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羅大佑如果僅僅是從他的音樂和歌詞入手，總是難得全面的。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不在于創作者的功力或意圖，倒在于接受者的共鳴與接受，有些歌，可以感動自己，卻不能感動別人，有些曾經為之傾倒的歌，在事過境遷之后，變的是如此平淡而無聊。羅大佑在歌中寄予了太多的社會關懷，也正是這種關懷感動了他的時代，因此，認識羅大佑其人，包括其音樂和歌曲，就不能離開那個時代，而這正是在大陸的羅大佑迷們所難以了解的背景。

1980前后的台灣是怎樣的？自從60年代開始起飛以來，台灣迅速由一個鄉土社會蛻變為工商社會，社會分化日益加劇，與之想伴隨的，是熟人社會的解體、傳統倫理的分崩，和不可避免的環境生態退化，像所有剛剛跨入現代化門檻的社會一樣，對當前時代的不滿和焦慮，產生了對前現代社會加以美化后的懷戀，一如啟蒙后時代對中世紀的向往一樣。在羅大佑的歌中，我們可以聽見關于澄清湖和淡水的喟嘆，也可以感受流浪在工商台北中的浪子對鄉土鹿港的家園之思，然而，羅大佑之所以是羅大佑，就在于他盡管也懷戀，但并無倒退的指向，盡管也哀傷，但更多的指向對未來的向往。善于學習和思考的羅大佑吸取了當時台灣社會由美國轉口的60年代反主流文化：對工業文明的質疑、對權力體制的反抗和對主流文化的唾棄，從而為自己的歌曲平添了一分理性，并因而擁有了其他歌者難得的思辨穿透力，像《未來的主人翁》這樣的歌曲，就因為有了對科技文明負面效果的反思而更為動人。

然而，與所有現代化中途的社會一樣，轉型是全方位的，經濟起飛、社會轉型自然與政治變革結伴而行，而作為廣義上中國問題后遺症之一的台灣社會，還面臨國際政治的重大挑戰，所有這一切，也都出現在羅大佑的筆下：被逐出聯合國、外交部變為斷交部的國際窘態，被羅大佑簡練為《亞細亞的孤兒》，以撫慰時代的悲情﹔盡管在這一曲中以依稀可見今日喧囂塵上的生命共同體理念，但同時期的羅大佑也不無乖巧地演繹了《鄉愁四韻》，從而巧妙地在當時已經微妙的族群沖突中突圍而出。不過，相比國際政治的困逆而言，本土政治才是羅大佑最為關心的所在，盡管在作品中這一關懷以隱晦曲折的手法來加以表達，但《之乎者也》難道僅僅是對師道尊嚴的反抗？其中的諷喻，豈非正指向當時仍然在苦苦撐持的威權政府？

就在《現象七十二變》專輯行市前的不久，台灣社會剛剛經歷一場接一場的風暴：與美國斷交、中壢事件，十信危機……台灣社會在充滿迷茫和擔憂中進入了80年代，威權的政府仍然依靠暴力壓制著一切不同的聲音，梅花也依然高唱入云，然而，現代化的幽靈既然一經釋放，就必然是一個創造毀滅的過程，任何威權最終也只能落得一個恐龍的下場。承繼中壢事件所帶來的政治壓抑和整個社會不可壓抑的活力之間的巨大張力，造就了羅大佑的成功，他歌聲中的關懷、諷喻和宣泄，既足以疏解大眾心中的郁結，而以歌曲的形式并加以適當的包裝，又可以為尚算不上冥頑的威權所容忍，在此，引述一段台灣人自己的評論，或許更有助于說明并被理解：

這個黑衣墨鏡的青年一夕之間成為年輕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唱片賣得極好，媒體也掀起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在毫無心理准備的前提下，他發現自己已經置身暴風圈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時代的先知兼代言人這頂大帽子了。這几年里，他與歌曲審查制度之間的擷抗，對惡質的傳播媒體亳不妥協的尖銳態度，加上作品中充滿的壓抑情緒，以及他特異的裝扮帶來的几分神秘感，都相當符合一身墨黑的形象。有人把羅大佑的這段歷史稱作黑色時期，相信是十分貼切的，這段時間的羅大佑不僅在醫生和歌手的角色之間掙扎，還得獨自和惡質媒體加上官僚體系所形成的龐大怪獸對抗，甚至要面對起伏劇烈的感情波折。

幸存下來的羅大佑及其音樂最終被壓抑中不失希望的人們所接受，羅大佑也有機會展示他全面的音樂才華，人們開始發現，羅大佑不僅是憤怒的青年，而一樣有款款的柔情，鄉土與愛情在羅大佑的手中，可以翻唱出更多的意象。盡管如此，羅大佑還是在1985年離開了台灣，就像候德建在此前出走大陸一樣，敏感是歌者的特性，被接受的渴望同樣屬于歌者，當表達的欲望與順從的痛苦無法調和的時候，出走也就成為必然。在台灣處于最危險而苦悶的年代，兩人的先后出走不能僅僅被視為巧合，就像兩人在日后分別以行動和歌聲介入了另一場政治風暴一樣，其根源尚在于心中不絕的關懷和不滅的火焰。

而羅大佑或許一開始沒有想到的是，對岸的迅猛變化，使得他的歌曲中的關懷和意象，能在他出走后的几年里，為與他使用同樣語言的另一社會中人所接受和共鳴，無論是鄉土的懷舊，還是壓抑的發抒，彼此所面對的問題畢竟有某種同源相似性。羅大佑無意發抒的歌意，正澆中了一樣困擾于現代化陣痛和威權壓抑的你我心中塊壘。自然，羅大佑還是靠音樂和對情歌的演繹征服大多數大陸聽眾的，但他之所以比其他同樣有音樂的歌者贏得更多的崇拜和尊重，還是由于他的關懷，切中了我們的心扉。

這或許是大陸聽眾的幸運，但卻是羅大佑的不幸，當台灣社會逐漸告別威權的80年代末期，羅大佑遠走香港發展，或許正是為了在這里復制他曾經的成功，然而，《皇后大道東》和《東方之珠》的成功，也伴隨著《首都》的失敗，在面對一片他從未踏上的土地時，他還是力不從心的，而尤為悲哀的是，當他用《原鄉》向轉型后的台灣獻媚時，卻只能淹沒在喧囂的塵音中。正如李敖這個專制時代的民主先鋒，卻成為了民主時代的文化丑角一樣，連接兩個時代的先知是困難的，他們注定要被他們所曾經向往、追求，并為之努力直至催生的新時代所拋棄。

許久未曾聽到羅大佑讓我們感動的新歌，而今天羅大佑還能夠來到大陸舉辦個唱，或許不僅僅是由于歌迷的懷舊，也可能是由于這里相比其他更適合吧，如果羅大佑的歌聲也在這個地方引起似曾相識的共鳴，真不知他的感想將是如何，不過，組織者自然會對此加以精心的安排，畢竟，時代的更迭會讓風云一時的名曲過時，而那些情致綿綿的情歌卻可以是永恆的，我們可以更多地欣賞羅大佑的這一面。而我也真心的希望，但愿有一天，所有人在聽到羅大佑的歌曲時，都只有驀然而來的柔情，并沒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