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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羅大佑離我們還很遠時，我們習慣了通過他的歌來解讀他的內心世界，在那個很難買到羅大佑專輯的年代，羅大佑這個名字就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如果說“披頭士”在60年代對美國的“侵略”改變了后來美國搖滾樂的方向是借助于他們有一個出色的經理人和他們在巔峰時期便踏上美國的土地對美國文化造成直接的沖擊的話，那么羅大佑對大陸流行音樂的影響完全是在一種沒有商業動力的背景下完成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羅大佑的歌是那么容易深入人心。
在台灣的歌手中，劉文正、鄧麗君等都不同程度地影響過大陸流行音樂，“劉鄧”在當年告訴了大陸人什么叫流行音樂，帶有啟蒙性質﹔而羅大佑則是給流行音樂賦予了靈魂。因此，他的影響更深遠，更值得人們去把他放在一個中國文化背景上去討論。但歷史的陰差陽錯使大陸聽眾真正認識羅大佑的時間向后推遲了20年。而這20年正是大陸變化最劇烈的時期。當羅大佑站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第一次與他的大陸聽眾零距離時，人們發現，羅大佑是從一個斷代的歷史中走來，只有通過“懷舊”這個詞才能與恍如隔世音樂巨人站在一起。當那次朝聖般的膜拜曲終人散，羅大佑把自己孤零零地扔在了這個時代。很快，在他完成了大陸9場巡回演出之后，音樂工廠北京“分廠”也宣告成立。
曾在台灣、香港之在過輝煌的羅大佑，如今站在了文化更為悠久、丰厚的土地上，他肯定會汲取營養，試圖開創一個更輝煌的未來。然而，這個時代不是當年他橫空出世的時代，在這個80年代生人決定流行文化口味的年代，羅大佑能給他們帶來什么，他們又能接受羅大佑什么？當懷舊的氣息漸漸隱沒在人們的記憶中后，羅大佑將面臨70年代生人和80年代生人兩代人的背叛，只有羅大佑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而拯救他自己的只有他的音樂。為此，他在北京精心策划了一場他等了20年的演唱會……
三聯生活周刊：你總是能創造一種現象，華語流行歌壇的音樂現象，上海演唱會引發的懷舊現象，那么，羅大佑的下一個現象是什么？
羅大佑：我不知道。我現在的新歌是統一一個未來，把自己的歷史和新的歷史作某一種結合。我寫歌寫了25年，下一個階段怎么樣我不知道，我覺得年底“圍爐演唱會”還是很重要的，這場演唱會我准備了20年。而上海音樂會是第一個批下來的，我根本沒時間准備。
三聯生活周刊：上海演唱會好像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人們是帶著懷舊去尋找多年前帶給他們的感動，但這樣的感動一次就夠了，下一次懷舊爆發還需要時間積累，如果70年代的人不再對你懷舊，80年代的人又對你很陌生，你可能會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境地，你該怎么辦？
羅大佑：我現在寫了25首歌，我希望能創作出未來，如果沒有未來，羅大佑就黔驢技窮，所以要把以前的觀眾拉回來。在我們這個年紀基本上都不買CD了，現在的音樂市場是為20歲以下的人准備的，但讓我還有一點信心的原因是有這么悠久歷史的國家，她不可能只為20歲以下的人去做音樂。一個創作者，他的創作會一路改變，不會在30歲時就被更年輕的人淘汰掉。
三聯生活周刊：一件事情，一旦變成符號，就只有研究價值，而沒有欣賞價值了，在上海演唱會之后，你成了一種現象，成了懷舊符號，大家真正關注的是你這個人創造的一種現象，而不是你的音樂，這好像不是件好事。
羅大佑：如果我的音樂經不起檢驗，只能聽兩三個月，我也不會出唱片。1994年出版了一張國語專輯《戀曲2000》，后來出了兩張台語唱片，中間也不斷創作、摸索，但我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這個時代變化太快，數字時代和模擬時代最大差別就是可以拷貝。對我來講可能需要一個更大的輪回。我在考慮音樂創作上的一個輪回，一個時代契機的輪回，我不斷摸索，不斷失敗，人們只看到我寫歌成功的一面，沒有看到失敗的一面，沒有看到我很多根本沒法拿出來的歌曲。
三聯生活周刊：你步入歌壇已經有20年了，一個歌手在20年后還能被人關注，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你現在能不能比較一下前10年和后10年在創作狀態上有什么不同？
羅大佑：80年代創作《之乎者也》，正是龍應台出版《野火集》的時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蔣經國是在1988年2月去世，這應該算前10年。之后台灣和大陸之間發生了一些變化，90年代是數字時代，80年代和90年代，對我來說是對于社會掙扎的觀察的不同，這種掙扎實際上也代表一種時代在變革之下每個人肩負起被生活挑戰的命運，但是每個人都經不起這種挑戰，他要做出很大妥協來適應現在這種現實生活。
三聯生活周刊：言外之意你后10年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妥協？
羅大佑：我肯定要妥協的，我覺得應該妥協。
三聯生活周刊：但是如果你妥協了，歌迷就認為這不是原來的羅大佑了，因為原來的羅大佑站得太高了，他們不希望看到一個往下走的羅大佑。
