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半，罗大佑再次到大陆开演唱会。如果说当初的《围炉》给我们的是一种久违的感动，那么时下的《之乎者也》则更像是一次执着的追问：我们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我们感觉幸福吗？我们仍旧能够确认自己是谁吗？50岁的罗大佑，眼镜的颜色明显变浅了，当他终于能够坦然面对公众的逼视时，提出的问题却仍旧犀利无比，甚至当他自己希望回到中国的传统中得到答案时，也一次次空手而归。

《之乎者也》的变与不变

《名仕》：从1980年代的《童年》到现在的《美丽岛》，世事已然经过了“现象的72变”，但是你的歌对于中国两岸四地来说，每次都引发了很多的共鸣。就此，我们想知道一点：在当下的时间，从2003年的《围炉》到2005年的《之乎者也》，体现了你的怎样一个想法？

罗：从《围炉》到现在两年半多，其实讲句实话，我自己可能不会有改变，但是大环境改变得很厉害。2003年2月18号我开始筹划北京演唱会，正是SARS开始的时候，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正好是……不对，是下一个月，3月18号，那个时候我看电视，布什对着镜头讲，再给伊拉克两天时间，两天不撤出巴格达，就开打。我们都盼着，不能动，不能动，但接下来就是战争开打，然后是SARS进入北京，我公司是4月26号休假，然后我去了香港做一个电影节的评审，来来去去。然后一直到去年，“3·19”枪击事件，再后来恐怖事件一直在搞……我讲这些并不是要拖长这个议题，我相信人是一直在跟着环境在改变。现在这些将军(指2005年8月号《名仕》杂志，封面是14位老将军的合影，编者注)都在这边，其实他们现在已经不用打仗了。我想经过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全世界都意识到战争的可怕。伊拉克战争中，除了这两个国家会牵扯以外，全世界都会卷进去，总而言之，我觉得环境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台湾的改变其实不是很好，从去年的“3·19”事件到现在，大陆方面表现的要好一点，在这种改变之下，人能不能保证尽量不去改变自己的那种根？

《名仕》：以不变应万变

罗：对，你自己所在的这种文化，我们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没有变得那么快。

《名仕》：你想通过这两次演唱会传达什么样的感觉？

罗：《之乎者也》可能比《围炉》要更真实一点。总的来讲，我相信中国的歌曲文化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开发和挖掘。这里面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这是全世界其他文字都不具备的一个特点，一个字，写下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象形、形声、指示、会意、假借、转注，这是六书，写一个马字，它有头有尾，还有4条腿。这种文字本身的结构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沟通方式，而我们的沟通方式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心态。网路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每个年轻人在上网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虚拟实际的心态，大家都会走时尚，最流行的东西，手机变成必需品，以前大家没有这种需要，你没有必要一边走一边打电话，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了，我刚才提出了，假如说我们的象形文字，我现在讲的每一个字都是象形文字，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它不是Wonderful、beautiful，a、b、c一个个剪开来不是字。《之乎者也》就是要说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文化遗产里面，在新的时代里提炼出新的东西，会不会觉得很笼统？

《名仕》：那么，能不能这样问你，从《围炉》到《之乎者也》你想对自己的演艺生涯作一个定位，或者重新定位自己，即从一个歌者转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有，而且这次演唱会从配器到编曲都会有很多民族元素。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就曾经说过，很多音效真的其实只要两根弦就有。(大佑随手用手里的吉他展示了两根弦的优美和声，这让我们想起了用一根弦演奏《碧海潮声曲》的黄药师)它跟几根不一样，我们太习惯用西洋的那种和声的方式，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面对太多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们没有音乐，其实现在有一个蛮可怕的感觉，现在我们递过来递过去的这些CD，越来越多是拷贝的，当CD录下来的，而不是说上面一个歌手在表演。我们太多地用大量的加工音乐的手法去占满它，如果已经多到了那种地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更少的方式更能确定我们自己的生活，确定我们自己是谁。

《名仕》：你现在谈的是音乐的本身

罗：音乐本身含有强烈的一种认同，我们认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音乐我们是用中文唱的，这个文字是老祖宗整个传递下来的，有几千年。我刚才还在和朋友讲，怎么样把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讲出来，孔子当初修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听起来很像老学究，然而第一个就是诗，诗就是一个《大雅》、《小雅》、《国风》。“国风”这个名字取得多好，“国风”就是民间的东西，从这里面两千七八百年前的老先生就已经开始修民歌。

