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多少年以后，我一定还记得：2000年8月的一个中午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狂奔的情景。那一天，我约好了专访罗大佑的时间，结果自己却因为塞车而迟到了。当我终于冲进和平饭店那套可以俯瞰整个外滩滚滚红尘的房间时，大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静候。看见我气极败坏的样子，大佑立刻站起来，一边跟我握手，一边半带揶揄地安慰我：“不要这么急嘛，又不会出人命！”我笑答：“塞车的时候，就想起你唱的《飞车》来了。”

几乎没有什么寒暄，我们就进入了正题。我无所不问或明知故问，他知无不言且言无不尽。这是大佑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受采访，这是大佑第一次光着两脚把双腿盘在椅子上接受采访，这是大佑第一次用纸巾擦着鼻子接受采访，这是大佑接受的时间最长、问题范围最深最广的一次采访。总之，这次采访，对我和大佑而言，相信都是某种极为特殊的体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大佑在时而理性、时而感性的叙述中所流露出来的执著、率性、博大、矛盾与孤独。

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大佑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高；我和他相拥合影的时候发现，他只比一米七二的我略高少许。

在许多人的生命之旅中，大佑其人其歌何止是光阴的故事，更是青春的证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大佑的思考、悲欢、质疑和成长。

光阴与地域

沉冰：你投身歌坛已经26年，自己就是一则“光阴的故事”，你还打算唱多久、写多久？

大佑：不知道。我觉得唱歌、写歌是对自己创意的严格要求。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唱久一点，最主要是写久一点。（起身拿了一卷纸巾回到座位）作曲家也可以一路走、一路变换他自己的内容，上次我在上海的时候还和王永吉商量将曹禺的舞台剧《日出》改编成音乐剧。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可以慢慢增加自己做的事情。

沉冰：你觉得自己老了吗？

大佑：（一愣，而后大笑）老了！以数字来讲是老了。

沉冰：以什么来讲还不老？

大佑：比起昨天总是老了嘛！那要看每个人对“老”字的定义是怎么样的了，我已经46岁了。

沉冰：（笑）你的潜台词是：比起明天，你总是年轻的。

大佑：当然，比起明天总是年轻的。

沉冰：关于中国各地，包括城市和乡村，你写了许多歌曲：比如关于台湾的《鹿港小镇》、《超级市民》、《原乡》、《台北红玫瑰》等，关于香港的《东方之珠》、《皇后大道东》等，关于北京的《京城夜》、《首都》等，关于上海的《上海之夜》等。我想请你谈谈你与城市及地域之间的关系。

大佑：城市就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你想，你在社会上一定会和人接触，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很难一一讲清楚。作曲家就像摄影家一样，每个人捕捉都市的方式都不一样，像《东方之珠》啦、《上海之夜》啦、《台北红玫瑰》啦，都是这样写成的。我也在纽约的曼哈顿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觉得很难去比较。好像摄影家到处留一些照片下来一样，写歌的人也到处留一些歌下来，等于是把它记录下来。

沉冰：我觉得似乎你随便写哪一个城市，都能把这个城市的特质和魅力传递出来。

大佑：（正色道）哦！绝对不是随便写的，你用词用错了！这绝对不是随便写的，其实自己花了蛮多心思去观察。像《皇后大道东》，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香港。我刚才讲“不是随便写”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也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观察的。《皇后大道东》这个歌也是写得蛮久的嘛，从有那个曲子、有那个idea一直到写完出版，也有5年的时间；《东方之珠》差不多也写了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愿意花自己的时间，从比较敏锐一点的角度去观察香港回归这件事情。

沉冰：《东方之珠》是在1986年首次发表的，你说它写了5年，难道你在1981年的时候就对香港问题如此关注了？

大佑：（急忙解释）不是、不是、不是，86年那个是粤语版。

沉冰：关正杰唱的？

大佑：广东话，关正杰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可能是因为改成粤语的关系，有些特殊的味道就出不来。后来一直到90年、91年我自己出国语的时候才正式传唱开来。

沉冰：作为一个客家人的后裔和所谓的“台湾人”，地域有没有赋予你一些先天的气质与特点？

大佑：我想有，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嘛。同样是讲闽南话，台湾出生的人和漳州出生的人肯定不一样。我母亲是漳州人。台湾出生的漳州人跟福建出生的漳州人也一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政治环境不一样、人文背景不一样，然后经济情况也不一样。这不是好坏的问题。比如说杭州吧，跟上海很接近，都是属于中国东部的江南地区，但人文特质也相差很多。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台湾人，我从来不觉得台湾人有特别否定自己是中国人的那种必要。这方面其实是政客们的一种运作，也蛮悲惨的。还好，没到打仗的地步，也还好。

