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罗大佑是焦虑的。
　　他烟抽得凶、酒饮得多、话说得激动，
　　这几年历经父丧、婚变、事业低潮的罗大佑，
　　此刻正在北京，准备一展鸿图。
　　年轻的时候，罗大佑常说“梦”，现在他常说“命”，
　　自始至终他所面对的都是“如何生存下去”的课题。
　　“人受到挫折时，其实在面对人本身的整个“命”，
　　你过不去你会死掉，当你过去了，你另外一个生命会呈现。
　　像蝉脱壳一样，过程只有痛苦。”
　　就像当年罗大佑不得不摘下黑衣墨镜，重新寻找自己，
　　现在的他，也不断努力要告别昨日，
　　因为他的辉煌寄望在中国的未来。

罗大佑的家里有数不清的水晶。圆的、六角的、紫的、黄的、透明的、单颗的、群集的，将客厅装点得既现代又神秘。采访前，他小心翼翼地将茶几上的水晶球搬走，怕它们入镜。

水晶帮忙看家

“我不在家的时候，水晶帮我看家，它们对我很重要，帮我吸取能量，营造气场，会制造我还在家里活动的感觉，小偷也不会进来。水晶就像我的家人，不会让我远道回来觉得冷。”过去十年之间，罗大佑搬了九次家，在纽约、香港、北京间流浪。每一次搬家，他一定非得把房子买下（绝不用租的），才能定下来。
　　这几年，罗大佑已跟台湾歌坛渐行渐远，今年四月，他在北京安家落户，同时在孔庙前宣布成立“音乐工厂”。这次他回台，只为宣传新书《童年》。客厅里高大的落地窗，垂挂着白色蕾丝窗帘，这里曾是他跟李烈的爱巢。现在缺了女主人，就剩下管家照顾的两只秋田犬跟水晶等着他。
　　罗大佑的上一张专辑是一九九四年推出的《恋曲二○○○》，销路平平。就在台湾快忘记罗大佑的这几年，他写的老歌却风靡了大陆。不到两年，他总共在大陆开了九场巨型演唱会，被大陆媒体形容为华语乐坛的“旗帜性人物”“音乐布道者”，更有人说他是中国的Bob Dylan。不久，他将在北京召开他音乐生涯二十周年的“围炉”演唱会。

没有热情不出片

问他，这空白的八年到底遇到怎样的瓶颈？
　　他倒了白酒，举起酒杯，先含满口，咕噜咽下去，换气中开口说话。“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再也写不出歌来了，我没有力气唱，我甚至不喜欢我自己的声音，跟朋友去唱卡拉OK我都觉得不对，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很烦。我觉得自己到了一种饱和状态，我觉得老了，经历不在了，又跟新的时代产生不出合理的关系。如果没有清清楚楚的动机，保有我写第一首《歌》时那样的能量、那种热情，我宁可不出片。”
　　罗大佑说话速度已经够快了，两只手臂还像演奏《命运交响曲》的指挥家，动作大而激烈。“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二十五年写一百六十多首歌有多困难，一年才几首歌。我今年四十八岁，人生至少经过六、七道关卡，每次都是感情、事业、人生价格观、朋友关系的大危机。人面对最大的挫折时，其实在面对人本身的整个“命”，当你过不去你会死掉，当你过去了，你另外一个生命会呈现，每张唱片出来前我都面对很大的挫折。像梵谷最后找到了画布，劈哩啪啦画下向日葵，就像蝉脱壳一样，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对李烈淡淡的愧疚

一九九八年，罗大佑的医生父亲在巴金森症的折磨中病故，他历经人生第一次至亲死亡，之后跟相恋十年的李烈结婚，一年八个月后又离了婚。“父亲去世时我人在纽约，我跟我家里的亲人都很隔离，所以我需要一个亲人，然后我就结婚了。后来不适合，可以离婚已经算是幸运了，天下最惨的婚姻都是离不掉的婚姻。”
　　罗大佑尽量说得很淡，小心克制自己不露一点感情。李烈是家中长女，从小负担家计，早熟独立，是个烈性女子。结婚后她听到人家开始叫她“罗太太”，怕迷失自己，很反感。她带着仅有的几箱衣服离开罗大佑，经营自己的事业。 离婚后，罗大佑写了两首情歌，献给前妻李烈的，带着淡淡的愧疚。“我写的情歌不开心的多，因为人在幸福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忘记自己的幸福。在不幸的时候，才会品味那些过去的幸福。”