《名仕》：你是不是也想承袭他这种东西？

罗：我不敢说承袭，我只能讲，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东西太多元素可以用到了。我1993年的时候去北京的音乐研究所，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征集到250000首民歌了，现在绝对不止。那么多的民歌素材，我们为什么要从country western、从rap、从西洋音乐中去找？这绝对是很大的一笔遗产，不是说我们就去卖老祖宗，我们自己动动脑筋，不能只靠技术手段，我相信人脑在这个时候是不可代替的。

矛盾与力不从心

《名仕》：你一直在强调用音乐去表达你的想法，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有没有音乐表达不了的东西？

罗：当然有。我会越来越觉得说，像电影音乐，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当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当它充斥在环境里面，什么都变成音乐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音乐反而不见了，太多了！绝大多数乐器，除了铜管乐器以外，绝大多数的乐器，是用木头做的，我相信木头是有生命的。比如钢琴、小提琴、大提琴、横笛，包括鼓，鼓面使用兽皮做的，它是要融入一种生命的，假如说，音乐不是来自于一种生命，慢慢会产生一种旋律的无力感。当它越是丰富的时候，就会越显得无力，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名仕》：那你在设法用音乐来表达你自己的过程中，有没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罗：力不从心？我一直在力不从心的状态下！

《名仕》：为什么？大家觉得你的音乐里有一种很得心应手的感觉。

罗：那都是结果啦！你们没有看到我多辛苦的样子。大家可不知道。别讲其他的，(他拿起几上的2005年8月号《名仕》杂志，封面是14位老将军的合影，编者注)，这些将军相一摆出来，年轻的时候人家怎么打仗的，怎么长征的，跨山越岭几千里路这样跑，岁月写在他们脸上，还有身上的弹孔，满身伤痕。你不能只看到他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样子。

《名仕》：你刚才说力不从心，我们从你的歌里面，和公开行为方面感到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像你公开地剪断琴弦，公开地撕毁护照，您是将这种行为当作是音乐的一部分，还是当你想用音乐去表达却力不从心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现象？

罗：我觉得很矛盾，刚才讲力不从心，这也是我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我对自己算满意的一点是我还算努力，努力了才会力不从心。懒人不会力不从心。有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问我，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种渴望，我相信这种渴望本身就是让你力不从心的感觉，你会渴望填补自己，因为渴了才会望，你要是喝的饱饱的，谁会渴望？

《名仕》：那你接下来的渴望是什么？能具体有个表述吗？

罗：继续不断的学做人。

《名仕》：有些虚哟，这仍旧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

罗：孔子不是讲吗，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你没发现他的人生观不断地在不变吗，你们现在还年轻，等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们就会发现做人的方式其实一直在变。对世界的看法，整个大自然，整个环境、整个世界，都不断在变。我相信如果说世界在变，个人也随之在变，如果别人认为这个人不错，旁边人也舒服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努力。

《名仕》：你刚才谈到有两种状态，第一种做自己的人，属于私人行为；第二个是公众行为。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剪断琴弦，撕毁护照)放置在公众视野之下？

罗：这个我自己也很矛盾。因为，你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假如我说，今天试试让我们回到两根弦，会不会大家去买吉他？而且越买越贵？我就曾经有20几把吉他，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第二个，那阵子不是美国要台湾出兵去伊拉克吗，得有人讲话啊，因为这个不对嘛！两岸之间好不容易好一点，你这样一搞的话，这不干扰人家吗。也许那时我自己情绪比较高，我觉得我在这里面肯定承担某种使命，因为没有人做，我就干了。政府要有一个底线，你不要过这个底线嘛！

《名仕》：用一句中国传统的话讲叫敢为天下先。

罗：这个我不敢讲，起码就是说，我有香港身份证，还有永久居留权。我不少那本护照吧，无论去那里我不少那个东西，回到一点，选择不必那么多，我们的问题是选择太多了。

知天命与传宗接代

《名仕》：你刚才提到说你现在50而知天命，那您知天命的时候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罗：哇！大哉问！突然间想起一句很虚的一个回答，老子不是说吗，“道可道，非常道”，讲出这句话我就不知道了。