沉冰：你的家庭上溯几代，从大陆去的台湾？

大佑：我爸这边，客家人是第5代。

沉冰：那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前了。

大佑：（略一思忖，点头）对，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前。

语言与文学

沉冰：你分别用国语、闽南语、粤语和英语写过歌曲，请你谈谈语言和歌曲之间的关系。

大佑：语言和歌曲？这个讲起来就很长了。我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个问题？

沉冰：还有四十几个问题。

大佑：好，你先把比较重要的问题列出来。因为这个问题我谈起来会很学术，可能写出来不是那么有趣的东西。这不是我跟你为难，因为这个问题我一讲起码讲10分钟。

沉冰：那么，你自己哪一种语言说得最好？

大佑：我自己？其实，我应该是国语讲得最好；其次是英文；再就是台语、粤语，我想台语应该放在粤语前面。这跟我自己的居住环境、跟实际成长、跟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之下台湾学校与军队禁止讲台语的政策有关。在大蒋、小蒋死后，现在的台湾人对于那个时候的政权反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语言政策。他们又把大蒋和小蒋对台湾的压制反映到大陆这里来，认为蒋介石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大陆的政权、大陆的政权又等同于“二二八事变”。我觉得这里每个等同之间都有一点点的区隔、有一些误解，它拉长了以后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讲语言，语言本身实际上可能会造成很多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沉冰：但我觉得，你对自己用闽南语填词好像不是很有信心，总是和别人合作。

大佑：我粤语也是一样啊。我觉得你要去做的话就应该做得很好，不能对语言一知半解就硬去填词。当然，粤语我就去找林夕，闽南话我就去找王武雄，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这样的呀。

沉冰：还有一个叫李坤城的。

大佑：对，那个写得不好！他可以作文章、写文学作品，但不适合写歌词，因为歌词和文学完全是两回事情。

沉冰：你用过徐志摩、郑愁予、余光中、吴晟等人的诗歌来谱曲，有没有想到过后来你自己写的许多歌词也被大家当成了诗歌来看？

大佑：倒比较没有哎！我一直觉得我的东西都还是歌词，我并不觉得它会被变成诗来看。你想，它原来是一首歌词的话，它已经跟旋律产生很难脱离的关系；然后，流行音乐它是那么一种很powerful（力量很大）的东西，同样一首歌，它比诗集更加广为人知。所以，当大部分的人认知它是一首流行歌的时候，要回过头来再去认知它是一首诗，那是很难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一首歌词写得比较好、跟旋律搭配起来很难找到它缺点的时候，它已经嫁给这个旋律了，你很难把它抽离出来单独变成诗来看。

沉冰：有一个小问题，你的那首《歌》的词作者并不是徐志摩，他只不过是翻译了一位英国女诗人的同名作品而已；你所有专辑、选辑的歌词附页上都没写清楚。

大佑：对，英国的Christina，16世纪的。可是问题是：Christina这个女士，她的生平好像也不是太清楚，也没有她自己专门出的诗集。

沉冰：对、对，只知道她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女诗人。

大佑：所以，这方面我想也是我的一个疏忽吧。

沉冰：你为什么喜欢塞林格的小说《麦田捕手》（一译《麦田里的守望者》）？

大佑：很难讲，那本书有很特殊的一种风格。外国作家对人生有一种极致的关怀，这样就有了特色。

沉冰：《麦田捕手》这本书里用了许多美国的俚语和城市文化方面的俗语，原文你全都能看得懂吗？

大佑：唔——我看的是翻译本，那是我大学时候看的。

历史与电影

沉冰：听说你对历史很有研究？

大佑：也不是对历史很有研究；我对中国现代史很喜欢念，尤其是从1956年到1976年的这段历史；从“反右”一直到“文革”结束的这段历史我特别有兴趣。

沉冰：其中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

大佑：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李锐写的那本《庐山会议实录》。从那里面，我看到了毛泽东起的整个变化、看到了“文革”的前身。事件本身，我对“反右”最有兴趣。

