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墨鏡，叛逆不馴的羅大佑，
　　忽然在台灣的歌榭上消失。
　　兩年以后，他悄悄地在香港出現，
　　在他寫的一本新書上，
　　他宣告了羅大佑的死亡！
　　這第一手話題，透露了他對
　　台灣歌曲檢查制度、以及對
　　台灣的影藝新聞和記者的批判。
　　細說他對台灣的政治、蔣經國、以及
　　他新的身份認同
　　和他最新的藝朮劇作的告白……
　　撰文：Kirby Coxon
　　譯者：曾伯堯

第一部/新聞界

柯比（Kirby 以下簡稱[柯]）：你的經濟人曾說：“并非羅大佑討厭新聞記者，他只是不喜歡他們的職業。”
　　羅大佑（以下簡稱[羅]）：我自認是一個不善于面對群眾的人。尤其是新聞記者。你得非常技巧，因為你當然總是都希望得到正面的報道。

柯：你與新聞界的關系怎么樣？
　　羅：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早期，他們對我相當的友善。別忘了，是新聞媒體制造了象羅大佑這個明星。只有新聞媒體有這個力量。我不會對他們有不公平的說法，他們是塑造[羅大佑]的人們啊。他們使他成了明星，又對他不公平嗎？我不知道。是，同時也不是。

柯：你認為新聞媒體在你與張艾嘉分手中扮演著某種角色？
　　羅：在一個程度上當然有所牽涉（在雙方關系上）。因為一種關系就是一種關系。每一個人都希望這種關系單純、隱私。如果新聞媒體試著介入，他們會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除非，就象我也說過，你是一個善于應付他們的人。可惜當時我太年輕，就不曉得怎么去應付。

柯：那么，你對台灣新聞界的主要怨言是什么？
　　羅：他們甚至想要不必跟你談過話，就要報導你。你可能從未見過那個記者，可是你卻成了報紙的頭條新聞。報導你的想法、你有什么感受等等，可是你卻一直不知道他們是誰。這種事時常發生時，就令人極不舒服。這些事情，在我的書中全提到了。你可以看看。

柯：談談你對台灣報紙的看法？
　　羅：我不認為他們受過很好的訓練，他們經常過度的歪曲事實，糟透了。當時的台灣，報禁尚未開放，報紙的發行量有高達百萬份的。因此，你面對的是上百萬的民眾，而報紙總是任意來描述你，報導者控制了輿論。他們才是超級巨星。
　　一個記者客觀地去報導某件事的好壞對錯，是無可爭議的。但是在台灣，他們則零用報導去明顯地表達個人的好惡。他們如果喜歡你，你就是個好人，反之，你就是壞蛋。對一個記者來說，是很糟糕的事。我本身是個醫生，我以人性的觀點平等看待每一個病人，把他們當人來對待的。

第二部/出版檢查制度

柯：你的作品被台灣政府檢查過嗎？
　　羅：那當然。最壞的是，甚至你在寫歌詞時，都得想到檢查。這正是我極力想避免的。我努力要在創作時不去理會它，只寫我自認該寫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但即使是你故意試著巧妙地去回避它，你本身依然受到它的影響。這對音樂創作而言，是極不健康的。

柯：官方的檢查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的呢？
　　羅：我到新聞局里，解釋歌詞，他們的態度似乎很開放，但就是不能讓某些歌詞通過。我們之間溝通不是那么美好，但還可以啦。彼此觀點不同，溝通自然不能百分之一百的完美。
　　有一位在新聞局里的小姐，還是我的一個朋友。她是很幫忙，但她也認為[之乎者也]這首歌，會對社會有不良影響。他們自有他們的立場。

