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兩年半，羅大佑再次到大陸開演唱會。如果說當初的《圍爐》給我們的是一種久違的感動，那么時下的《之乎者也》則更像是一次執著的追問：我們為什么會像現在這樣？我們感覺幸福嗎？我們仍舊能夠確認自己是誰嗎？50歲的羅大佑，眼鏡的顏色明顯變淺了，當他終于能夠坦然面對公眾的逼視時，提出的問題卻仍舊犀利無比，甚至當他自己希望回到中國的傳統中得到答案時，也一次次空手而歸。

《之乎者也》的變與不變

《名仕》：從1980年代的《童年》到現在的《美麗島》，世事已然經過了“現象的72變”，但是你的歌對于中國兩岸四地來說，每次都引發了很多的共鳴。就此，我們想知道一點：在當下的時間，從2003年的《圍爐》到2005年的《之乎者也》，體現了你的怎樣一個想法？

羅：從《圍爐》到現在兩年半多，其實講句實話，我自己可能不會有改變，但是大環境改變得很厲害。2003年2月18號我開始籌划北京演唱會，正是SARS開始的時候，接下來的那個禮拜正好是……不對，是下一個月，3月18號，那個時候我看電視，布什對著鏡頭講，再給伊拉克兩天時間，兩天不撤出巴格達，就開打。我們都盼著，不能動，不能動，但接下來就是戰爭開打，然后是SARS進入北京，我公司是4月26號休假，然后我去了香港做一個電影節的評審，來來去去。然后一直到去年，“3﹒19”槍擊事件，再后來恐怖事件一直在搞……我講這些并不是要拖長這個議題，我相信人是一直在跟著環境在改變。現在這些將軍(指2005年8月號《名仕》雜志，封面是14位老將軍的合影，編者注)都在這邊，其實他們現在已經不用打仗了。我想經過第二次世界戰爭以后，全世界都意識到戰爭的可怕。伊拉克戰爭中，除了這兩個國家會牽扯以外，全世界都會卷進去，總而言之，我覺得環境的改變是前所未有的，台灣的改變其實不是很好，從去年的“3﹒19”事件到現在，大陸方面表現的要好一點，在這種改變之下，人能不能保証盡量不去改變自己的那種根？

《名仕》：以不變應萬變

羅：對，你自己所在的這種文化，我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沒有變得那么快。

《名仕》：你想通過這兩次演唱會傳達什么樣的感覺？

羅：《之乎者也》可能比《圍爐》要更真實一點。總的來講，我相信中國的歌曲文化我們還沒有充分的開發和挖掘。這里面最大的一個東西就是，中國的文字是象形的，這是全世界其他文字都不具備的一個特點，一個字，寫下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象形、形聲、指示、會意、假借、轉注，這是六書，寫一個馬字，它有頭有尾，還有4條腿。這種文字本身的結構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溝通方式，而我們的溝通方式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的心態。網路是一種溝通的方式，每個年輕人在上網的時候，大家都會有一種虛擬實際的心態，大家都會走時尚，最流行的東西，手機變成必需品，以前大家沒有這種需要，你沒有必要一邊走一邊打電話，不是絕對必要的東西，他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形態了，我剛才提出了，假如說我們的象形文字，我現在講的每一個字都是象形文字，它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它不是Wonderful、beautiful，a、b、c一個個剪開來不是字。《之乎者也》就是要說我們怎么樣在自己的文化遺產里面，在新的時代里提煉出新的東西，會不會覺得很籠統？

《名仕》：那么，能不能這樣問你，從《圍爐》到《之乎者也》你想對自己的演藝生涯作一個定位，或者重新定位自己，即從一個歌者轉變成一個文化人？

羅：有，而且這次演唱會從配器到編曲都會有很多民族元素。在新聞發布會上，我就曾經說過，很多音效真的其實只要兩根弦就有。(大佑隨手用手里的吉他展示了兩根弦的優美和聲，這讓我們想起了用一根弦演奏《碧海潮聲曲》的黃藥師)它跟几根不一樣，我們太習慣用西洋的那種和聲的方式，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我們面對太多的選擇，而不是說我們沒有音樂，其實現在有一個蠻可怕的感覺，現在我們遞過來遞過去的這些CD，越來越多是拷貝的，當CD錄下來的，而不是說上面一個歌手在表演。我們太多地用大量的加工音樂的手法去占滿它，如果已經多到了那種地步的話，我們可以選擇更少的方式更能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確定我們自己是誰。

