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生命節奏的記錄，和生命貼得很緊。廿六歲以前，當我還是個醫學院學生時，我是個詞曲寫作者。從歌詞的層面來看，＜童年＞可以說是我早期作品真正的分水嶺。在這之前，不管是＜歌＞妳＜神話＞或是＜閃亮的日子＞，基本上我還是用一般流行歌詞的寫法，直到寫＜童年＞的時候，我花了滿多的時間去使歌詞更加口語化，也就是從一般人說話敘述語句里找到更真切的抒情方式。「我來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輕輕地唱，你慢慢地和。」固然淺白易懂，但卻不是一般人說話的方式。詞和曲不同，它不是文字性的，而是語言性的。我們觀察現代流行音樂的發展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音樂運動的源頭都是由知識分子啟動，然后就不斷普及化的過程。我在七○年代民歌運動時期，也曾經以徐志摩妳余光中妳鄭愁予的新詩為詞譜曲，然后才有＜童年＞的嘗試，這個過程其實是很自然的。

八○年代寫＜鹿港小鎮＞，也展開我作為一個創作歌手的時期。當年我從學校畢業，進入社會，都市生活的疏離感和政治環境的不安定帶給我極大的沖擊。＜鹿港小鎮＞其實是一首幻想曲，寫這首歌的時候我根本沒去過鹿港，我是道地的台北人，照理台北應該是我的家，但我卻寫出「台北不是我的家」這樣的詞，這牽涉到我對「家」的觀念。理論上，「家」難道不是一個可以休憩身心的祥和的地方嗎？「家」如果沒有問題，我想根本沒有人愿意「離家出走」。同時期的＜亞細亞的孤兒＞也是根據同樣的想法創作的。我記得父親的書架上有一排吳濁流寫的書《亞細亞的孤兒》，是原版的黑白色調封面，原來是在這本書被禁之后，我父親在資助吳濁流的情形下買了二十几本。這本描寫日據時期台灣歷史的小說多多少少影響了我。寫＜亞細亞的孤兒＞的時候，加上「為中南半島難民而寫」的副題，其實是為了應付當時歌曲送審制度的技朮性處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歌詞根本是描述台灣政治社會的變遷﹔而我個人卻寧愿從更廣的角度去看這首歌﹔黃種人什么時候少能停止不斷遷徙流轉妳被迫「離家出走」的苦痛命運呢？＜亞細亞的孤兒＞的歌詞后來被某出版社選入年度詩選，我想可能是因為它已經超出一首流行歌詞所要求的政治文化反省，所以受到注意。

這個時期另一首作品＜戀曲一九八○＞，很多人以為是首情歌，這首歌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寫作當時正值新舊戀曲交迭時期，但是更深刻的個人意義卻主要交代我的人生觀的轉變，曾經擁有閃亮的日子和逝去的愛情，經歷的時刻只是生命里的一段過程。「你是我生命中的神話，心靈的信仰﹔就像沐浴在春風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這般的執著已被一種更洒脫的態度取代－「你不屬于我，我也不擁有你﹔姑娘世上沒有人有占有的權利。」

八五年赴美至今，這是我創作的第三個時期。《昨日遺書》可以說是我的告白，總結三十年的歲月，在文字和影像之間呈現成長的圖象，并且也象征我拋去昨天之我，重新將自己「歸零」。我摘下墨鏡妳換下黑色的衣服，告別狂飆的年代。作為一個音樂工作者，我希望自己站在人群之中，實實在在的踏在土地上，和生活接觸。在各式各樣的客觀條件限制下，盡量回旋出更多的可能空間，并且繼續不斷我的生命記錄。

（摘自聯合文學第7卷第10期（輯二）詞家詩情
聯合文學出版社，PP.120-121，1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