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戀曲1980》到《戀曲1990》再到《戀曲2000》，羅大佑的歌一直在傳唱。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可以聽到那“烏溜溜的黑眼珠……”，但是羅大佑一直不是媒體上頻頻曝光的公眾人物。他的神秘對于北京的歌迷來說也許更甚。在人們知道他名字之后的十几年中，他只悄悄來過北京一次，作了《戀曲2000》之后又悄悄地走了。這次他終于面對記者露出了真面目：在他下榻的貴賓樓飯店，羅大佑與記者單獨聊起了他的創作、他的生活和他對自己音樂歷程的反思。

1、我的創作與環境有關

記者：對于北京歌迷來說，你的歌影響了一代人。現在不少剛剛進入中年的歌迷，很多人都是聽著你的《童年》和《光陰的故事》等民謠長大的。而你后來的創作與你《童年》時代有了很大的變化，為什么？

羅大佑：任何創作都離不開環境，所以我的創作狀態在前后有很大的變化。《童年》是80年代，在1985年以前我一直在台灣，后來我去了紐約，1987年我到了香港。之后一直在香港，直到1996年我又回到台灣，1997年又去了紐約。這些環境對我的創作的確有影響。比如我的一張《愛人同志》的專輯，創作于1988年。在那之前的一兩年，兩岸的交流越來越頻繁。這張專輯的創作說明了大時代在不停地變化，我們創作人也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找到新的位置和新的感受。因為我們的歌是寫給更多人來聽的，一個好的負責任的作曲家應該感覺到這種變化。作曲家在這些變化中汲取一些養料，這是負責任的一種創作方式。《愛人同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兩岸的隔閡剛剛有些松動，互不了解。而兩岸關系的話題在當時大家都比較關心，兩岸的中國人都希望走得更近，而不希望對立。我覺得這張專輯就是想把兩岸的這種感情的力量發掘和 表達出來。

記者：當時的創作狀態是怎樣的？

羅大佑：其實當時的創作狀態是滿奇怪的，和我現在的創作狀態有些相象。那之前我已經四五年沒有出專輯了，屬于創作的醞釀期，就象一個畫家開了一個畫展后，就要靜下心准備下一個畫展。這中間的醞釀期就是創作并感受生活。人不象樹，春天就發芽，秋天就收獲。人的創作不是那么規律的。人類社會就是那么無序，如果那么規律的話，也就不需要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測算了。

2、從醫學圈里逃出來

記者：那么你現在的作品與早期作品有什么不一樣呢？

羅大佑：我早期的作品應該說比較單純一點，1980年我剛剛從醫學院畢業，一邊作音樂一邊行醫。我想我還是比較敬業，因為我家里三代都是醫生。在台灣，作父母的也希望孩子繼承父業。由于我哥哥姐姐都是醫生，所以繼承父業的重擔在我身上的壓力就比較小，不用我非繼承不可，所以我比較容易從醫學圈里逃出來。而我又不是非要干這行不行，所以在創作上的顧忌就沒有別人那么多。而我的創作也跟那個時候的音樂形態有關系，那時剛剛接觸搖滾樂， 形態不一樣的音樂對我影響比較多。

記者：本來是學醫的，又轉行去作音樂，這樣的轉變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是很困難？

羅大佑：我在家里鬧革命鬧了十年，革命才成功，也是不容易。其實，我在上大學時便開始寫歌，象劉文正唱的《閃亮的日子》就是我大學5年級時的作品。因此，可以說兩邊一直都在做，但從興趣來說，我更喜歡音樂。好醫生已經那么多了，少了羅大佑這個“藥到命除”的“庸醫”應該沒什么大不了的。1987年3月，香港的朋友邀請我從紐約回香港發展，我在考慮很久以后，便與母親攤牌。我說，有這么一個機會，可不可以讓我試一試？因為要想做好一件事，必須要全力以赴。最后，他們雖然很不情愿，但也只好同意了。

3、靈感來自思考和積累

記者：我們發現你的歌曲與社會環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那么在創作時，你是否是有意在這么做呢？