“反右”本身说明了：毛泽东在政策上面宁可撒谎，而不愿意去做实际上对中国人有益的事情。“反右”这个事件和《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是我最关注的；“文革”已经是后遗症了，“文革”我觉得是必然产生的一劫。对“反右”和《庐山会议实录》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兴趣，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想：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两岸会有那么大的差距？我发现毛泽东是中国最大的一个key point，这个人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特质，让中国人觉得撒谎是对的、千万不要讲真话，人性被完全扭曲了。

沉冰：对、对，当时许多家庭夫妻互相揭发、兄弟反目成仇，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

大佑：那种扭曲是很大很大的。

沉冰：而且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那么，你对李敖其人其书怎么看？

大佑：李敖写的书太多了！李敖这个人吧，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很正直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思维观念。目前，台湾也是一种比较扭曲的状态，所以李敖目前的状态是成熟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要找到自己的更有效方式。他一生骂人无数，所以当他骂李登辉的时候已经没有效了。其实，他骂李登辉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是对的；但正因为他骂人无数，所以骂到最该骂的人的时候已经无效了。就是说：李敖得在他的文章里面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去面对新的历史，或者在旧的历史里面去发掘新的方式（比如说把李登辉的case全部拿出来）。是要改变他的方式的时候了！

沉冰：（笑）我为什么问你关于李敖的问题呢？因为《李敖大全集》里附录了台湾报章上的一条新闻：说是在某次台湾女性选举出来的“最有魅力的男性”排行榜上，你是第一名、李敖是第二名。

大佑：（略感意外，随即作自得状）是吗？

沉冰：做了那么多的电影音乐，你与哪个导演合作最愉快？

大佑：（不假思索地）杜琪峰。

沉冰：哪一部电影？

大佑：《阿郎的故事》。

沉冰：所有看过的电影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大佑：《齐瓦戈医生》（一译《日瓦戈医生》）

沉冰：你与黄占、徐克合作的电影《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堪称绝唱，当时怎么想到三人合唱的？

大佑：（问题没听完就开始笑）因为它的原版是粤语版，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黄占写的，我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了由词曲作者、电影导演、音乐制作人三人合唱。因为我们三个人各有不一样的唱法（双方会心地笑），形成了所谓“气势”。三个臭男人嘛（不是三个臭皮匠），也都是有比较强烈的嬉笑怒骂的这种性格，所以来合作一下子。

沉冰：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就在电视上看见你穿着大黑袍子，在香港某一届“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上和黄占合唱《沧海一声笑》，（竖起大拇指）当时觉得你真是太“酷”啦！你的“音乐工厂”现在怎么样了？

大佑：我想把“音乐工厂”这个名字换掉，因为“梦工厂”、“某工厂”的太多了。我会换个名字，到现在还在想这个名字。

伙伴与个性

沉冰：谈谈你在香港“音乐工厂”时期的伙伴——林夕、花比傲、黄耀明、袁凤瑛、娃娃他们吧。

大佑：现在是各有各的世界。娃娃结婚了，把终生虔诚地交给主（耶稣基督）了；袁凤瑛把她自己交给释迦牟尼了。林夕是照样写歌词，我很高兴看到林夕现在写歌词——除了粤语歌词之外，也写国语歌词。他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应该鼓励，因为他是科班（香港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台湾都找不到科班（国文系）出身写歌词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想大陆也是一样吧，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两岸的教育比较制度化一点、比较僵化一点呢？反而是科班出身的人根本没办法掌握到语言本身的这种灵活性。Fabio（花比傲）现在纽约，在做房地产，我们偶尔通通电话。黄耀明？比较久没有联络了，他现在应该在帮别人制作唱片。

沉冰：但他在你的“音乐工厂”出的几张专辑都非常出色。

大佑：对、对、对，他的特质非常鲜明。

沉冰：你为他写的那几首歌也很出色，比如《大路》。

大佑：蛮有趣的，是吧？

沉冰：为什么你的歌中经常出现“孩子”、“母亲”、“家”之类的意象？

大佑：用英文字讲，这就是“belong in”，你的所别所属。你是属于你的朋友、还是属于你的兄弟姐妹？“belong in”对我来讲蛮重要的，这个“belong in”就是有个“根（roots）”。

沉冰：你的创作后期也有不少杰作产生，比如两首《母亲》和《似是故人来》等，但后期的作品无论怎么出色，其影响力也不如你早期的歌曲。这种现象对你有没有压力？

大佑：没有关系呀。其实对“情”的态度大家都差不多，无论男女。对母亲、对父亲因为了解最深，所以impact也更强烈。我并不希望《母亲》这样的歌成为那种特别特别特别流行的歌，因为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母亲的——有的人母亲已经死了。