柯：他們改過你的歌詞嗎？
　　羅：哦，當然，他們修改過我的歌詞。我得修改到他們覺得滿意為止。因此對付他們你要非常機靈。這種事，的確叫人感到很不舒服。

柯：你怎樣去應付這些檢查制度？
　　羅：我必須有能力以很技巧的方式去處理這些政治上比較敏感的政治題材。你只能推到某一個邊緣，稍一過頭，歌就被禁掉了。但我常常能把我想說的說得不過頭。我有這個能耐。
因此，整個情況變得很奧妙，我真不喜歡在創作音樂時玩這種貓捉老鼠游戲，那不是真正的我。

柯：[亞細亞的孤兒]是屬于這類的歌？
　　羅：是的，實際上我指的是台灣。我父親的朋友（譯按：即吳濁流）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亞細亞的孤兒]。但我必須對新聞局說，歌里指的是關于難民的事，不然，這一類的歌根本是沒法兒通過檢查的。
因此，我覺得如果說我一定得老是處在這種勾心斗角的情況里，那就拉倒算了我不干了。那實在太復雜了！

柯：這是你定居香港的原因嗎？
　　羅：是啊。

柯：在目前政治環境較自由開放的情況下，你的音樂可能被允許嗎？
　　羅：我想是會吧。整個局勢都在改變，他們也應該不再象當時那么嚴厲了。但是檢查制度仍然在那兒，人們已經習慣了。

柯：你對于藝朮創作的檢查有什么看法？
　　羅：每個國家都有檢查制度，只是程度不一，這是一個媒體上的問題。我不認為檢查制度本身是錯的。我受不了的，是明白跟你說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的那種檢查制度。我認為要禁就禁沒關系。他們并不禁止音樂創作，只是不准你上電台或電視。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方式寫我的東西，我仍然可以賣我的唱片，沒有人叫你不要再唱或不准再寫。

第三部/公眾形象

柯：你的公眾形象的象征是什么？黑衣加墨鏡嗎？
　　羅：我想，我原是一個整天都必須穿白袍的醫師，而在舞台上的角色則是一身黑。站在舞台上面對上萬名的群眾，強光照著你，對我來說并不能那么自然。黑色的打扮，也算是一種保護色吧。
那家伙在人們身上投射一道陰影。許多的期待、矛盾和過去的幻覺。我想這就是為什么他要穿一身黑，戴墨鏡。他可以同任何東西混合起來，黑色就是黑色，沒有其他顏色能改變它。這是一個蠻適合去混合思想和感情的媒介。這并不是那么叫人舒服，但卻是正確的。我對音樂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專心致志于音樂。我不能花太多心思在聽眾上頭。

柯：對于台灣的一般大眾認知而言，你這種公眾形象為什么那么負面呢？
　　羅：我想，黑色對人們有一點兒是一種挑戰吧。如果你是藝朮家，你的言行與眾不同，卻無所謂對與錯，但不管個人或群眾，中國人對于不與己同的事物、個人和觀念很敏感的。中國人只有認同熟悉的思想或行為的傾向。如果，他們認為你可能危害了社會價值，他們就會審判你。審判是一種可以防止某些事情發生的工具。人們使用道德判斷來消除他們不想看到的東西。他們消除這個、消滅那個，到頭來什么東西看起來都只有一模樣兒。
這也是一個[面子]問題。如果我說的是錯的，他們就不會這么生氣。我想我是說出真相才會引起這么多的爭議。如果人們說：“你的音樂與眾不同”或是：“你跟其他寫歌的不一樣”，我會比較舒服一點。可是他們把你跟你的形象做聯系起來，而我的形象往往遮掩了我的音樂。

柯：你的形象有什么問題嗎？
　　羅：我不會說那不是我，但那個假貨實在又不是我。整個環境都在期待某種東西，所以當我的音樂一出來，許多人就說：“這就是了！”而“那個家伙”被過度的宣傳與贊美，使他失去了自我。如果整個方向正確，那還是好的。如果方向偏差了，那就很危險了。“那個家伙”被過度夸張以后，使人們對他產生了更多的期待、更多的賞識，到頭來帶來更大的失望。

