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昨天才見到今年第七期《讀書》，一月相思，又有正果。讀過《閣樓人語》，十分親切。因為我也是羅大佑和金庸的欣賞者。金庸的作品我常置案頭，時常復習，便如閑時喝酒一般﹔羅大佑更是常繞耳畔。但閣樓人在大佑前面冠以流行二字，則令我不快。《讀書》不應犯這樣的錯誤。

我把我常能聽到的歌曲大致分為几類：鄉野的，市井的，殿堂的，文人的。鄉野的歌就是所謂的民歌，但我說的不是在演唱會上表演的那種，而是在藍天白云之下草原雪山之間回蕩的那些從未經裝飾的嗓子中流出的聲音。它是一個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外化。

市井的歌則是工業流水線上的產物，它鋪天蓋地向我們襲來，使我不敢上街，越是繁華處越讓我窒息。這些歌就是所謂的流行歌曲，從填詞譜曲直到演唱錄帶發行以至流行，全是商業操作的結果，所謂心靈所謂情感僅僅是其中的佐料。這些東西已經把電視台和音樂台填得死死的。

殿堂的歌則是另一路，一方面它來自主流意識形態，一方面它來自所謂的高雅藝朮或嚴肅藝朮。前者我不便說，后者以美聲唱法為代表。但在我看來，美聲唱法并不是從華夏諸民族的血液里滋生出來的，它與我們的心靈相距太遠。每聽到中國歌唱家在某某洋歌大賽上獲洋獎的消息，便讓我有種小雞在鴨子的游泳比賽中得了第一名的感覺。

現在我要談到羅大佑，在我看來，羅大佑首先是一個文人。我以為，漢民族尤其是生活在城里的漢民族大多已經喪失了音樂本能，即使在孩提時代尚有殘余，也被現在的音樂教育給毀了。以我而言，當我要表達我個人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體驗，我只能用文字這種方式，比如現在正寫的這篇文章。而羅大佑，他的表達手段則是歌。羅大佑是用歌來表達生命體驗的極少數極少數文人之一。而且他的生命體驗與我極有共鳴，所以我象每期必買《讀書》一樣收集了他几乎全部歌曲。文人的歌很難傳入我們的耳朵，除了文人不具備音樂本能之外，還一個原因就是缺少渠道。比如《黃孩子》很早就聽說過，但一直沒聽過。讀書人有《讀書》可看，老戲迷有“戲迷樂”可聽，甚至搖滾也有北京音樂台“新音樂雜志”及“午夜藍調子”，唯獨羅大佑，只能混跡于各路天王之間，從他們的縫隙中向我們招手。因而文人的歌在中文歌里現在是少而又少，除大佑之外，我只能在李宗盛、侯德健以及蘇芮等寥寥几人中聽到只麟片甲。而大佑本人，在經營音樂工廠向商業化進軍之后，亦呈現出很強的流水線氣息，讓我失望。如他最流行的《戀曲1990》已淪為流行歌曲了，雖然是一流的流行歌曲，但其格調、意境與從前的《戀曲1980》、《小妹》，以至《光陰的故事》都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要選大佑文人氣最足的代表作，我以為該是《將進酒》、《鄉愁四韻》等歌，士大夫氣十足。

羅大佑使我感到溫暖。我把鄉野的歌比做山間的野花，把文人的歌比做澆灌了心血的園丁之花，它們是從心靈走出的。而市井的歌則是無根的塑料花，它們是向金錢走去的。殿堂的歌我又不好說，也許是光榮花。

這四類歌實際上是四種文化形態的代表，即鄉野文化、商業文化、主流文化及精英文化。通山先生有一文《中國文化市場及其柜台分布》待完成，不依文化形式分類，而以文化品與其制作者、使用者的心靈之間的距離為划分標准。相信可解決所謂通俗音樂和高雅音樂之定義不清的問題。

最后扣題。我可以稱汪國真為流行詩人，但我不能稱羅大佑為流行歌星，正如我不能稱馬爾克斯為暢銷書作家，無論他多么暢銷。

1995年7月22日
北京　萬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