沉冰：“命运”、“翻云覆雨手”、“红尘”等也是你反复在歌中吟唱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你是不是一个宿命论者？

大佑：我——算是一个宿命论者。

沉冰：有没有这样一首歌：你希望它要是自己写的就好了，而它却是别人的作品？

大佑：哇，那太多了！那太多了！（大笑）可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嘛。

沉冰：对Beatles、Bob Dylan、 Paul Simon等人的音乐怎么看？你是否有意在华语歌坛“克隆”他们？

大佑：倒没有有意“克隆”他们。在上一代创作人当中，除了他们，中国的姚敏对我影响蛮大的。

沉冰：你曾经写过一本自传体的《昨日遗书》，如果今天再写一遍，你会对自己的昨天说些什么？

大佑：自己的昨天？那个书是不可能再写一遍的，再写一本的话也是另外一种样子。今天的昨天，比起昨天的昨天，它应该是不一样的。假如再写一遍，起码要再死过一次。

沉冰：《昨日遗书》的文章风格充满意识流和梦幻色彩，你后来在香港出版的两张演奏专辑《追梦》也是如此，你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吗？

大佑：我很喜欢幻想。我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其实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胡思乱想其实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音乐其实是你在那种ego之下在工作、在剪贴、在幻想、在拼凑，把那些可能原来没有对到一起的东西对到一起。这些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展望与回顾

沉冰：今后有没有继续动笔写文章的兴致？

大佑：有可能。

沉冰：你对互联网的看法怎么样？有没有利用它来销售、传播自己音乐的想法？

大佑：还没有。不过我一直考虑在上面发表文章，可以讲一些自己在歌里还从来没有讲到的价值观。

沉冰：大陆有几个关于你的网站做得还过得去，香港和台湾地区则除了滚石公司为你做的官方主页外，一派荒芜。

大佑：对，对。

沉冰：现在和过去，包括将来，都有不少音乐人“要做罗大佑”或者“要超越罗大佑”；对于他们，你有什么话要说？

大佑：罗大佑有罗大佑自己的空间嘛，就像崔健有崔健的空间一样。不晓得这个“超越”的标准是什么？是卖唱片卖得比罗大佑更多呢？还是写歌写得比罗大佑年纪更老呢？还是名气比罗大佑更大呢？

沉冰：估计是影响力

大佑：影响力这个东西很难判断的嘛。你说影响力，罗大佑有办法跟毛泽东比吗？不可能吧！对不对？绝对不可能吧！影响力本身就是不可比拟的东西。音乐创作最值得人珍惜的一点，就是它们之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叫“创作”。要去“超越”、要去“打倒”谁，我觉得把它当作一个努力的目标是好的，可惜它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假如说你今天把崔健“打倒”的话，那表示其实你只是在做一个崔健而已；所以你第一步就已经是在做一件非常没有用的事情了，就已经在追随崔健做过的事情了。那样对你来讲，当然是不行的。

沉冰：你自己今后有没有发掘、培养新人（包括创作人和歌手）的想法？

大佑：有、有、有。这个东西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公司已经铺设了天罗地网到处在找，我们会找到的肯定是一个跟大公司观念不一样的人。

沉冰：你要找的新人是不是跟你的风格很相似？

大佑：不，不是。他可能是创作人，也可能是歌手。我觉得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他可以是个填词人或者其他什么人。

沉冰：1993年，你的“音乐初夜”实验被舆论认为不算很成功，今后你还会向交响乐等古典音乐形式探索吗？

大佑：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是一种四维音乐，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歌剧院或者music hall（音乐堂）里面听。我们试图把这些音乐用现代人可以听得懂的音乐表达出来，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或者它成不成功，这种努力都是应该要下的。

沉冰：谈谈王洛宾和你制作的那张唱片《情歌纪念日》。

大佑：王洛宾那个事情太复杂了。

沉冰：你当时没怎么说话。

大佑：王洛宾先生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可惜他最主要是晚节不保。当他后来声称那些歌都是他自己作的时候，我觉得：他太忽略在中华民族这么一个大家庭里面，汉族和少数民族沟通、同化的过程中有些其实很敏感的东西；他太忽略像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听到王洛宾把他们熟悉的民歌说成是自己原创曲时所受到的伤害。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和创作者，最重要的一点是绝对不能晚节不保；我宁肯不写歌，可是我不能在最后关头写出违背自己初衷的曲子。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作曲也代表某种程度上的诚实，你不能违反自己原来去要表现的方向。尤其是我，早期被当作是一个“抗议歌手”、一个所谓的“年轻人的代言人”；如果后来我做的是那种违背初衷的事情的话，那会代表我以前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意义。