柯：方才你常以第三人來描述羅大佑，好像他是另一人似的。
　　羅：他們（新聞媒體）創造了一個人，這人又不是真正的我。我想……“那家伙”已經死掉了。那個穿黑衣戴墨鏡，那個為台灣背負了“使命感”、為民主奮斗的羅大佑，死了！……是的……他（大笑）。舊形象已逝，那個羅大佑也不應存在，因為，我不想要那種人格。如果人們都期望你有更多的抗議歌曲，并期望你人如其歌，對我來說，實在相當危險。你若事事如人所愿，那個負擔就實在太大了！因此，這兒有兩個羅大佑，一個一定得死去，一定是那一個羅大佑，而不是這一個羅大佑必得死掉。

柯：這是你最近出這本書的原因嗎？
　　羅：是的。這本書并不是對于我在台灣時的一些經驗的批評，只是表達我的態度，我要為那個逝去的羅大佑負責。羅大佑死了，他在台灣住了30年，他曾是個收入頗丰的醫師，也是一個成功的藝朮家，卻不能適合那個社會。終究，我有責任把為什么他得離開台灣，為什么他要死掉這件事說明白。這本書是相當個人的，是我自我的評價。

第四部/對台灣的看法

羅：回顧台灣歷史，台灣是一個充滿沖突與矛盾的地方。它被荷蘭、滿清、日本，最后被國民黨統治過，它也一直未與中國大陸有過適當的關系，台灣的地位在整個華人世界中是相當矛盾的。
　　台灣人承擔了這種矛盾，如同過去的模式，這里充滿了這樣的性格。
國民黨不允許台灣獨立，事實上他們的統治也算是一種台灣獨立。事實上，我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是台灣獨立的最佳行動。整整40年，國民黨嚴禁台灣與大陸交往，不許台灣人民談論台灣獨立，但他們實際上卻在干獨立。對我來說，我寧可讓現況持續下去，看看到頭來會發生什么事。

柯：你曾有過政治上的貢獻嗎？
　　羅：當然有。政治是個人的積累，是人類資源的積聚。政治違背了人的功能就是錯的，如果合于人的功能就對了。政治必須來自人民。盡管我沒有很明顯的政治立場，但我的政治還是存在的，只不過是方式不同罷了。否則，你要在你的歌曲中去說什么呢？你談到家、談到人的關系及人類等，那就是政治啊。

柯：你對反對黨認同的程度如何？
　　羅：我是以人的觀點來認同他們的。我之所以認同他們，是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制度是如此混亂，而打破那許多政治禁忌是一個真實的政治問題。我認同在野黨，是因為整個制度并不管用，到處有許多的不公、不義。如今，情況不同了，國民黨在變，反對黨也在改變，每一個都對對方指指點點的。

柯：你對蔣經國的印象如何？
　　羅：我相當推崇他。他是相當地受到誤解，可是最后証明他是有心之人。蔣介石曾告訴他為了國民黨而拯救中國，事實上蔣經國做的是很“不忠不孝”的，因為他并未遵照他父親的意志。許多人不了解這一點。他們認為他應該早一點搞改革，但他只有一個人。他有他的重擔，無法任所欲為。他并不是一個國王，他雖能控制局面，卻也有其限度。

第五部/民主制度

羅：台灣只有40的時光去培養民主制度和追求自由，你應該多給它一點時間。美國也不是几十年造成的，要花上二百年才造成像美國那樣的國家。我們應該長期堅持下去看看它的成果。民主有如肌肉，是靠自己鍛煉出來的。你無法自別人的力量中取得的，你要有強壯的肌肉，得自己去努力，每天做30個伏地挺身。

