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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墨镜，叛逆不驯的罗大佑，
忽然在台湾的歌榭上消失。
两年以后，他悄悄地在香港出现，
在他写的一本新书上，
他宣告了罗大佑的死亡！
这第一手话题，透露了他对
台湾歌曲检查制度、以及对
台湾的影艺新闻和记者的批判。
细说他对台湾的政治、蒋经国、以及
他新的身份认同
和他最新的艺术剧作的告白……
撰文：Kirby Coxon
译者：曾伯尧
第一部/新闻界
柯比（Kirby 以下简称[柯]）：你的经济人曾说：“并非罗大佑讨厌新闻记者，他只是不喜欢他们的职业。”
罗大佑（以下简称[罗]）：我自认是一个不善于面对群众的人。尤其是新闻记者。你得非常技巧，因为你当然总是都希望得到正面的报道。
柯：你与新闻界的关系怎么样？
罗：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早期，他们对我相当的友善。别忘了，是新闻媒体制造了象罗大佑这个明星。只有新闻媒体有这个力量。我不会对他们有不公平的说法，他们是塑造[罗大佑]的人们啊。他们使他成了明星，又对他不公平吗？我不知道。是，同时也不是。
柯：你认为新闻媒体在你与张艾嘉分手中扮演着某种角色？
罗：在一个程度上当然有所牵涉（在双方关系上）。因为一种关系就是一种关系。每一个人都希望这种关系单纯、隐私。如果新闻媒体试着介入，他们会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除非，就象我也说过，你是一个善于应付他们的人。可惜当时我太年轻，就不晓得怎么去应付。
柯：那么，你对台湾新闻界的主要怨言是什么？
罗：他们甚至想要不必跟你谈过话，就要报导你。你可能从未见过那个记者，可是你却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报导你的想法、你有什么感受等等，可是你却一直不知道他们是谁。这种事时常发生时，就令人极不舒服。这些事情，在我的书中全提到了。你可以看看。
柯：谈谈你对台湾报纸的看法？
罗：我不认为他们受过很好的训练，他们经常过度的歪曲事实，糟透了。当时的台湾，报禁尚未开放，报纸的发行量有高达百万份的。因此，你面对的是上百万的民众，而报纸总是任意来描述你，报导者控制了舆论。他们才是超级巨星。
一个记者客观地去报导某件事的好坏对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台湾，他们则零用报导去明显地表达个人的好恶。他们如果喜欢你，你就是个好人，反之，你就是坏蛋。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很糟糕的事。我本身是个医生，我以人性的观点平等看待每一个病人，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
第二部/出版检查制度
柯：你的作品被台湾政府检查过吗？
罗：那当然。最坏的是，甚至你在写歌词时，都得想到检查。这正是我极力想避免的。我努力要在创作时不去理会它，只写我自认该写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但即使是你故意试着巧妙地去回避它，你本身依然受到它的影响。这对音乐创作而言，是极不健康的。
柯：官方的检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呢？
罗：我到新闻局里，解释歌词，他们的态度似乎很开放，但就是不能让某些歌词通过。我们之间沟通不是那么美好，但还可以啦。彼此观点不同，沟通自然不能百分之一百的完美。
有一位在新闻局里的小姐，还是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很帮忙，但她也认为[之乎者也]这首歌，会对社会有不良影响。他们自有他们的立场。
柯：他们改过你的歌词吗？
罗：哦，当然，他们修改过我的歌词。我得修改到他们觉得满意为止。因此对付他们你要非常机灵。这种事，的确叫人感到很不舒服。
柯：你怎样去应付这些检查制度？
罗：我必须有能力以很技巧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政治题材。你只能推到某一个边缘，稍一过头，歌就被禁掉了。但我常常能把我想说的说得不过头。我有这个能耐。
因此，整个情况变得很奥妙，我真不喜欢在创作音乐时玩这种猫捉老鼠游戏，那不是真正的我。
柯：[亚细亚的孤儿]是属于这类的歌？
罗：是的，实际上我指的是台湾。我父亲的朋友（译按：即吴浊流）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亚细亚的孤儿]。但我必须对新闻局说，歌里指的是关于难民的事，不然，这一类的歌根本是没法儿通过检查的。
因此，我觉得如果说我一定得老是处在这种勾心斗角的情况里，那就拉倒算了我不干了。那实在太复杂了！
柯：这是你定居香港的原因吗？
罗：是啊。
柯：在目前政治环境较自由开放的情况下，你的音乐可能被允许吗？
罗：我想是会吧。整个局势都在改变，他们也应该不再象当时那么严厉了。但是检查制度仍然在那儿，人们已经习惯了。
