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大佑]首頁/面對大佑/《童年》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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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羅大佑 五歲的時候，我們全家搬到宜蘭。精確地說，是四歲半到六歲的這段時間，雖然只有一年半，宜蘭卻是我后來創作〈童年〉這首歌里的重要場景。我在台北的時候已經上了幼稚園，那一年，因為爸爸調到省立宜蘭醫院做內科主任，我們才搬過去，住在分配到的宿舍里。醫院的宿舍區是在一條巷子里，全都是木造的日式房屋，左右各住了三戶人家，院長住在第一間最大的房子，再來是外科主任。我們家是左邊的最后一間，對面住著姓吳的藥劑師主任一家，他們家有五個孩子，三男兩女，跟我們家三個孩子最親密。他們大哥吳鑫珍比我哥哥大一歲，二哥吳榮煌小我哥哥一歲，小弟吳錫仁跟我同年，大姊吳淑芬大我姊姊一歲，小妹吳淑嫣比我小一點，年紀相近當然就玩得起來。再加上其他人，像院長家里有四個小孩，巷子里經常玩在一起的孩子大概就有十五、六個，成群結隊鬧起來，几乎要把整排房子都掀了。 從我家里到幼稚園只要五、六分鐘，我跟著姊姊還有其他人一起去上學，一起回家。戶口名簿寫著姊姊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號生的，但事實上應該還要再早一個月，因為我是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號生的，中間隔的日子太短了，所以是報戶口的時候弄錯了。由于只差了一歲多一點點，我跟她比跟哥哥親密多了，我哥大我六歲，小一的學生跟小六的學生玩不起來，所以我跟姊姊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連小時候光屁股一起洗澡的印象都還很清晰。我們一起在澡盆里學游泳，用一個很大的、做成黃色小鵝的樣子的游泳圈，一邊游還一邊假裝有船要開過來。這就是我們想象的世界，一個澡盆就像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攪動一下洗澡水就成驚濤駭浪，就足以把我們淹沒，我們在這種假想的危險中大聲喊叫，興奮不已。上幼稚園以后，姊姊除了在學校里是跟女同學玩，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還是都混在一起，感情很好。 下課之后我們會先回家，把書包放好，吃飽飯再出去玩。我們跟吳家的孩子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再分成几個小圈圈，阿珍、榮煌跟我哥哥最要好，我、阿仁哥，加上王家的阿宣仔是同年的死黨，阿芬、我姊和阿嫣則是親昵的手帕交。我們各玩各的游戲很簡單，湊在一起玩則比較刺激，不過也比較容易吵架。 宜蘭醫院的旁邊就是一大片田野，雙腳踏著泥土的感覺是在台北沒有的。在台北的時候，我們是住在二樓，只能從窗戶往外看著繁忙的市街，跟土地是分開的。現在我們看出去就是平地，走出去就踏在堅實的土地上，有一種跟土壤不受分隔的暢快與自由。我對宜蘭一直懷著一種特殊的情感，我寫了〈鹿港小鎮〉以后，還回去過那個地方兩、三次。巷口那棵靠牆邊的大榕樹是我們的精神堡壘。這棵榕樹長得很好，它有一邊的枝干很大，很適合小孩子爬，每次我一定順著那里往上爬，爬到一個至高點，坐在那里覺得自己像個國王一樣，居高臨下，可以看到好遠好遠的景色。 〈童年〉的歌詞第一句是：「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里面只有池塘是我搬過來的，其他的場景都一模一樣。午睡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待在醫院休息，外面就是知了那種「唧……唧……」的叫聲，有時候我從冰箱里偷了一個渂柑，爬到樹上吃著冰涼的果肉，就是仲夏時節最高級的享受。當然，夜幕低垂時，我們小孩子最常玩的就是捉迷藏，當鬼的要把頭蒙在樹干上，數到一百下，其他小孩子就會趁這個時間四處躲藏。等到鬼去抓人的時候，小孩子們又要從藏身之地沖出來，奔向那棵大榕樹。所以你瞧，我們打鬧追逐都是圍繞著那棵樹，直到小孩子玩累了，回家洗澡，被爸媽催著上床睡覺，我們才暫時離開大榕樹，在甜美的夢境里繼續方才沒有完成的游戲。家家熄燈后，原有夜里的燈火和嬉鬧聲此時又會變成一片漆黑安靜，伴著田里傳來的蛙鳴，如仲夏夜的搖籃曲。這時的榕樹就如同巨人的身影，穩穩地站在那里，好象在告訴我們不要擔心任何事情，就算生活里碰到一些小麻煩，它也會當我的靠山。 