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大佑]首頁/面對大佑/羅大佑：我一直仔仔細細寫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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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候的羅大佑，數度壓抑對音樂的熱愛，因為音樂不能當飯吃。但是音樂又數度把他從醫學拉回來，直到完全占領他為止。羅大佑的生命像是一個追尋的過程，但是他總最思念童年的單純美好。羅大佑常常不安，用音樂保持冷靜，「我在音樂里找到自由，希望每個人能在愈來愈擁擠的世界，喘一口氣。」 對我來講音樂是一種reality，已經不是一個dream，是一個我比較想做的事情。 我十九歲時組合唱團，那時候，等于有機會到飯店里駐唱，當時當然喜歡音樂，但并沒有覺得自己可以做音樂。 我在情感上跟媽媽比較親近，但是在選擇人生的道路上受到爸爸很大的影響。我對音樂的興趣是他啟蒙的，后來學醫也是他的建議。我考大學的時候已經很明確知道自己的興趣是音樂了，但我也知道不能靠音樂吃飯，所以我也跟哥哥一樣，決定要讀醫學院。 但音樂始終把我從醫學拉開，后來又發生了几次這樣的拉鋸戰，直到它永遠占領我為止。 承諾是沒有合約的 你得對自己負責 我告訴我自己，這是我自己要走的路，沒有誰能夠改變我。承諾這種東西是沒有訂立合約的。你對自己的承諾，可能比較能連接到夢想與理想的主題，因為你必須在其中做選擇。有人問我，你這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覺得是肯定，對自己的肯定，你必須對自己的承諾、決定要負責到底，不能有后顧之憂。 用篤定的方式，我寫歌是為自己寫的，一定是要自己真的看到這個世界，而不是別人說的。我在寫自己的感情，不光是一個故事，還包括在大學對青春、校園里初戀、就業的成長過程。 大六那年我上台北見習，當時十大建設已經完成了，台北的農村景觀迅速地消失。我從台中上來，有一種失去純朴生活的感覺，所以就創作了「鹿港小鎮」。其實到台中去讀書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如果我一直留在台北就沒辦法寫出這樣的歌。我不是鹿港人，這首歌是我借題發揮，描寫鄉下的孩子來到台北，花花世界的撞擊。我相信連在台北長大的我都有這樣的感覺，那么對于真正的鄉下的孩子一定沖擊更大。 「鹿港小鎮」、「之乎者也」這些歌曲，是透過一種��喊的方式來表達對時光流逝、社會變遷的感傷，一般人都覺得帶著一種叛逆的味道。從我的成長過程其實看不出這些蛛絲馬跡的，只是到了大學以后，我獲得比從前更大的發展空間，才能夠把這些過去沉澱下來的多愁善感用音樂表達出來。 從便當到國父遺囑 都是我的童年，我的接觸 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樂工作者，我是困而知之型的，我很聽話勤勞地練琴，也擁有幸福的家庭。但也是在這個立足點上，我才敏感地以一個「人」的角度感受時空的遷移、成長的失落，然后透過歌曲連結人們共通的記憶與情感，喚起人們對逝去的童年與青春的鄉愁，這正是因為我也是一個從懵懵懂懂間長大、摸索著成長之路的孩子。 要寫一首歌，通常要去找那夢幻的感覺，讓自己進入那個情境里面。我從前有一本小本子，我不是在想小說的情境，而是接觸的東西我就寫下來，便當、筷子、糾察隊、老師、粉筆、國父遺像、總統遺像、國父遺囑……全部寫下來﹔有了這些元素，你就會看到一個考試、一張考卷、六十分，中間發生什么事情？那些意象出來以后你才可以歸類。創作不是一個天才的過程，我真的下了苦功。 想寫童年的動機很重要。為什么想去寫這個歌？因為那時候社會不安定，所以我想去寫一個比較安靜、讓我覺得很舒服的一段事情﹔社會實在太亂了，我一方面要去寫一個過程讓我很開心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在想：這個歌所提出來的是不是大家的共同信念，是不是大家都需要的東西？ 后來事實証明，答案是肯定的。 我寫童年，不可能寫「你」怎么過的。我不可能去問每個人，我一定仔仔細細去寫我自己。十几歲左右這段童年發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即使是被打、即使考試沒有及格、或者緊張得要死交不出答案來，我都覺得開心啊！ 最不安的時候 就回頭尋找共同記憶 所以后來我對童年有一個新的定義，童年是一個天堂，大家回到自己童年的時候，有一種最沒有猜忌、最天真，沒有任何社會的觀察、沒有想要去了解什么事情的狀態，童年是很完美的。