柯：自1984年出版《家》這張唱片后，未有新唱片，你對這張唱片失望嗎？
　　羅：是的，在音樂上我對這張唱片不滿意。它沒有音樂性。實際上，這張唱片賣得還不錯，大約是7萬張，我知道確是有問題的。也許是我當時想制造的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1984年和85年，台灣的情況很不好，是一個劇變的時代，許多價值正在消失，許多事物在崩散，人民缺乏信心。同時，有許多人開始對台灣發生的事有了政治意識，抗議事件層出不窮。我不想使我的音樂具有破壞性。在當時環境下可能是由破壞性的，因為你不再感到溫暖了。我希望在音樂中有溫暖的感覺。因此，我寫了《家》。我想傳達的是“這是我們的家──台灣，讓我們對這塊土地應有感激之情”……。也許效果并不好，但我的確盡力去說出一點什么。情況是，我試圖創造的情境并不存在。如果你試著這么做，結果也一定是一樣的。諷刺的是，在出版了這張唱片后，我就離開了我的“家”──台灣。

柯：何以在事業的高潮中，你突然一走了之？
　　羅：回顧1984和1985年，由于政治上的變化，台灣在政經上都有很大的矛盾。如經濟丑聞、新的反對黨、中國大陸的壓力等。整個情勢迅速的轉變，我則象是個站在第一線的、一個曝露在媒體中的歌手、一個似乎在他歌中表現許多社會關系的人，而我失去控制了。在這個劇變中我未能跟得上這個時代。我的雙腳并沒有堅實的踩在這塊土地上。
人們說，我是青年一代的代表，我為他們吐露心聲。可是，我從未曾說過我是他們的代表，也未曾說過我是抗議歌手。這些頭銜都是人們加上去的。我不過是以一個市民的觀點說話，人們卻將你與政治問題拉在一塊，使你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把你當成一個為大家說話的人。我背負了這些期望與失望的重擔，以致失去了我以及我希望的地位。而我的目標太大而無法改變事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徹底的消失。

柯：在過去4年中，離開了流行音樂制作以后，你都做些什么？
　　羅：生活、學習。我在台灣住了30年，形成我所有的觀點。如今，我有能力超越在台灣時的限制去觀察事物。也許是我的客家血統在體內流動，我安于做一名外國人，不管是當一名紐約的東方人或是住在香港的外國人。我學習了一些新的事務，過新的生活，我的音樂也將有所不同。我寫的并不是很多，但自認為不錯，足以出版一張新唱片了。這些歌將會有新的音樂、新的方式去敘述歌詞。

柯：我們會在你的新的唱片中感覺到什么東西呢？
　　羅：這很難解釋。我很不善于描述自己的東西。歌詞尚未完成。但音樂上將很電子化。這是電影《棋王》的主題曲。有兩部小說都叫《棋王》，一部是台灣（張系國），另一部是大陸作者（阿城）寫的。導演對故事情節有個想法，將兩部小說合成一個全新的東西。我的想法是把歌曲放入電影中，實際上，我們把這兩件事搞在一塊去發展。在我的定義中，這絕不是抗議唱片，我所關切的是生命和人性。這是超乎台灣的一種關切。我已經擺脫了限制與束縛。對我而言，如今台灣已經不是一切了。
總之，我不敢說我能夠清晰地說明新唱片是什么樣子。因為這是一個還在發展中的想法。不到最后混合起來的時候，無法知道這些歌曲之間將會起什么的化學變化。

柯：你為什么決定要回去老行當去呢？你能像往日一樣在行嗎？
　　羅：我經歷了這些階段──憤怒、迷惑、受限制，離開台灣是唯一途徑。如今，消失兩年半后，我覺得我的力量回來了。我感受到生命開始要行動了。這是出自內心的，也正是音樂的來源。
　　我不知道是否依然管用，因為我的音樂已經改變，台灣也已經改變，我本身和我對事物的態度也改變了。我覺得我的音樂比以前寫得更出色。我的聲音也比以前要好，比以前更強壯，流暢。不管能否和過去一樣好，我并不在意，要緊的是盡力去做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