《名仕》：你現在談的是音樂的本身

羅：音樂本身含有強烈的一種認同，我們認同自己是什么樣的人，就像我剛才講的，這個音樂我們是用中文唱的，這個文字是老祖宗整個傳遞下來的，有几千年。我剛才還在和朋友講，怎么樣把一種精神上的東西講出來，孔子當初修的是《詩》、《書》、《易》、《禮》、《樂》、《春秋》，聽起來很像老學究，然而第一個就是詩，詩就是一個《大雅》、《小雅》、《國風》。“國風”這個名字取得多好，“國風”就是民間的東西，從這里面兩千七八百年前的老先生就已經開始修民歌。

《名仕》：你是不是也想承襲他這種東西？

羅：我不敢說承襲，我只能講，我們在這個時代的東西太多元素可以用到了。我1993年的時候去北京的音樂研究所，他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征集到250000首民歌了，現在絕對不止。那么多的民歌素材，我們為什么要從country western、從rap、從西洋音樂中去找？這絕對是很大的一筆遺產，不是說我們就去賣老祖宗，我們自己動動腦筋，不能只靠技朮手段，我相信人腦在這個時候是不可代替的。

矛盾與力不從心

《名仕》：你一直在強調用音樂去表達你的想法，有沒有考慮過這個世界有沒有音樂表達不了的東西？

羅：當然有。我會越來越覺得說，像電影音樂，因為他什么都可以做，當他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當它充斥在環境里面，什么都變成音樂的時候，我會覺得他的音樂反而不見了，太多了！絕大多數樂器，除了銅管樂器以外，絕大多數的樂器，是用木頭做的，我相信木頭是有生命的。比如鋼琴、小提琴、大提琴、橫笛，包括鼓，鼓面使用獸皮做的，它是要融入一種生命的，假如說，音樂不是來自于一種生命，慢慢會產生一種旋律的無力感。當它越是丰富的時候，就會越顯得無力，這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名仕》：那你在設法用音樂來表達你自己的過程中，有沒有力不從心的時候？

羅：力不從心？我一直在力不從心的狀態下！

《名仕》：為什么？大家覺得你的音樂里有一種很得心應手的感覺。

羅：那都是結果啦！你們沒有看到我多辛苦的樣子。大家可不知道。別講其他的，(他拿起几上的2005年8月號《名仕》雜志，封面是14位老將軍的合影，編者注)，這些將軍相一擺出來，年輕的時候人家怎么打仗的，怎么長征的，跨山越嶺几千里路這樣跑，歲月寫在他們臉上，還有身上的彈孔，滿身傷痕。你不能只看到他們現在擺在這里的樣子。

《名仕》：你剛才說力不從心，我們從你的歌里面，和公開行為方面感到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說，像你公開地剪斷琴弦，公開地撕毀護照，您是將這種行為當作是音樂的一部分，還是當你想用音樂去表達卻力不從心的時候才會出現的現象？

羅：我覺得很矛盾，剛才講力不從心，這也是我覺得自己力不從心。我對自己算滿意的一點是我還算努力，努力了才會力不從心。懶人不會力不從心。有個廣播電台的主持人問我，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種渴望，我相信這種渴望本身就是讓你力不從心的感覺，你會渴望填補自己，因為渴了才會望，你要是喝的飽飽的，誰會渴望？

《名仕》：那你接下來的渴望是什么？能具體有個表述嗎？

羅：繼續不斷的學做人。

《名仕》：有些虛喲，這仍舊是一種不可言說的東西。

羅：孔子不是講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你沒發現他的人生觀不斷地在不變嗎，你們現在還年輕，等到了一定的年紀，你們就會發現做人的方式其實一直在變。對世界的看法，整個大自然，整個環境、整個世界，都不斷在變。我相信如果說世界在變，個人也隨之在變，如果別人認為這個人不錯，旁邊人也舒服的話，這個就是一種努力。

《名仕》：你剛才談到有兩種狀態，第一種做自己的人，屬于私人行為﹔第二個是公眾行為。那你為什么要把自己的方式(比如說剪斷琴弦，撕毀護照)放置在公眾視野之下？

羅：這個我自己也很矛盾。因為，你要問，為什么沒有人做？假如我說，今天試試讓我們回到兩根弦，會不會大家去買吉他？而且越買越貴？我就曾經有20几把吉他，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第二個，那陣子不是美國要台灣出兵去伊拉克嗎，得有人講話啊，因為這個不對嘛！兩岸之間好不容易好一點，你這樣一搞的話，這不干擾人家嗎。也許那時我自己情緒比較高，我覺得我在這里面肯定承擔某種使命，因為沒有人做，我就干了。政府要有一個底線，你不要過這個底線嘛！