沉冰：你改编《情歌纪念日》里的情歌经典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风格上的考虑？

大佑：那个是为一部电影而改编的。

沉冰：滕文骥导演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大佑：对、对、对，再加上王洛宾先生的改编过的一些歌，然后才变成一张专辑。我觉得，这些民歌被改编以后，用现代人的眼光再来改编它的时候，它有它的意义。有一点被王先生忽略掉了：民歌是要不断地被人家改编的时候，它的意义才会显示出来。按照中国人的民歌的定义，它是不能有作者的。它的特性就在这里：歌是属于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有权利改编它。当一首民歌，它被冠上谁的名字是原创的时候，那首民歌的生命就停止在那边了，它就死掉了。许多民歌——譬如说拉纤的民歌、耕田的民歌——在早期是被当作书本一样流传下来的。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他们是没有书本的；书本在以前是那种很文明或者具有文化的种族才会有的。歌曲本身被当作像书本一样流传下来，歌曲告诉我们当时的农民春天时候怎么样播种、冬天时候怎么样收割。它一定会随着技术的不同、季节的变化以及河流干枯以后所有东西都情景不再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民歌本身它是有生命力的。当它被冠以是谁写的时候，它就死掉了。

沉冰：我觉得你在《情歌纪念日》里，将那些民歌更加“人文化”或者说更加“文人化”了。

大佑：（急切地同意）会、会、会，那也是一种改编方式。我觉得民歌的好处就是谁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改编它，使它的内容更为丰富。即使他是消遣的或者是嬉笑怒骂的，都有他的意义，没有谁能阻止这件事情。

沉冰：到过中国大陆的哪些城市，最喜欢哪一座？

大佑：蛮惭愧的，直到目前为止，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大都市。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来得比较多；然后，沈阳和大连去过，乌鲁木齐也去过。

沉冰：（略显惊讶）乌鲁木齐你也去过？

大佑：对，我那时候去找王洛宾先生。其实，王洛宾先生是我把他带到香港和台湾去的。

沉冰：难怪王洛宾在香港和台湾的许多照片上都有你。

大佑：广州也去过，这次还去了杭州。我很惭愧，因为我觉得人到了这边，应该再往比较不是那么中心的地方去，了解才会更深入一点。

沉冰：没有去过福建或者中原地区展开你的寻根之旅？

大佑：还没有。（双方大笑）我的意思是不要强求，慢慢来。

沉冰：（笑）像李敖，就算打死他也不出台湾、不回大陆了。

大佑：对、对、对。他并不是对大陆有成见，他哪里都不去的嘛！这个对我而言，可能又极端了一点。

沉冰：不过，他跟你的区别在于：他是从大陆过台湾去的，而你则是在台湾出生、成长的。

大佑：他从大陆过去的时候年纪太小，记忆根本是没有的嘛。

杂谈与随想

沉冰：你如何为自己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定位？

大佑：我自己不给自己定位，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你凭什么定位说自己是什么“教父“？（双方大笑不止）我觉得很肉麻，你要是给我这么定位。我觉得自己就是另外一个作曲家、另外一个歌手。

沉冰：谈谈你对女人和性的看法。

大佑：这个宇宙就是阴阳嘛，有男人就一定有女人嘛。所以这个宇宙就分为两种人，一种叫男人，一种叫女人。会有男人就会需要女人，会有女人就会需要男人。我基本上觉得，男人到了七、八十岁，都会接受女人的性刺激；女人真的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如果你并没有僵化，你也需要用自己女人的魅力去吸引男人。我觉得这个时间保持得越长越好。

沉冰：你有没有从性的角度出发而写成的歌曲？

大佑：情歌大部分都是吧！它既然是从男女之间的角度出发的，应该都算是吧。

沉冰：回忆一下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大佑：童年，小时候。人是越小的时候越快乐，然后时光过得越快的时候他越觉得不快乐。

