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大佑离我们还很远时，我们习惯了通过他的歌来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在那个很难买到罗大佑专辑的年代，罗大佑这个名字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果说“披头士”在60年代对美国的“侵略”改变了后来美国摇滚乐的方向是借助于他们有一个出色的经理人和他们在巅峰时期便踏上美国的土地对美国文化造成直接的冲击的话，那么罗大佑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影响完全是在一种没有商业动力的背景下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罗大佑的歌是那么容易深入人心。

在台湾的歌手中，刘文正、邓丽君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大陆流行音乐，“刘邓”在当年告诉了大陆人什么叫流行音乐，带有启蒙性质；而罗大佑则是给流行音乐赋予了灵魂。因此，他的影响更深远，更值得人们去把他放在一个中国文化背景上去讨论。但历史的阴差阳错使大陆听众真正认识罗大佑的时间向后推迟了20年。而这20年正是大陆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当罗大佑站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第一次与他的大陆听众零距离时，人们发现，罗大佑是从一个断代的历史中走来，只有通过“怀旧”这个词才能与恍如隔世音乐巨人站在一起。当那次朝圣般的膜拜曲终人散，罗大佑把自己孤零零地扔在了这个时代。很快，在他完成了大陆9场巡回演出之后，音乐工厂北京“分厂”也宣告成立。

曾在台湾、香港之在过辉煌的罗大佑，如今站在了文化更为悠久、丰厚的土地上，他肯定会汲取营养，试图开创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然而，这个时代不是当年他横空出世的时代，在这个80年代生人决定流行文化口味的年代，罗大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又能接受罗大佑什么？当怀旧的气息渐渐隐没在人们的记忆中后，罗大佑将面临70年代生人和80年代生人两代人的背叛，只有罗大佑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而拯救他自己的只有他的音乐。为此，他在北京精心策划了一场他等了20年的演唱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总是能创造一种现象，华语流行歌坛的音乐现象，上海演唱会引发的怀旧现象，那么，罗大佑的下一个现象是什么？
　　罗大佑：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新歌是统一一个未来，把自己的历史和新的历史作某一种结合。我写歌写了25年，下一个阶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觉得年底“围炉演唱会”还是很重要的，这场演唱会我准备了20年。而上海音乐会是第一个批下来的，我根本没时间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上海演唱会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人们是带着怀旧去寻找多年前带给他们的感动，但这样的感动一次就够了，下一次怀旧爆发还需要时间积累，如果70年代的人不再对你怀旧，80年代的人又对你很陌生，你可能会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你该怎么办？
　　罗大佑：我现在写了25首歌，我希望能创作出未来，如果没有未来，罗大佑就黔驴技穷，所以要把以前的观众拉回来。在我们这个年纪基本上都不买CD了，现在的音乐市场是为20岁以下的人准备的，但让我还有一点信心的原因是有这么悠久历史的国家，她不可能只为20岁以下的人去做音乐。一个创作者，他的创作会一路改变，不会在30岁时就被更年轻的人淘汰掉。

三联生活周刊：一件事情，一旦变成符号，就只有研究价值，而没有欣赏价值了，在上海演唱会之后，你成了一种现象，成了怀旧符号，大家真正关注的是你这个人创造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你的音乐，这好像不是件好事。
　　罗大佑：如果我的音乐经不起检验，只能听两三个月，我也不会出唱片。1994年出版了一张国语专辑《恋曲2000》，后来出了两张台语唱片，中间也不断创作、摸索，但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数字时代和模拟时代最大差别就是可以拷贝。对我来讲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轮回。我在考虑音乐创作上的一个轮回，一个时代契机的轮回，我不断摸索，不断失败，人们只看到我写歌成功的一面，没有看到失败的一面，没有看到我很多根本没法拿出来的歌曲。

三联生活周刊：你步入歌坛已经有20年了，一个歌手在20年后还能被人关注，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你现在能不能比较一下前10年和后10年在创作状态上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80年代创作《之乎者也》，正是龙应台出版《野火集》的时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蒋经国是在1988年2月去世，这应该算前10年。之后台湾和大陆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90年代是数字时代，80年代和90年代，对我来说是对于社会挣扎的观察的不同，这种挣扎实际上也代表一种时代在变革之下每个人肩负起被生活挑战的命运，但是每个人都经不起这种挑战，他要做出很大妥协来适应现在这种现实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言外之意你后10年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妥协？
　　罗大佑：我肯定要妥协的，我觉得应该妥协。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如果你妥协了，歌迷就认为这不是原来的罗大佑了，因为原来的罗大佑站得太高了，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往下走的罗大佑。
　　罗大佑：当我走得宽了，我必须往下走。我原来只属于台湾，后来又去香港，现在又来北京，我要走的宽，就必须下来一点。在80年代，在一个小的范围允许罗大佑走得更高，因为宽了，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消费者对我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我在妥协。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新专辑是在什么状态下创作的？
　　罗大佑：我自己不能讲这个话，因为太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之乎者也》当年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你觉得新专辑和《之乎者也》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罗大佑：不会啊，“老男人”这个称呼是我自己先提出来的，我本来就是老男人嘛（大笑）。

