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并不在乎你说他老、说他创造力减退，并不介意你对他的出言不逊相激，他总是那样微微一笑，沉思一下，很快脱口而出，让你觉得那是真情和道理。

8月26日，首都体育馆，罗大佑“之乎者也”演唱会。
　　罗大佑把排练的场地放在上海，可能的安排是，在北京举行完演唱会后，上海也将听到他“首先像可能猜错的谜语／不知道如何来放在一起／人生有点像拼图游戏”(《伴侣》)的声音。

《新周刊》：这次个唱宣传语上说，“从现在才开始”，我想这背后一定有你的深意。
　　罗大佑：我这个年龄，到“现在才开始”，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时代，变得太厉害。假如这个时代我选择人生告别，我选择跟前面一个时代一起结束的话，它可能真的会结束。
　　但是问题是，你看现在北京正在起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3年，到现在12年，这12年是前面一千年里面变化最大的12年。
　　《新周刊》：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很想知道你“年过半百”的心态？
　　罗大佑：心态有很多种。我先举个例子，今年7月20日我生日在北京过的，去年是在香港过的。我以前极端讨厌做生日，现在一样不喜欢，我在想，我是怎么突然变成会过生日了呢？是可以跟朋、友跟工作人员有个开心的时间，有个名目，吃个饭，喝个酒，唱个歌，可以聚在一起。这是一种心态。
　　《新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以前你更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现在更注重跟人分享？
　　罗大佑：对。以前更注重自我，现在知道这个自我要跟旁边的人共享，要一起share这种年代，它的意义才真的显现出来。我绝对不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老人，所以说它是一个结束，不如说它是一个开始。
　　《新周刊》：现在有人认为，大佑的歌和大佑平时说的话中，说教的意味越来越浓了，而且经年不变。就我的理解，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你说教的意味浓，是你确实有很多的观念要抛出去，第二种就是说，罗大佑确实老了，他要像个长辈一样去说你们。罗大佑：好，都成立，但我宁可站在中间，我在提醒大家。
　　《新周刊》：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现在80年代的小孩，都很不喜欢大人指指点点提醒的。
　　罗大佑：我有，我20岁的时候也很不喜欢我爸提醒我事情。
　　《新周刊》：尤其是现在80年代生的小孩儿，更加的个性，从来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罗大佑：对，所以他们去追求周杰伦啦，孙燕姿啦，他们自然会有他们的演唱会去听，自然有他们的CD去买，这不干我的事情。
　　《新周刊》：在你“五十知天命”的这样一个年龄段里，你的心愿实现了多少？
　　罗大佑：我相信人的心愿是没有停的时候。你能力有多少，你就要做多少，人家对你有多少期望，你就要付出多少，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饭。心愿是没有止尽的。像你在访问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你的热情，你希望从我身上多拿一点时间，从我的谈话里多拿一些线索，因为你会希望我在回答的时候，深入问题，是说教的情况、提醒的情况也不是点到为止。
　　《新周刊》：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Fans渐渐老去的时候，把你的歌写给更年轻的一代人听？
　　罗大佑：没有。我不觉得罗大佑的歌，他讲述1954年出生的人，他硬是要写给18岁、15岁的人。我就是写这个时代，跟大家共同存在的这个时代，跟我自己旁边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事件、一个议题，所以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原因就是，我们中文的都不会写的，都只用大拇指。用现代汉语去提醒，像bpmf(拼音)，不是ABCD……这个起码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嘛。保持一个传统可能在某方面很八股很说教，但那是你自己的方式。你是过中国年还是西洋年，你是用筷子还是用刀叉。
　　《新周刊》：我在你的新专辑《美丽岛》中仍然能够听出一个老愤青、老文青的态度，你自己是这样认为吗？你认为自己还愤怒还年轻吗？
　　罗大佑：愤怒跟年轻有什么必要关系？
　　《新周刊》：愤怒本身还是年轻人的一种特质，至少是你的青春的一种特质。
　　罗大佑：我不想去解释，我把它解释为一种热情，愤怒只是热情的一部分。
　　《新周刊》：但我觉得对你用热情还不能概括，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狂热，狂就是满怀热情的意思。
　　罗大佑：不是，狂代表失控，热情不见得失控，愤怒更是一种外在的感觉。这个时代最怕失控，你看人民币，它就是不能失控。你看房地产，它不会是先让人民币升值，而是先压房地产，大陆整个的经济控制住。就没有调过来，一调过来就会失控。
　　《新周刊》：你提到了热情，你认为演唱会是歌者最好的舞台吗？你为什么还有热情做演唱会？
　　罗大佑：我把它当一个必要性，把自己的歌唱生命作一个交待、作一个坦白。在这个年纪，我的创作行不行。至于演唱会，不过我宁可说，最好的方式是和好朋友在一起，就一架钢琴、一把吉他，要么我唱，要么你唱我帮你伴奏，因为这个声音没有透过麦克风，它在空气里面的回响最重要，这一刻是永恒的。
　　《新周刊》：就我来看，你更喜欢的是原生态的聚会的方式。
　　罗大佑：对，因为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穿个拖鞋。
　　《新周刊》：这个演唱会是你发自内心特别想去做的，还是你必须去做的。
　　罗大佑：两个都有，因为它是我的工作。我演唱会，有人找我唱，付我钱，点我的号召去找人买票进来，首都体育馆它也得办演唱会嘛，各方面需要一个平衡。“现在才开始”是一个宣言，我必须要对自己有一个宣言，要对观众有个交待，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感触。
　　《新周刊》：你对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是否满意？因为至少在我们外界看来，你的创作力并未衰退，不是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大佑老了，好久没出唱片，一张唱片都拖那么长时间。
　　罗大佑：满意。假如大家要求《东方之珠》、《恋曲1980》这样传唱那么久的歌，新歌都没有那么红，那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有把自己在往上面拉，起码我没有让自己在努力方面掉下去，在热情方面掉下去，或是我冷漠，只是写一些迎合年轻人的，写一些情歌，对这个时代已经无能为力了。起码我没有放弃。
　　《新周刊》：我们做一个报道，你是愿意我们把你当一个娱乐人物报道，还是更愿意我们把你当一个文化人物报道？
　　罗大佑：文化人物不敢讲，我从事的工作是流行音乐，它其实就是流行文化，娱乐，到这年纪我想做生日嘛，至少我想娱乐旁边的人，我想旁边的人笑。大家开心，我自己就开心。娱和乐，都是开心，它在英文里面的另外一种解释是“伺候”，让别人开心，去取悦。我觉得娱乐这个意义太单向了，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被取悦了。对我来讲，它是一个状态。我问你，什么叫文化？
　　《新周刊》：最简单地讲，是人类活动的总和。罗大佑：对。它既然是总和，它就不能是在一个飘荡的状态。你觉得一个人没有文化，是他在浮荡的状态，他没有沉淀和堆积。状态有一种稳定的感觉，我们必须在这个变化时代有一个稳定的东西。
　　《新周刊》：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罗大佑：接下来会弄音乐剧。我得写个跟戏剧、跟更多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它更大，因为音乐剧是几首、几十首歌结合在一起。但是我得结合更多的人，它得有舞台、灯光、导演、剧本、演员、舞蹈者、角色、制作……这个艺术形态如果和空间结合起来，在同一个地方如果能演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像《Cats》一样，就更能代表一种文化的类型。

（原载《新周刊》，200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