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送两个人去侏罗纪公园，罗大佑和崔健。

今天，人间到处都是莺歌燕舞，只有侏罗纪公园里还存留着怒吼的回声。出于保护珍稀动物的考虑，我们还是送他俩去侏罗纪公园吧。如果说，有谁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话，那么只有罗大佑和崔健。从“台北不是我的家” 到“一无所有”，从台湾到大陆，他们代表了一代青年面对汹涌而至的现代社会的彷徨和反抗。罗大佑的一身黑衣，崔健的旧军装，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愤怒的符号，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力。他们是中国的鲍勃·迪兰。鲍勃 ·迪兰在走过属于自己的愤怒的六十年代后，无论怎样努力，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今天，罗大佑和崔健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但是，他们的名字已经超出流行音乐的范围，今天的一切歌星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他们不是被自己打败的。他们就像侏罗纪的恐龙，因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而被淘汰。今天，已不再是一个崇尚原装的时代。今天，一切都可以“包装” ，一切都可以“运作”，一切都可以被那些看得见看不见的手操纵着。甚至，愤怒也是可以包装的，就像那些红极一时的重金属乐队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除了奢侈消费品，人们对原装的东西如此深恶痛绝，已到了殃及身体发肤的地步，更何况罗大佑、崔健他们原装的愤怒？

一本武侠小说里，一个人质问某怒气冲天的剑客：“难道你能杀尽天下人吗？”突然觉得，这很像是在说罗大佑和崔健。商业社会既已固若金汤毫无破绽可寻，那么此时他们的愤怒，就已显出无的放矢的尴尬。

一九九四年，崔健推出专辑《红旗下的蛋》。乍一听的印象，感觉节奏火急火燎，稳不住，如丧家之犬，有像是赶着去投胎，总之似乎缺少了原来的一分自信。所唱的完全听不懂，必须要对照磁带附送的歌词，才晓得老崔原来是在指天骂地，看似无所不骂，其实什么也没骂痛快，最后只好不要歌词不骂了，变成一片哼哼唧唧。哼哼唧唧是一种撒娇，崔健，已经从一个愤怒的摇滚歌手，变成一个善于撒娇的老顽童。我们应该送他一张到侏罗纪公园的免费门票了。

崔健的失落在于体制。他是一个靠在旧体制里肆无忌惮拳打脚踢外加嘴咬 而出名的歌手。如同王朔一样，他的全部价值，在于一个旧体制下的“另类”，从而唤起人们挣脱这种旧体制的渴望。所不同的，王朔从反面冷嘲热讽，而崔健则从正面扮演了一个代言人的形象。他们无情地攻击旧体制，却有离不开它，否则他们就失去存在的参照系，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当体制转换的年代来临，也就是九十年代初以来，他们便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他们分别走上了两条道路。

王朔搁笔投身影视圈，自称是江郎才尽，实际上是失去了继续攻击的目标，只得向商业文化投降。崔健看来是打算抵抗到底的，但他同样像猎犬失去了追踪目标，于是只好冲所遇到的一切咆哮不已（包括和赵健伟及伊沙打嘴仗）。这时，崔健已不再是一只具有破坏性的危险动物。他依然怒气冲天，但已经是硬撑门面，无非是做出一种姿态而已。他甚至可以说，他已经从一个无所畏惧的斗士，渐渐变成一个姿势优美性选手，其观赏价值已远大于攻城拔寨的急先锋作用。对于一尊罗丹式雕塑的诞生，让我们不要吝惜掌声吧。

一九九五年，也就是《恋曲一九九Ο》推出五年后，罗大佑的《恋曲二ΟΟΟ》面世。记得这年底，一本权威音乐杂志在推选年度十大专辑中，将这盒磁带列在第六七位的样子。该杂志声称，罗大佑能够在人们盼望许久后，推出他的新的作品集，本身就是一大成就。这样，潜台词已是昭然若揭：将你选入 “十大”，是给你面子；无疑，你的新专辑多少有点让崇拜者们失望吧。无论如何《恋曲二ΟΟΟ》不如从前的“八Ο”和“九Ο”上口，一首对昔日上海滩的怀古之作更是不知所云。硕果仅存的愤怒，发泄在一首名叫《天雨》的歌里，诅咒老天无常带来的宿命，显示出人到中年的迹象。当年的黑衣英雄垂垂老矣。罗大佑被称为情歌圣手，但在这张专辑里，却找不出一首像样的情歌。《恋曲二ΟΟΟ》，时而飞跃喜马拉雅山，时而深入太平洋，到让人想起白居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唐玄宗年迈思念杨贵妃时的抓耳挠腮。

但是无法忘怀过去听着崔健和罗大佑的歌成长的岁月，于是忍不住硬着头皮多听了几遍他们的新专辑，渐渐也听出些味道来。原来，他们也不是固步自封，总还是有点追求。

崔健的音乐比过去显得“根源”多了，摇滚乐的根在非洲。崔健的音乐里果然添加了许多非洲的节奏，而不再纯走过去蓝领硬摇滚的路子。他的乐队里就有非洲人。这让我想起保罗·西蒙，一曲《毕业生》曾经感动了整整一代的美国人，但这些年来已经放弃了原来的民谣路线，而是深入非洲丛林，于当地乐手合组乐队，玩起“根源摇滚”来了。这是当今的国际潮流。大概，一个功成名就的摇滚歌手，既无法在维持原有的愤怒热度，便只好从音乐形势上“寻根”。这时，他已变成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当然，在“内行”比如音乐评论人看来，崔健摇滚的纯粹性为国内任何一支摇滚乐队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但只算是一道风景了，而不再是风暴。

罗大佑则在继续他的“西行漫记”。《恋曲一九九Ο》时的音乐，我们已经从中听出些许新疆风味。果然，后来罗大佑和王洛宾打得火热，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官司期间，我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见过罗大佑，当时他告诉我，他正在制作《恋曲二ΟΟΟ》。我问：“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十年前的那些歌，你的新作还能够再回到从前吗？”罗大佑坚决地摇了摇头。现在看来，他岂止不能再回到从前的风格，甚至连新疆都呆不住了。他的《恋曲二ΟΟΟ》，听起来已经向西翻过红旗拉甫山口，进入中亚腹地了。那是一种阿富汗、伊朗一带的民间调式，感觉上有点虚无飘渺。等到《恋曲二Ο一Ο》出来的时候，如果他还能写出来的话，我想应该旅行到土耳其一带，接近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音乐了吧？

那么到《恋曲二Ο二Ο》呢？世界真是小得很呢！罗大佑当初离开台湾，到香港寻求商业音乐的发展，虽然成功，但也未必大红大紫，愤怒却已磨殆尽了。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愤怒了，我们更需要一些小情小调的东西 ，比如情呀爱的，以打发我们慵懒的时光。

顶多，我们观赏他们的愤怒，所以就把罗大佑和崔健送进侏罗纪公园。电影里，公园的电网由于停电而失效，引起一场灾难。但这在我们的侏罗纪公园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商业机制构成了我们的电网，他无时无刻不再虎视眈眈，根本别指望它有打盹的功夫。

拜拜，罗大佑、崔健，您二位走好！

（原载《欲望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