业化路线等,罗大佑坦言自己这方面的压力较少,因为他第一张唱片是向人家借钱录的,以后更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
古典与流行的对话
这时候,沉默良久的罗乃新开始发言了。她对罗大佑的创作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共鸣。他们的一问一答,恍似古典与流行音乐一道推心置腹的交流。为了保持真实,特将谈话内容节录如下。
新:曾有一段日子,我觉得音乐是一门自欺欺人的艺术。我在表演时,只不过把内心的抑郁藉音乐向观众发泄,对那些只想找娱乐消遣的观众而言,根本起不了作用。我甚至认为,就算是一个清洁工人,不上班三天,办公室自会臭气熏天,但若我停止演奏,没有人会感到难过……
佑:对。所以我觉得如何“兜售”情感很重要。可惜在东方人的社会里,同伴同行的支持不足。我有位朋友住纽约43街旁边,一个艺术家聚居的住宅区,你若搬到那地方,每个人都是知音者,应该不会有目前的困惑。
新:以前,我一直觉得流行音乐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发泄工具,古典音乐比他高尚多了。但逐渐,我发现流行音乐原来是充满娱乐性,而且可以与观众打成一片。
佑:我始终认为,古典音乐有很多的限制。从前,一个年代就出了舒伯特、肖邦等伟大作曲家,但渐渐地,古典音乐已从教会宾座的殿堂下到民间。至摇滚乐的出现,将音乐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古典与流行音乐,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只不过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古典音乐是时间的东西,流行音乐是空间的。但现代人实在太忙了,哪有时间接触古典音乐,所以流行音乐才渐趋普及……
整段谈话中,罗乃新很羡慕罗大佑目前的生活组合—靠行医过活,又可不受限制地发展他的音乐事业。罗大佑则一直劝喻学西方乐器的她,要迁到西方的泥土,音乐生命才能长大茁壮。
言谈间,罗大佑一再提到美国。我倒想知道,这个搞东方流行音乐的人,踏到西方土地之后,又是怎样的一番感受?
“美国对我的冲击,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反省。我住在曼哈顿,发觉美国人的生活都很朴实,更体验到人生真正的学习都是来自生活本身,也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感情深厚,有根有基。”
(原载《台港与海外文摘》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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