为张艾嘉受很多伤

罗大佑说自己拙于写作，过去帮《东方日报》写专栏时，一篇五百字的稿子总要写上大半天。他写歌词也琢摩甚久，有时为了填上一字，等待经年。罗大佑最长的歌《童年》，写了五年。但最短的《恋曲一九八○》只用了三十分钟。 那时候，罗大佑在仁爱医院妇产科实习，对新旧恋情突然涌现很大的感慨。他觉得两个独立的个体即使再相爱，都不能说拥有了彼此，没有人能够一辈子有足够的能量大声说着“我爱你”。他写下：“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这首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情歌，唱得多少痴男怨女断了肠。
　　“这段感情蛮重要，我医学院刚毕业，说实在入世不深，张艾嘉一岁父亲就过世了，十六岁就开始演戏，她很早熟。即使那段感情我受了很多伤，后来我写下Mysterious Eye，歌词写从一个拿玩具的小男孩，长大成为一个男人。人噢，至少要经过几段感情，才会真正变成男人！”
　　罗大佑又去厨房倒了一杯酒。我们劝他干脆拿酒瓶来，省得跑进跑出，他说酒瓶一旦露脸了，就会被当成酒鬼。“其实歌曲或音乐，除了感情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

用遗书向自己告别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罗大佑一连出了三张专辑，突然声名大噪，那时黑衣墨镜已经变成一种标志，变成界定“罗大佑”不可分别的东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图腾化的危机，八五年他远走纽约，入了美国籍。“如果我继续在这个环境创作，更多人对我的要求、给我的压力，那种恐惧感，大过我把什么东西都不要、从零开始的恐惧。当“罗大佑”三个字变成那么大的符号，变成压力，我宁可不要，否则我会变成负分。”
　　最后罗大佑必须用《昨日遗书》的方式，彻底跟自己告别。他写说：“于是他走了。撒手也好，西归而去，也对。总之是再也不回来了，再也没有人看得到他。”
　　罗大佑后来去了香港，消失了很久，他摘下墨镜，脱掉黑衣，从吴晟《吾乡印象》的泥土世界，开始拥抱蔚蓝海洋环抱的东方之珠，愤怒的鹿港青年变成香港的花花公子，音乐开始有了变化。“我肯定承认我是受市场的影响，香港是一个绝对资本主义的地方。赚钱养活自己非常重要。我的房子都是自己买的，得之不易，我必须要有市场概念，人家批评我背叛台湾…嘿，我得养活我自己哎！”

在中国重登峰顶

十几年后，罗大佑这次回来了，走在台北街头没有人认出他。站在街头，我们的摄影镜头对着他，他又立刻手叉腰，将头别过来扭过去，他的下唇厚而平，看来倔强而不可一世。
　　两年前，大陆解禁，罗大佑终于踏上大陆，他在上升中的中国开始了他的演唱新生命。在上海他举行了第一场演唱会，不少人专程从北京包机到上海，只为重温自己的青春梦。罗大佑在帮他们圆梦的过程中，听到了久违了的掌声。“一上台，我看到体育馆挤了八万人，吓死了。灯光一打，我唱到结尾，仿佛作了一场梦。但那场梦，让我觉得死在舞台上也够了！”
　　罗大佑一开场钢琴才弹出《爱的箴言》第一句：“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台下的女孩马上就哭了，最后到《野百合也有春天》时，居然变成全体大合唱。他一连巡回九场，事业再度登上顶峰。

吃老本又怎样

今年二月，他在大陆重出十四年前的《昨日遗书》，他在新版序言说：“这里有我上个世纪写的一些遗稿，看看倒也仍像些文字。对于说罗大佑在吃老本的人而言，我必须给他们更多的把柄来捉。”
　　罗大佑不讳言自己在吃老本，还吃得理直气壮。他的新专辑迟迟未出，倒是把过去《之乎者也》到《衣锦还乡》的作品一次推出，罗大佑说：“要把以前存货出清之后，才会进行新专辑。”
　　“音乐的本质就是沟通，我以后演唱会一定是巡回的，台北台中高雄上海北京昆明成都重庆武汉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整个娱乐环境必须是全面的大华人社会。”这么多城市，罗大佑完全不用思考脱口而出。

在乎还有人唱我的歌

大陆同行觉得罗大佑离音乐远了，反而像个务实的商人。“我的新专辑已经录好了，我还蛮有信心的。”在这张未出版的专辑里，罗大佑甚至还尝试Rap曲风，刻意向年轻人靠拢，评价两极，只有他为病中好友罗曼菲写的《舞女》，重新让人找到以前罗大佑的坦率真挚的温情。
　　罗大佑不断想走新路，但却让喜欢以前罗大佑的乐迷，感到深深的失望。他跟老歌迷间，一直处于长期拔河的状态，就像曾经爱过而最后分手的情人，即便对方过得再好，总有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罗大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我死了，我的歌还有人唱。我的曲子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风格，这风格是这个民族拿得出去，不会丢脸的。罗大佑这辈子，够了！我不需要这么多的掌声。”

后记

跟罗大佑这么聪明的人做采访，仿佛在测试彼此的界限，两个小时采访过后，几近虚脱。早年罗大佑的抗议歌曲，像医生的解剖刀，挖掘社会的瘤，跟当年燃烧的野火一样。
　　“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这些歌词后来全部应验了。可是曾几何时陪伴我们长大的罗大佑老了，跟他讲话，总觉得他身后有一个罗大佑的幽灵，固执徘徊不愿离去。我始终困惑地看着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跟哪个罗大佑说话？

（原载台湾《壹周刊》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