鹿港小鎮／羅大佑 大六那年我上台北見習，當時十大建設已經完成了，台北的農村景觀迅速地消失，我從台中上來，有一種失去純朴生活的感覺，所以就創作了〈鹿港小鎮〉。其實到台中去讀書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如果我一直留在台北就沒辦法寫出這樣的歌，我不是鹿港人，這首歌是我借題發揮，描寫鄉下的孩子來到台北花花世界的撞及，我相信連在台北長大的我都有這種感覺，那么對于真正的鄉下孩子一定沖擊更大。小學時期由家里走到學校的几年，所目睹的生活景觀的變化，此時對我而言更具意義，我更能仔細地檢視每一個細節，進行系統性的解釋，找出相應的情感表征，譜進曲子里，最后人們聽到時會喚起曾有的欣悅與悵然。最后一年的實習，我寫了更多歌，其中有〈走不完的路〉，比較沒那么紅，還有張艾嘉唱的〈幕前幕后〉，那時我漸漸有了知名度，唱片公司也覺得這個人可以寫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又比較不怕死，勇于挑戰當時樂壇的陳規，因此給我的報酬也比較高。 從〈閃亮的日子〉之后，我跟音樂圈開始有比較密切的接觸，大六那年我還做過《劉文正時間》這個節目的音樂總監，這時候才真正進入了專業的領域。我了解到專業本身需要的一些態度和精神，比如說必須在一個禮拜之內把音樂做好，而且必須呈現出與別人截然不同的風格。剛好見習、實習的那段日子給我滿大的時間和空間去嘗試和體驗這些新的東西，因為有醫生這個職業作為后盾，我做音樂的時候比較沒有后顧之憂，做什么都可以大膽一點。 〈之乎者也〉、〈鹿港小鎮〉這些歌曲，是透過一種��喊的方式來表達對時光流逝、社會變遷的感傷，一般人都覺得帶著一種叛逆的味道。從我的成長過程其實是看不出這些蛛絲馬跡的，只是到了大學以后，我獲得比從前更大的發展空間，才能夠把這些過去沉澱下來的多愁善感用音樂表達出來，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類似的想法，然而他們缺乏這樣的環境，所以沒有辦法很准確地說出來。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樂工作者，真正的天才在幼年時期就可以展現一些具有某種意義的作品，但我是困而知之型的，我很聽話勤勞地練琴，也擁有幸福的家庭。但也是在這個立足點上，我才能敏感地以一個「人」的角度感受時空的遷移、成長的失落，然后透過歌曲連結人們共通的記憶與情感，喚起人們對逝去的童年與青春的鄉愁，這正是因為我也是一個從懵懵懂懂間長大、摸索著成長之路的孩子。 閃亮的日子／羅大佑 羅：大五那一年，劉維彬導演拍了一部電影《閃亮的日子》，主角是劉文正，當時他們把這部電影定位成藍調的音樂片，想找人做一點藍調音樂。劉文正介紹了王正華他們給劉維彬，而王正華又向劉維彬推荐我，說我會寫曲子。其實我也不了解為什么這部片要做藍調音樂的東西，大概是想聽起來搖滾一點，然后又比民歌有深度，總之我接到了劉維彬的電話，就替他們寫了一首曲子，他聽了還滿喜歡的，馬上就決定錄用。這算是我的第一首創作。很多人都覺得劉維彬很大膽，居然敢啟用我這樣的新人，其實我覺得他是想要一種全新的音樂。當時校園民歌很流行，我卻有一種反抗的心理，畢竟鄉村音樂怎么說都是模仿，這樣的想法和劉維彬滿契合的，所以他才會用我的東西。包括〈閃亮的日子〉在內，我剛開始寫的五首歌都是免費的，給電影公司當主題曲，他們付了我一萬塊，但是唱片公司卻一毛也沒有給我，我也沒有力量跟他們要。這樣的經驗讓我體認到一個有制度的環境對音樂創作者是很重要的，創作者只有個人，他們的力量往往都是很小的。 這是華人流行音樂的轉捩點，時間發生在七○年代末期，地點就在台灣，或者更准確地說，就在台北，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趨于成熟，因此大眾流行歌手的出現不僅是個人力求表現的結果，也是客觀上的需求。我就屬于這個特殊地點，特殊時間里被時代挑出來的第一批音樂創作者，當時這一批人打出的口號是「唱中國人自己的歌」，大概他們厭倦了模仿美國鄉村音樂歌手，那種穿著牛仔裝彈著吉他，故意用鼻音擠出來的美國南方腔的調調，從一開始的時髦無比，到變得滑稽可笑。我想基于自尊使然，也為了証明自己的創作毫不遜色，我們那一批滿腔熱血的朋友，都迫不及待地摩拳擦掌，准備接受時代的邀請，來填補一切的空白。我并沒有跟著高舉那樣的旗幟，但實際的行動卻符合這個標准，甚至還自立門派，多沖擊出了一塊新的領域。 (《童年》，聯合文學，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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