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台灣是一個海島，地震頻頻，几乎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種很深層的、嚴重的失落，一種類似于歸屬感的不確定性，每個人都在問 我到底屬于誰？我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到底屬于什么樣的族群？我的身分認同到底應該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時候才可以放心？ 我習慣用排除法，從最不安的情況里面去找最安全的方式。 我在大家心最不安的時候自己保持冷靜，觀察一些大家可能沒看到的一些觀點，這觀點就是我寫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當我們的歸屬感受到嚴重挑戰時，我滿貪心的，我希望擴大我的歸屬感。這等于是完整用情感方式把事情敘述一次，用情感的方式、用旋律的方式、用歌詞的方式把它描述一次，讓大家再回到那種經驗里面去，把大家都不敢講或講不出來的那一部份表達出來。 當年，「之乎者也」是一個身為知識份子的醫生對于缺乏自由的抗議。我在八○年畢業的時候，一直想對當局做出一點反抗。我并不特別擅長用文字表達，可是和音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很精確地寫出自己的想法。那時候還有龍應台寫的《野火集》、《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我們都可以說是在八○年代的時候，用文化的方式來做一種表態。 面對藍綠的撕裂，我覺得事情是不能反過來的。事情可以造假，可以騙，但是不能使事情反過來，不能用民主來做其實非民主的事情，這是普世的價值。 這時候，可以靠一些歌，我們記憶里面都有的歌，回到這些的共同的記憶尋找共同的元素。 共同記憶本身讓我們回想到一段美好的時刻﹔有時候，在我們生活里，也會做夢回到以前小時候那些溫馨的片刻，即使只有這樣的片段也足夠，是一種有價值的歷史的流程。 我們這一代跟年輕人最大的差別是在科技上。因為科技無遠弗屆，當你太靠近時，你變成是它、是科技本身，而不是你自己﹔到底，你的想法在哪里？ 我最怕的就是網站的訪問，因為對方打出來的是字母。你知道嗎？我看不到對方的眼神，我聽不到對方的聲音，他可能提出一模一樣的問題來問你，但給我的感受完全是兩回事。 我一定要聽到這問的人的聲音，我要看到他的眼神在問我的時候是怎么樣，我一定要聽到他的語調、看到他的臉。 我到現在還是用傳真，我不太用e-mail，因為e-mail不能把寫的人當時的情況表達出來。好好寫個傳真，里面有感情成分，有情緒在。我一邊看這個東西，我才知道怎么回答問題。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甚至比問題本身還重要。我要很清楚知道，到底是在什么情況之下，在溝通事情？ 夢想需要平穩的土壤 我們的土壤在哪？ 夢想對我來說是大家都在一個很平穩的時代才會有，社會本身如果沒有這個土壤，沒有這樣的生活背景，我們憑什么去做一個夢想？好在我經得起沒有掌聲的日子，就過得了那一關。 八五年三月，爸爸把我押上飛機，他要我到紐約去一陣子，好好思考未來。我在紐約待了一段時間，八七年四月又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待得比較久，后來也寫了「皇后大道東」來描述香港社會的狀況。九五年后我才又與台灣有比較緊密的聯系，兩千年后我在北京、香港的時間較多。 我要用音樂的原創力 讓每個人能喘一口氣 我待了這么多個城市，幸運的是我總在它們發展得最蓬勃的時候置身其中，從而感受到它們的巨大能量，并且被推動著一起成長。 我相信原創力愈強的東西，遭遇到毀壞的可能性愈低，因為那是從你自己身上長出來的。 創作是愈不一樣，原創性愈高，愈可貴，而不是去跟隨市場的規則。一定要打破市場的規則，提出一種新的情感、一種新的旋律、一種新的歌詞出來。 我希望我的歌愈多人聽到愈好，社會需要一個情感的投訴、一種能夠盡量去尋求相同地方的訴求。 這么些年來，我不停地轉，想要尋找心中的自己。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角色，究竟哪一個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后我還是決定走音樂的路，因為我在音樂里面找到自由。 我希望能夠用音樂替人們創造出更多的空間，讓每個人可以在這個愈來愈擁擠的世界上喘一口氣。 (原載《天下》第300期，2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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