羅大佑：當我走得寬了，我必須往下走。我原來只屬于台灣，后來又去香港，現在又來北京，我要走的寬，就必須下來一點。在80年代，在一個小的范圍允許羅大佑走得更高，因為寬了，每個地方都不一樣，消費者對我的要求也不一樣。所以我在妥協。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新專輯是在什么狀態下創作的？
羅大佑：我自己不能講這個話，因為太不公平。
三聯生活周刊：《之乎者也》當年也是花了8年的時間，你覺得新專輯和《之乎者也》相比有什么不一樣？
羅大佑：不會啊，“老男人”這個稱呼是我自己先提出來的，我本來就是老男人嘛（大笑）。
三聯生活周刊：新專輯中你最滿意的是什么？這張專輯是否代表你未來的方向？
羅大佑：滿意自己的創作態度。很難說專輯代表自己未來的方向，很多歌都是過渡時期作品，像《愛人同志》也是延續《之乎者也》到90年代的過渡一樣。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這次北京演唱會之前，我替你做了一個調查，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很多去過上海演唱會被你歌聲感動過的人表示不想去看這次演唱會。
羅大佑：最好不要來。這次來看的都應該是當初沒有錢去上海的人。上海演唱會是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比較倉促，老實說上海演唱會完了之后，我下台后的第一個反應是搞砸了。因為有很久沒有辦演唱會了，很多歌詞都忘掉了。也就是說我并不把上海演唱會看作是成功的。經過后來的9場演唱會下來，才讓我有了一些經驗，把一個歷史拉回來，把一個懷舊也拉回來。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的觀眾心理上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他們一直把你當成一個懷舊而不是一個同時代的人去看，因為間隔時間太近，即便是在家門口開音樂會，他們也沒興趣了。
羅大佑：這樣也好，不如讓一些年輕人來看演唱會。
三聯生活周刊：但是年輕人是否會對你有了解？至少8年你沒有在大陸出版國語唱片，大家對你很陌生。
羅大佑：兩個方面，第一，有很多新人出來，包括陶�插B周杰倫，他們都在挑戰羅大佑，這絕對是好事。那個時代因為只有羅大佑，所以大家也寂寞，羅大佑也寂寞。那個時代是沒有歌曲的年代，現在歌曲很多，這絕對也是好事，羅大佑自己也要經得起考驗。不能混了20年，說我是那個羅大佑就可以不努力，這絕對是一個競爭的時代，經不起考驗你就下去。我的歌曲里什么東西吸引人？我覺得這張唱片的賣點就是我在用我的心在做音樂，真正賣的是這個東西，而不見得是哪一首歌。第二，我覺得是在探索中文語言在感情上的表達方式，一種語言一定有她的文化，語言和文字是兩回事，語言是我跟你講話時帶感情的一種東西，在中文語言里找到一種表達方式一直是我在做的事情。
三聯生活周刊：我參加過兩次你的新聞發布會，感覺你有時候很喜歡做秀，但是做秀技巧又不如劉德華，很多媒體對你這樣做秀也不適應，人們還是希望看到一個人文的而不是一個藝人的羅大佑。
羅大佑：我現在比以前能講話。以前的羅大佑是戴著墨鏡不講話的抗議歌手。但你別忘記羅大佑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也要吃喝拉撒。但兩岸之間有距離，1976年我開始寫歌，一直到1982年我唱《戀曲80》，距離都很遙遠了，歌是不是能表達出一個人最實在最外在的東西，這不一定。在記者招待會上我還要穿著西裝，要面對所有媒體，要拍照，拍照的時候我就需要這種狀態。而你聽歌的時候，是最近的，是心靈之間最直接的溝通，這和我們現在這樣的溝通完全不一樣。
三聯生活周刊：到底哪個羅大佑更接近真實的羅大佑？
羅大佑：那個羅大佑就是寫歌的羅大佑，這個羅大佑是一個也需要抽煙、喝酒，晚上睡覺也需要做夢的男人。這就是台上和台下之間的差別。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歌總能傳達出一種人文氣息，即便情歌也是這樣，新專輯是否還在延續這些？
羅大佑：它畢竟要回到整個時代我自己的變化，在出《之乎者也》、《家》的時候，我從來沒離開過台灣。當人們討論我那么厲害的時候，環境也在變，時代也不斷在改變，包括我們做音樂的方式。前些天我在聽80年代出的專輯，我嚇了一跳，那么簡單的鼓、吉他的聲音，現在很容易做出來，在那個年代我要花一年的時間。人文這塊跑不掉，當我把人文的東西丟掉，我就背叛了自己，我可以妥協，但我不能丟掉自己。
三聯生活周刊：從什么時候開始醞釀成立音樂工廠北京分廠的事情？
羅大佑：今年3月23日在深圳有一個頒獎，24日我飛到北京，但到了北京我感覺時候已經到了。在短短兩個星期我就決定把音樂工廠設到北京。我不曉得為什么，就像我寫一首歌我不知道為什么一樣。只有設廠才能把創作的心情落下來，在台北我寫不出北京。我要深化這個東西，就要扎根，它必須通過生意的行為來達到把音樂傳播到社會里。
三聯生活周刊：最后再問你一個問題，歌壇還會出現一個羅大佑么？
羅大佑：肯定會，我自己走了20年，不可能希望他在3年內出現。但能不能借助我讓這個人快一點出來？
（原載《三聯生活周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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