三联生活周刊：新专辑中你最满意的是什么？这张专辑是否代表你未来的方向？
　　罗大佑：满意自己的创作态度。很难说专辑代表自己未来的方向，很多歌都是过渡时期作品，像《爱人同志》也是延续《之乎者也》到90年代的过渡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这次北京演唱会之前，我替你做了一个调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去过上海演唱会被你歌声感动过的人表示不想去看这次演唱会。
　　罗大佑：最好不要来。这次来看的都应该是当初没有钱去上海的人。上海演唱会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比较仓促，老实说上海演唱会完了之后，我下台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搞砸了。因为有很久没有办演唱会了，很多歌词都忘掉了。也就是说我并不把上海演唱会看作是成功的。经过后来的9场演唱会下来，才让我有了一些经验，把一个历史拉回来，把一个怀旧也拉回来。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观众心理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一直把你当成一个怀旧而不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去看，因为间隔时间太近，即便是在家门口开音乐会，他们也没兴趣了。
　　罗大佑：这样也好，不如让一些年轻人来看演唱会。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年轻人是否会对你有了解？至少8年你没有在大陆出版国语唱片，大家对你很陌生。
　　罗大佑：两个方面，第一，有很多新人出来，包括陶喆、周杰伦，他们都在挑战罗大佑，这绝对是好事。那个时代因为只有罗大佑，所以大家也寂寞，罗大佑也寂寞。那个时代是没有歌曲的年代，现在歌曲很多，这绝对也是好事，罗大佑自己也要经得起考验。不能混了20年，说我是那个罗大佑就可以不努力，这绝对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经不起考验你就下去。我的歌曲里什么东西吸引人？我觉得这张唱片的卖点就是我在用我的心在做音乐，真正卖的是这个东西，而不见得是哪一首歌。第二，我觉得是在探索中文语言在感情上的表达方式，一种语言一定有她的文化，语言和文字是两回事，语言是我跟你讲话时带感情的一种东西，在中文语言里找到一种表达方式一直是我在做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我参加过两次你的新闻发布会，感觉你有时候很喜欢做秀，但是做秀技巧又不如刘德华，很多媒体对你这样做秀也不适应，人们还是希望看到一个人文的而不是一个艺人的罗大佑。
　　罗大佑：我现在比以前能讲话。以前的罗大佑是戴着墨镜不讲话的抗议歌手。但你别忘记罗大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要吃喝拉撒。但两岸之间有距离，1976年我开始写歌，一直到1982年我唱《恋曲80》，距离都很遥远了，歌是不是能表达出一个人最实在最外在的东西，这不一定。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要穿着西装，要面对所有媒体，要拍照，拍照的时候我就需要这种状态。而你听歌的时候，是最近的，是心灵之间最直接的沟通，这和我们现在这样的沟通完全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到底哪个罗大佑更接近真实的罗大佑？
　　罗大佑：那个罗大佑就是写歌的罗大佑，这个罗大佑是一个也需要抽烟、喝酒，晚上睡觉也需要做梦的男人。这就是台上和台下之间的差别。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歌总能传达出一种人文气息，即便情歌也是这样，新专辑是否还在延续这些？
　　罗大佑：它毕竟要回到整个时代我自己的变化，在出《之乎者也》、《家》的时候，我从来没离开过台湾。当人们讨论我那么厉害的时候，环境也在变，时代也不断在改变，包括我们做音乐的方式。前些天我在听80年代出的专辑，我吓了一跳，那么简单的鼓、吉他的声音，现在很容易做出来，在那个年代我要花一年的时间。人文这块跑不掉，当我把人文的东西丢掉，我就背叛了自己，我可以妥协，但我不能丢掉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成立音乐工厂北京分厂的事情？
　　罗大佑：今年3月23日在深圳有一个颁奖，24日我飞到北京，但到了北京我感觉时候已经到了。在短短两个星期我就决定把音乐工厂设到北京。我不晓得为什么，就像我写一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样。只有设厂才能把创作的心情落下来，在台北我写不出北京。我要深化这个东西，就要扎根，它必须通过生意的行为来达到把音乐传播到社会里。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歌坛还会出现一个罗大佑么？
　　罗大佑：肯定会，我自己走了20年，不可能希望他在3年内出现。但能不能借助我让这个人快一点出来？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