柯：你对于艺术创作的检查有什么看法？
罗：每个国家都有检查制度，只是程度不一，这是一个媒体上的问题。我不认为检查制度本身是错的。我受不了的，是明白跟你说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那种检查制度。我认为要禁就禁没关系。他们并不禁止音乐创作，只是不准你上电台或电视。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方式写我的东西，我仍然可以卖我的唱片，没有人叫你不要再唱或不准再写。
第三部/公众形象
柯：你的公众形象的象征是什么？黑衣加墨镜吗？
罗：我想，我原是一个整天都必须穿白袍的医师，而在舞台上的角色则是一身黑。站在舞台上面对上万名的群众，强光照着你，对我来说并不能那么自然。黑色的打扮，也算是一种保护色吧。
那家伙在人们身上投射一道阴影。许多的期待、矛盾和过去的幻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穿一身黑，戴墨镜。他可以同任何东西混合起来，黑色就是黑色，没有其他颜色能改变它。这是一个蛮适合去混合思想和感情的媒介。这并不是那么叫人舒服，但却是正确的。我对音乐有自己的想法。我想专心致志于音乐。我不能花太多心思在听众上头。
柯：对于台湾的一般大众认知而言，你这种公众形象为什么那么负面呢？
罗：我想，黑色对人们有一点儿是一种挑战吧。如果你是艺术家，你的言行与众不同，却无所谓对与错，但不管个人或群众，中国人对于不与己同的事物、个人和观念很敏感的。中国人只有认同熟悉的思想或行为的倾向。如果，他们认为你可能危害了社会价值，他们就会审判你。审判是一种可以防止某些事情发生的工具。人们使用道德判断来消除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他们消除这个、消灭那个，到头来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只有一模样儿。
这也是一个[面子]问题。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他们就不会这么生气。我想我是说出真相才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如果人们说：“你的音乐与众不同”或是：“你跟其他写歌的不一样”，我会比较舒服一点。可是他们把你跟你的形象做联系起来，而我的形象往往遮掩了我的音乐。
柯：你的形象有什么问题吗？
罗：我不会说那不是我，但那个假货实在又不是我。整个环境都在期待某种东西，所以当我的音乐一出来，许多人就说：“这就是了！”而“那个家伙”被过度的宣传与赞美，使他失去了自我。如果整个方向正确，那还是好的。如果方向偏差了，那就很危险了。“那个家伙”被过度夸张以后，使人们对他产生了更多的期待、更多的赏识，到头来带来更大的失望。
柯：方才你常以第三人来描述罗大佑，好像他是另一人似的。
罗：他们（新闻媒体）创造了一个人，这人又不是真正的我。我想……“那家伙”已经死掉了。那个穿黑衣戴墨镜，那个为台湾背负了“使命感”、为民主奋斗的罗大佑，死了！……是的……他（大笑）。旧形象已逝，那个罗大佑也不应存在，因为，我不想要那种人格。如果人们都期望你有更多的抗议歌曲，并期望你人如其歌，对我来说，实在相当危险。你若事事如人所愿，那个负担就实在太大了！因此，这儿有两个罗大佑，一个一定得死去，一定是那一个罗大佑，而不是这一个罗大佑必得死掉。
柯：这是你最近出这本书的原因吗？
罗：是的。这本书并不是对于我在台湾时的一些经验的批评，只是表达我的态度，我要为那个逝去的罗大佑负责。罗大佑死了，他在台湾住了30年，他曾是个收入颇丰的医师，也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却不能适合那个社会。终究，我有责任把为什么他得离开台湾，为什么他要死掉这件事说明白。这本书是相当个人的，是我自我的评价。
第四部/对台湾的看法
罗：回顾台湾历史，台湾是一个充满冲突与矛盾的地方。它被荷兰、满清、日本，最后被国民党统治过，它也一直未与中国大陆有过适当的关系，台湾的地位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是相当矛盾的。
台湾人承担了这种矛盾，如同过去的模式，这里充满了这样的性格。
国民党不允许台湾独立，事实上他们的统治也算是一种台湾独立。事实上，我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是台湾独立的最佳行动。整整40年，国民党严禁台湾与大陆交往，不许台湾人民谈论台湾独立，但他们实际上却在干独立。对我来说，我宁可让现况持续下去，看看到头来会发生什么事。
柯：你曾有过政治上的贡献吗？
罗：当然有。政治是个人的积累，是人类资源的积聚。政治违背了人的功能就是错的，如果合于人的功能就对了。政治必须来自人民。尽管我没有很明显的政治立场，但我的政治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否则，你要在你的歌曲中去说什么呢？你谈到家、谈到人的关系及人类等，那就是政治啊。
柯：你对反对党认同的程度如何？
