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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转到Lyrics版,还发现有若干朋友在谈论罗大佑,我感到高兴的同时 ,也觉得有些话想说出来。虽然我没有听罗大佑已经快一年了,但是在不少时候,心中总是无情地冒上罗大佑那曾经伴我近十年的音乐,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不觉就变得难以抑制。 去年我到香港,住在中文大学。某日到香港大学看朋友,一个平凡得毫不起眼的小女孩,陪我们去看海洋公园。路过Hilton Hotel的时候,她说,你们看,那就是Hilton Hotel。前一段,罗大佑和邓丽君两个人就在那联袂唱卡拉OK。我本来晕车,但一听到罗大佑的名字,突然从蒙昧状态清醒,忙追问底细。 她说,有一次,朋友送她一张Party入场券。 她一看,在Hilton Hotel举行,觉得有点不想去,因为那种地方可能并不适合她那样的学生。但反正也左右无事,且新到香港,不妨多见识见识,于是就一同去。结果一进屋,不禁欣喜若狂:原来,在那精致的吧台上,罗大佑正抱着一把吉他,轻弹漫拢,而邓丽君则腰肢款摆,曼唱低吟。她当时就不禁醉倒。 现在邓丽君当然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多卖几盒带也只有给那些不是很负责任且把利润建立在人们悼念情绪基础上的公司多增加些收益,对我们的音乐恐怕没有多大好处。而我更常想到罗大佑了。当时的第二天,我就跑到旺角,九龙,尖沙嘴等地,想买罗大佑的新歌。结果一无所获,只好买了一盘降价的《首都》。而这盘《首都》我在此之前已经听了十二遍。 看来,罗大佑的音乐,我们只有回忆了。 第一次听罗大佑是在1987年9月。 那时我们刚踏入北大的校门,还带着高中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晚上十点半就准备上床。住在我们隔壁的是84级经济管理班的学生,据说也是北大经济管理系最优秀的一届之一。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准备睡觉,突然隔壁传来音乐声:“亚细亚的孤儿……”于是侧耳细听,无法入睡。 自此而后,开始搜集罗大佑的带子,累听而不厌。但是听到几乎要流泪的,也只有一次。 那是那一年的夏天的那一个傍晚,天下着蒙蒙细雨,街上湿辘辘的,也很少行人,浑不似首都北京。我们四个人在同学的嘲笑声中每人背一个破烂的书包,仓皇南下回家。刚刚出了校门,就听到墙里边的喇叭在放音乐:“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在平时,我们听罗大佑的歌,一般都要跟着哼几句,但这次我们都哼不起来。其中有一位,平时我们哼的时候,他一定要干涉,说我们。 一曲未完,街上突然有一老太,满脸泪水地张开双手,拦住我们,不让我们往前走。我们说我们要回家,她说没有公共汽车了。我们说我们步行到火车站。她说这么远怎么行,我们说我们不怕。后来她说,既然你们去意坚决,我为你们拦一辆车。于是十分钟后,我们搭上了车。而这时“亚细亚的孤儿”已经放到第五遍。 我们那四个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谁还在听罗大佑的音乐。但我想恐怕很 难再像以前那样去听了。当年因罗大佑而成的朋友,现在都还保持着联系,但谈到见面重温共赏的乐趣,已经成为不可能。 1987-89年的北京大学,气氛好象比现在活跃。天天都是好讲座,各色各样的人物轮番登场,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现在北大三角地仍然是广告充斥,但大都是商业性的,尤其以电影录象为多,天天花花绿绿。这令我想起七八年前的一个人。 这人是87级的,号称是个艺术家,特别喜欢罗大佑。他说罗大佑当然是中国唯一一个能把民乐和西方POP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的音乐家。 中国有很多歌手,但是没有流行音乐家。由于他头发很长,很柔软,很有光泽,大家都叫他黄妹。他来自舟山,老说如果当年德国不放弃,那他现在就是发达国家的公民,我们要去他得考虑是否给visa。那个时候,他经常到三角地看广告和贴广告,寻找罗大佑的带子或图片。 每年黄妹从舟山回来,总会带上两样东西。一是黄鱼片,二是罗大佑的带子。黄鱼片一般同学吃不到,因为那可能是用来打通关节以备考试不及格的,只有任课教师得象口福。但罗大佑得带子可以给转录。至于借罗大佑得带子,也只有最亲近的二三人有资格。因为他带的多是台湾来的原版带,价格昂贵,装潢精美,通常只供自己享有。但似乎他不懂闽南话,所以要找人翻译,我于是就通过担当翻译的朋友,那里可以享受一下台湾原版的韵味,确实要好些。 黄妹还喜欢诗,且写诗,并因此交了一些朋友。但我总觉得黄妹的诗不如 他朋友写得好。不过黄妹倒也不在乎。他经常用朋友得好诗来描摹罗大佑,当然这诗得他看上眼。我记得有一位哥们写了一首关于李白的诗: 读一首唐诗 黄妹就把这诗改成: 听一首大佑 我们都不太清楚为什么他要把罗大佑的歌和远古美女的秀发相提并论。我尤其不明白他竟然说罗大佑之后没有秀发了。后来有一次酒酣耳热,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这里的秀发是指《鹿港小镇》的秀发,代表大佑的音乐。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地大拍其屁股。 其实,这个喜欢罗大佑的黄妹,确实是有一些才情的。在北大读经济学本 科的时候,他写了一部据说颇为具有哲学思想的小说,而且据说也获得了朋友们的广泛好评。但是我那时忙于经济学说,企图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学争一席之位,因为那时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经济学教授;而这个空白需要人去填补。我们好多人都做过填补的好梦。所以黄妹的这部小说就没有 机会读到,后来就居然一直没有能够补回。因此不知道究竟如何。 但是我记得他自己写过一首怀念香烟的诗,好象也挺不错: 有烟抽的日子 黄妹有时候也搞点文化,做一做国学大师的梦。但是他在这方面好象知道的确实不多,所以后来也就没有继续下去。不过他们的诗社倒存在了好一阵子,并且出了一本诗集。当时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人丁最旺,名声似乎也最大,但是黄妹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跟“五四”文学社不大联系。不过,有一次北岛来“五四”文学社,黄妹还是参加了活动。他说北岛的诗一般,但有一首不错。黄妹所说的那首诗,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开始几行: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毕业后,黄妹回到舟山,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据说薪水很高且轻松的工作,而且很快也找到一位温柔象江南溪水的美貌少女,并据说要结婚。但是不久又听说他不甘温柔,跑到深圳,艰苦创业三个月,睡了一个月地板,吃了十几天方便面,终于忍受不住。于是唱着“鹿港小镇”回到了舟山。 前几天一位朋友出差,顺便到舟山看黄妹,回来后我问其消息。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原来黄妹已经喜得贵子,他做父亲的天天抱着儿子遛弯,父亲嘴里唱“大地的孩子”,儿子嘴里哼“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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