羅大佑：我想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吧。其實，我的家庭一直把我做音樂當成 是玩票性質的。他們認為，作為興趣當然很好了，但作為一生的事業那就危險了！總之，不如做醫生穩當。當時，我就在這樣一個環境里，朋友們對我做歌手也認為是沒出息的。因此，我選擇這個事業時就向家里保証，我可以借此謀生，可以活得很有尊嚴，打出一番天下。這時，我身上的責任感就顯得很重大了，除了生活上要照顧自己，而且還不能違背自己對家人許下的諾言！我希望給我自己一個能讓自己特開心，同時又能養活我自己的職業和生活方式，那我就要靠自己奮斗，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就拿《海上花》這首歌來說，沒有人想到我會寫出這么商業的歌。而它之所以誕生，一是因為謀生的壓力，第二個是因為我當時身在紐約這樣一個民族大融合的大都市，經過洗練后，我愈發覺得自己身為中國人的可貴，心里的這種感受要表達出來。人在家里可能沒有這種感覺，而在那個多民族匯集在一起的環境下，你就會發現把你的血緣表現出來是十分重要的，把你有別于其他人種的才能表現出來是十分重要的。

記者：你現在的音樂是否更趨向理性化？

羅大佑：當然會啦。因為我過去接受的是一種醫學的訓練，而醫學訓練最 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分析和診斷。尤其，我在的放射科百分之百地需要通過分析來診斷病人有沒有問題。可能我在寫歌的時候，便不自覺地把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就象我很注重歌詞，它一定要壓韻，如果不壓韻的話，它就會缺乏音樂的節奏感。我反對傳統美聲歌詞所謂的“距離美”，覺得音樂要符合人們語言習慣中的啟承轉合，那它才是好的歌詞和旋律。

記者：在創作中，你的靈感一般來自哪里？

羅大佑：這很難講。靈感百分之八十靠平時的思考和積累，不斷的磨煉，不斷地鞭捶。在創作過程中很多旋律回閃過，我想不急忙把它記下來，好的旋律自然會留下來，而不好的旋律自然會走掉。你知道我最怕死的時候是什么時候？是有一個非常好的旋律在腦子里頭轉，可我坐在飛機上。《戀曲2000》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當時我坐在香港去台灣的飛機上，歌中的其他部分都 已經寫好，而那個副歌的旋律正好在飛機上完成，連旋律都有點空中飛人的感覺。當時我想，萬一飛機掉下來就糟糕了，那么好的旋律就沒有了。人死了沒有關系，那么好的旋律沒有留下來太可惜了。

4、婚姻：是偶然也是必然

記者：你曾談到你和你夫人李烈在一起12年，但結婚才一年，為什么？

羅大佑：正好今年12年，沒辦法。原來我們倆個人對結婚都沒有太大的欲望，把結婚當成一種偶然。我們這種關系是必然的，結婚是偶然的。

記者：那你怎么看待過去的戀愛期與現在的結婚期的那種生活轉變？

羅大佑：男女在一起剛剛開始往往會有激情，那是特別熱戀的時候。過去以后就會建立一種恩情吧。兩個人因為那么久在一起，那么了解，可以容忍一切，互相彌補對方的缺點。共同走過那么長一段時間，去欣賞，去珍惜這段時間。我一直覺得羅米歐與朱麗葉，如果不是四天的話，早就完蛋了。羅米歐的殉情也就才戀愛四天吧，如果四年的話，早就打得鼻青臉腫了。我和李烈相處12年，一些當初并不看好我們的夫妻都離婚了，而我們卻結婚了，這真的很奇怪。我覺得這是一種緣分加努力。有緣分還要努力，不要把感情視為理所當然，但又要順其自然，也需要努力，更需要默契。

記者：你在那11年中，就沒有想過結婚？

羅大佑：真的沒有，我們真是去年路過一個教堂時想到要結婚的。也許和我的家里出現的情況有關系。父親兩年前去世，我家里又發生很多事情，我想我自己很需要一個比原來女朋友更親近的關系，一結了婚就可以往前看。

記者：你對你的婚姻是不是很滿意？

羅大佑：我覺得已經很OK了。第一個是我不要給自己太多的壓力，太多的責任，一定要完成“白頭偕老”。我覺得“白頭偕老”几個字出現的時候，危機就出現了。

（原載《北京晨報》 20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