《名仕》：我想无论作为听者，还是读者，大家多希望大佑先生来传输一些你所知道的东西，不仅是听你的歌能得到一些人生的感悟，通过一些你的访问文章也能得到一些感悟，所以还是想请你介绍一下知天命的时候的感悟。比如说，今天的访问到这里，我们知道大佑先生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时候，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那力不从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音乐之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罗：有所知，有所不知，因为这个问题要真的回答的话，可能我要3个钟头。(沉吟良久)我知道我自己可以比别人做的多一点点罗，原因是我没有小孩。很多父母无法做出像我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们有小孩，有小孩就有负担嘛、就有生活的压力嘛。你除了喂饱自己之外，还要照顾一个小孩子。

《名仕》：你觉得没有小孩子是你真正的理由吗？

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大家都忽略了传宗接代的压力，这个成本非常高。比如搭飞机回台湾去，遇到台风，飞机迫降，颠簸不停，砰砰砰砰，大部分人不敢死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她)有小孩，不就是因为他(她)有爱吗？而我就无所谓，老子就一条命。我现在学到的，你们都还没有学到。

《名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之所以会写《美丽岛》、会做那些公开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没有小孩

罗：我想一半一半吧，一半是因为没有小孩，一半是为了台湾(人)。得有一种声音，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欺负人不要太过头。得有人讲这种话，做一个事情得有人，没有人就显得我们太怯了，太差了。

《名仕》：呵呵，话题似乎有些“偏”了，我们知道你“50而知天命”的时候知了什么？或者我(张亚辉，编者注)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表述一遍，我今年29岁，我有一个女儿，很多事情我不敢做，就是因为我要考虑到女儿，这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罗：不会的！因为你的品格会自然而然地在你小孩的身上延续，你的小孩对社会是会有影响的，你把她教好对社会是会有贡献的。

《名仕》：所以你刚才说到爱，我想爱谁都有，不论你有没有小孩你都有爱，如果你没有小孩，你的爱会付诸给谁呢？

罗：我想唱歌的人首先应该把歌声传递给听歌的人。至于这个歌是否由你自己来唱根本就不重要了。应该只要听歌的人有感触，听者有意。写歌的时候，出来了，然后灌成CD去卖，《之乎者也》20年前就出过。我都有说过，文化有生命在，重要的是传承。你看，你们采访过的这些老将军，我觉得很震撼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很年轻过，都是从最基层的部门开始干起，然后……讲最肉麻的一句话：爱国嘛，这不用讲。他们也曾付出感情，他们也才会戴这些勋章，他们为了什么？我觉得有些话不用讲，讲出来就太肉麻了。所以我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是一种传承，你怎么把自己的小孩子教好，像学校里经常讲，大陆也这样讲：“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你只要把父母的生命传承下去，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自己想，我设法将自己解脱出来一些，只要我父亲身上的缺点我少一点，我父亲身上的优点我多一点，够啦！他应该开心吧。

《名仕》：你觉得改变了你一生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罗：最快的回答，假如说我现在在做演唱会、写歌，我相信是我父亲过世。我父亲1998年过世，我当时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人的传宗接代的事情，我父亲传给了我，我没有这个负担。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年纪，在这个时代，它不是巧合的。2年半以前，SARS过去有很大的改变，12年来我们这个都市那么大的转变，这都不是巧合的。

《名仕》：有没有想过为您父亲写首歌？

罗：我为我母亲写过歌，但我相信为父亲写歌会更难。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6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谈钢琴，我走上音乐道路就是因为他。

比《美丽岛》更美丽的

《名仕》：刚才你谈到两岸的关系有所好转，你的歌好多内容涉及海峡两岸的，你对目前的状态怎么看？

罗：算是满意，今年到目前为止算是满意，去年很坏。我认为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而且像《美丽岛》这张唱片是去年11月出的，让我很满意的一点，它是出在台湾最坏的时候，很多事情真假莫辨，老百姓讲不出话来，各方面很复杂的情况。我相信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名仕》：您认为最好的时期，是不是因为连战先生过来了，宋楚瑜先生过来了，郁慕明先生也过来了，都是些利好，预示着一个好的开始，大家可能比较认同，是不是有一种表象？