罗：我是以人的观点来认同他们的。我之所以认同他们，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制度是如此混乱，而打破那许多政治禁忌是一个真实的政治问题。我认同在野党，是因为整个制度并不管用，到处有许多的不公、不义。如今，情况不同了，国民党在变，反对党也在改变，每一个都对对方指指点点的。
柯：你对蒋经国的印象如何？
罗：我相当推崇他。他是相当地受到误解，可是最后证明他是有心之人。蒋介石曾告诉他为了国民党而拯救中国，事实上蒋经国做的是很“不忠不孝”的，因为他并未遵照他父亲的意志。许多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他应该早一点搞改革，但他只有一个人。他有他的重担，无法任所欲为。他并不是一个国王，他虽能控制局面，却也有其限度。
第五部/民主制度
罗：台湾只有40的时光去培养民主制度和追求自由，你应该多给它一点时间。美国也不是几十年造成的，要花上二百年才造成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我们应该长期坚持下去看看它的成果。民主有如肌肉，是靠自己锻炼出来的。你无法自别人的力量中取得的，你要有强壮的肌肉，得自己去努力，每天做30个伏地挺身。
柯：自1984年出版《家》这张唱片后，未有新唱片，你对这张唱片失望吗？
罗：是的，在音乐上我对这张唱片不满意。它没有音乐性。实际上，这张唱片卖得还不错，大约是7万张，我知道确是有问题的。也许是我当时想制造的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1984年和85年，台湾的情况很不好，是一个剧变的时代，许多价值正在消失，许多事物在崩散，人民缺乏信心。同时，有许多人开始对台湾发生的事有了政治意识，抗议事件层出不穷。我不想使我的音乐具有破坏性。在当时环境下可能是由破坏性的，因为你不再感到温暖了。我希望在音乐中有温暖的感觉。因此，我写了《家》。我想传达的是“这是我们的家——台湾，让我们对这块土地应有感激之情”……。也许效果并不好，但我的确尽力去说出一点什么。情况是，我试图创造的情境并不存在。如果你试着这么做，结果也一定是一样的。讽刺的是，在出版了这张唱片后，我就离开了我的“家”——台湾。
柯：何以在事业的高潮中，你突然一走了之？
罗：回顾1984和1985年，由于政治上的变化，台湾在政经上都有很大的矛盾。如经济丑闻、新的反对党、中国大陆的压力等。整个情势迅速的转变，我则象是个站在第一线的、一个曝露在媒体中的歌手、一个似乎在他歌中表现许多社会关系的人，而我失去控制了。在这个剧变中我未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我的双脚并没有坚实的踩在这块土地上。
人们说，我是青年一代的代表，我为他们吐露心声。可是，我从未曾说过我是他们的代表，也未曾说过我是抗议歌手。这些头衔都是人们加上去的。我不过是以一个市民的观点说话，人们却将你与政治问题拉在一块，使你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把你当成一个为大家说话的人。我背负了这些期望与失望的重担，以致失去了我以及我希望的地位。而我的目标太大而无法改变事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的消失。
柯：在过去4年中，离开了流行音乐制作以后，你都做些什么？
罗：生活、学习。我在台湾住了30年，形成我所有的观点。如今，我有能力超越在台湾时的限制去观察事物。也许是我的客家血统在体内流动，我安于做一名外国人，不管是当一名纽约的东方人或是住在香港的外国人。我学习了一些新的事务，过新的生活，我的音乐也将有所不同。我写的并不是很多，但自认为不错，足以出版一张新唱片了。这些歌将会有新的音乐、新的方式去叙述歌词。
柯：我们会在你的新的唱片中感觉到什么东西呢？
罗：这很难解释。我很不善于描述自己的东西。歌词尚未完成。但音乐上将很电子化。这是电影《棋王》的主题曲。有两部小说都叫《棋王》，一部是台湾（张系国），另一部是大陆作者（阿城）写的。导演对故事情节有个想法，将两部小说合成一个全新的东西。我的想法是把歌曲放入电影中，实际上，我们把这两件事搞在一块去发展。在我的定义中，这绝不是抗议唱片，我所关切的是生命和人性。这是超乎台湾的一种关切。我已经摆脱了限制与束缚。对我而言，如今台湾已经不是一切了。
总之，我不敢说我能够清晰地说明新唱片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想法。不到最后混合起来的时候，无法知道这些歌曲之间将会起什么的化学变化。
柯：你为什么决定要回去老行当去呢？你能像往日一样在行吗？
罗：我经历了这些阶段——愤怒、迷惑、受限制，离开台湾是唯一途径。如今，消失两年半后，我觉得我的力量回来了。我感受到生命开始要行动了。这是出自内心的，也正是音乐的来源。
我不知道是否依然管用，因为我的音乐已经改变，台湾也已经改变，我本身和我对事物的态度也改变了。我觉得我的音乐比以前写得更出色。我的声音也比以前要好，比以前更强壮，流畅。不管能否和过去一样好，我并不在意，要紧的是尽力去做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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