沉冰：你写歌的程序是怎样的？词曲同时、先词后曲还是先曲后词？

大佑：我都有、都有。有的时候是先有一个片段或者一句歌词，然后再把它完整起来。可以这么说，到目前为止，写歌所能碰到的各种情况我都碰到过。

沉冰：你写过的哪一首歌最值钱？

大佑：值钱？很难讲。我必须要拿着报表单才能算出来。这是音乐人比较有趣的地方：你有唱片本身的收入，你有别人改编你作品的收入，你有广播电视、卡拉OK播放的版权收入，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如果非要说哪一首歌最值钱不可，我想应该是《东方之珠》和《恋曲1990》这样的歌曲吧。

沉冰：作为曾经的所谓“年轻人的代言人”，你对现在的青少年——所谓“X世代”、“Y世代”等——有什么看法？

大佑：我对他们其实不了解，就像他们不了解我一样。（双方大笑）太了解他们的世界，对我来讲可能是浪费时间，而他们对我也有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应该各做各的，然后跟他们保持不错的距离。假如说我运用一些乐器使他们可以接受的话，那我会觉得很开心；假如说他们有一些观感、有一些艺术文化方面的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跟我沟通的话，那我也会觉得开心一点。但是这种东西千万不要强求，千万不要强求。

沉冰：那你预计你的歌能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流传下去吗？

大佑：我不会希望这样子，我并不觉得这是重要的。我只是觉得：歌如果是一种好听的音乐，它总是在不一样的时代被改编成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编曲、不一样的节奏而存在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使自己的歌曲有足够的生命力往下延伸。

沉冰：你在音乐领域获奖无数，比如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亚洲最杰出艺人奖”、MTV颁发的“亚洲最佳录影带”奖等等，你能详细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大佑：你要是问我，我也不是那么了解。我觉得奖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因为奖是人家给你的，歌是你自己写的。我写歌不是为了得奖，所以这方面的情况我不想多谈。

沉冰：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大陆的人群中间有如此之深的影响力？

大佑：这倒没有想到。有人跟我讲，他们从大学时代听我的歌一直到现在。我比较能了解的是：海峡两岸当初隔得那么远，政治上的对立又是那么强烈，政客们不断在拉远别人的距离，制造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作为一个创作者或者音乐家，其实最大的义务是做跟政客们对立的事情、甚至是跟他们抗争的事情。因为政客们会借着某种名义、假借人跟人之间一些相同的地方，聚集某一些人、打击另外一些人——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是这样的。对于音乐家来讲，他永远要以音乐的语言令使用不一样的语言、甚至对立的人群达到沟通的目的。

沉冰：你认为华语歌曲在全球流行乐坛的地位应该如何确立？

大佑：确立地位的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创作人选，然后是制度一定要很宽松。不要老是把崔健这样的创作人当作是洪水猛兽，因为他的目的是让世界更美好，而不是颠覆他的国家或民族。像我在台北住的地方叫“挹翠山庄”（顺手在本子上写了个“挹”字），你自己住在自己社区的时候，你当然想做一些对自己社区有益的事情。我觉得爱国是不太需要强调的，你自己是你国家的一部分，有谁会不爱自己的国家而去爱美国、爱苏联、爱越南、爱泰国、爱印尼呢？如果越强调的话，越表示你对自己政治问题上的处理有怀疑；所以你就会回过头去，指引你的人民叫他们去爱国。爱国是一种天性，爱国跟孝顺一样，谁愿意把自己的父母丢在一边而去孝顺别人的父母呢？这是违反人性的。爱国它不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某种情感，既然这样，你刚才的问题我想我已经回答了。

沉冰：这么多年来，公众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大佑：对我最大的误解？我想也不是误解，只是对我不太了解而已。因为我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做创作者这一层面，所以我会比一般的歌手躲在后面一点。我的曲子有时候写得会比较尖锐一点，在不一样的时代背景里面的某些人可能对我的词曲的尖锐程度有不一样的批评。有些人可能觉得受不了，有些人会觉得很过瘾，这中间会产生很大的差距。所以它并不是一种误解，我觉得这是认知上的不同。误解，或者各方面的批评，我都经过很多了，这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么多年来你还能坚持你所走的路。

沉冰：你平时看电视吗？

大佑：偶尔看电视，可是看得不多。

沉冰：看过凤凰卫视吗？

大佑：（连忙点头）看过，可是看的时间也不长。

沉冰：将来你会选择哪里定居？

大佑：不晓得。我这十二年来搬了八次家，最后搬到哪里真不晓得。不过，人落叶归根，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并不觉得我会在台湾长久地呆下来，现在看来台湾的情况还不错。而且现在台湾有些事情，我有责任去做，因为有些人不能做；因为肮脏的事情总是要有人去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