罗：你们看吧，以前双方打得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现在过来你觉得大家还需要打吗？这种情况至少值得我们开心嘛！否则越来越沉闷，找不到答案，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沟通，现在这种情况多好！

《名仕》：你接下来的使命是继续批判呢，还是出一张比《美丽岛》更美丽的东西去歌颂呢？

罗：这样讲，假如说旁边的音乐太多的时候，我就少写歌；当抗议的声音多了以后，我自己就会写一些情歌，当不再抗议的时候，我就会站出来，我想追求一种平衡。

《名仕》：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好，在这个越来越好的过程中你打算做些什么？

罗：我想会继续写歌，但是自己的歌曲会变成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不能保证的，我们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一定会变成怎么样，就像我不能保证说今天5点钟暴雨就会来一样，谁会知道“海棠”完了之后，又会有一个“麦莎”？我明年的音乐会是什么样，我不能保证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我还会努力，矛盾的平衡嘛！

《名仕》：你最近几年也经常来大陆，能不能谈一谈对大陆的观感？

罗：车子在路上开，你会觉得北京这地方确实不错，你们每天生活在这里可能不觉得，我觉得我特别能感觉就是“绿”，叶子很茂盛，每每是一大片，当然是说夏天。去长安大街两边看一看，叶子全都是向上的，这可能是北京1000多年的历史上，从元大都开始，从来没有过的，前所未有的。我1993年第一次到北京来，到现在刚好12年，12年比起1000年来讲，只是一点点。在这样一轮的时间里，蛮短的一个时间里，北京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建起了这么多的楼房。那一次我们在北京逛，一个朋友告诉指着一个4层楼告诉我，那是1955年盖的，当时是北京最好的建筑。50年以前，北京最好的楼房是4层楼。

《名仕》：你的看法有没有表面化？

罗：这并不是表面的，看起来很表面的一些东西，隐含了太多太多的意义在里面。我看到的北京最大的变迁里面，是市容风貌。它的绿色跟建筑物，要知道绿色跟建筑物相处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我想北京已经变成了东方世界的中心。西方世界的中心是华盛顿，对吧，现在是全球性的变局，不止是亚洲的，东方世界的中心，东京不算吧，要和华盛顿抗衡，东京不可能吧，东京不是，孟买不是，更不要提雅加达。这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加上我一开始提到的两年半以前的SARS，这两年半以来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名仕》：那你现在有没有回家的感觉？

罗：随着对这个地方越来越熟悉的话，就会有。12年以前，1993年我来北京录音，满大街都是灰灰的，大家穿的衣服也都一样，要么是蓝色的，要么就是黑色的、灰色的。样式也绝少设计。现在你看，在我公司那边，在华侨村，打开窗户一看，塞车都停在那边，大部分都是私家车。

《名仕》：在大陆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罗：多少会有，但我就不讲了。更多的还是很愉快的经历，我举个例子，今年生日是在北京过的，去年生日也是在北京过的，然后我会想，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过生日的人，怎么会突然过起生日来。我后来发现一点，借机行乐嘛，借我过生日让大家都开心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这个世界，昨天有爆炸案，今天有链球菌，鸡又有禽流感，这还不够，又来海啸，然后又台风，“海棠”完了还有“麦莎”。你还有机会和你旁边的人，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一起开心，这有什么不好吗？

《名仕》：你刚才一直在提到“听歌的人”，很多媒体都把你的听众说成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据我们观察可能不是这样的，你自己是怎么想象自己的听众的？

罗：前几天参加一个什么节目，好像叫《超级访问》，两个主持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以为他们是固定的观众，没想到都是随机请来的，我吓了一跳，很多都是20多岁，我以为都会是些比较老一点的，他们真的太年轻了，而且我的歌他们也都会唱。

采访过程中，大佑先生一直怀抱着一把半新的吉他，时不时弹上一段，手指划过琴弦的声音虽然破坏了音乐的完美，却让人感受到一种铿锵的力量。和他握手时没有留心他小指上一个方形的绿色戒指，竟来去两次被硌得不轻，他个人的棱角也有些像这个新添的戒指，会给公众一些不期待的刺激。正是这些棱角和刺激，使得对于大佑这样的歌者来说，“为谁歌唱”竟然成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原载《名仕》，2005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