《名仕》：用一句中國傳統的話講叫敢為天下先。

羅：這個我不敢講，起碼就是說，我有香港身份証，還有永久居留權。我不少那本護照吧，無論去那里我不少那個東西，回到一點，選擇不必那么多，我們的問題是選擇太多了。

知天命與傳宗接代

《名仕》：你剛才提到說你現在50而知天命，那您知天命的時候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羅：哇！大哉問！突然間想起一句很虛的一個回答，老子不是說嗎，“道可道，非常道”，講出這句話我就不知道了。

《名仕》：我想無論作為聽者，還是讀者，大家多希望大佑先生來傳輸一些你所知道的東西，不僅是聽你的歌能得到一些人生的感悟，通過一些你的訪問文章也能得到一些感悟，所以還是想請你介紹一下知天命的時候的感悟。比如說，今天的訪問到這里，我們知道大佑先生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時候，有力不從心的時候，那力不從心的東西到底是什么？音樂之外的東西到底是什么？

羅：有所知，有所不知，因為這個問題要真的回答的話，可能我要3個鐘頭。(沉吟良久)我知道我自己可以比別人做的多一點點羅，原因是我沒有小孩。很多父母無法做出像我做的事情都是因為他們有小孩，有小孩就有負擔嘛、就有生活的壓力嘛。你除了喂飽自己之外，還要照顧一個小孩子。

《名仕》：你覺得沒有小孩子是你真正的理由嗎？

羅：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大家都忽略了傳宗接代的壓力，這個成本非常高。比如搭飛機回台灣去，遇到台風，飛機迫降，顛簸不停，砰砰砰砰，大部分人不敢死的原因不就是因為他(她)有小孩，不就是因為他(她)有愛嗎？而我就無所謂，老子就一條命。我現在學到的，你們都還沒有學到。

《名仕》：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你之所以會寫《美麗島》、會做那些公開的事情，就是因為你沒有小孩

羅：我想一半一半吧，一半是因為沒有小孩，一半是為了台灣(人)。得有一種聲音，說我是什么樣的人，你要欺負人不要太過頭。得有人講這種話，做一個事情得有人，沒有人就顯得我們太怯了，太差了。

《名仕》：呵呵，話題似乎有些“偏”了，我們知道你“50而知天命”的時候知了什么？或者我(張亞輝，編者注)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把這個問題表述一遍，我今年29歲，我有一個女兒，很多事情我不敢做，就是因為我要考慮到女兒，這是不是一種自私的表現？

羅：不會的！因為你的品格會自然而然地在你小孩的身上延續，你的小孩對社會是會有影響的，你把她教好對社會是會有貢獻的。

《名仕》：所以你剛才說到愛，我想愛誰都有，不論你有沒有小孩你都有愛，如果你沒有小孩，你的愛會付諸給誰呢？

羅：我想唱歌的人首先應該把歌聲傳遞給聽歌的人。至于這個歌是否由你自己來唱根本就不重要了。應該只要聽歌的人有感觸，聽者有意。寫歌的時候，出來了，然后灌成CD去賣，《之乎者也》20年前就出過。我都有說過，文化有生命在，重要的是傳承。你看，你們采訪過的這些老將軍，我覺得很震撼的原因是什么？他們都很年輕過，都是從最基層的部門開始干起，然后……講最肉麻的一句話：愛國嘛，這不用講。他們也曾付出感情，他們也才會戴這些勛章，他們為了什么？我覺得有些話不用講，講出來就太肉麻了。所以我覺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是一種傳承，你怎么把自己的小孩子教好，像學校里經常講，大陸也這樣講：“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其實是很實在的東西，你只要把父母的生命傳承下去，我父親過世的時候，我自己想，我設法將自己解脫出來一些，只要我父親身上的缺點我少一點，我父親身上的優點我多一點，夠啦！他應該開心吧。

《名仕》：你覺得改變了你一生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羅：最快的回答，假如說我現在在做演唱會、寫歌，我相信是我父親過世。我父親1998年過世，我當時在想一個事情，就是人的傳宗接代的事情，我父親傳給了我，我沒有這個負擔。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年紀，在這個時代，它不是巧合的。2年半以前，SARS過去有很大的改變，12年來我們這個都市那么大的轉變，這都不是巧合的。

《名仕》：有沒有想過為您父親寫首歌？

羅：我為我母親寫過歌，但我相信為父親寫歌會更難。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6歲的時候他就教我談鋼琴，我走上音樂道路就是因為他。

比《美麗島》更美麗的

《名仕》：剛才你談到兩岸的關系有所好轉，你的歌好多內容涉及海峽兩岸的，你對目前的狀態怎么看？

羅：算是滿意，今年到目前為止算是滿意，去年很壞。我認為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而且像《美麗島》這張唱片是去年11月出的，讓我很滿意的一點，它是出在台灣最壞的時候，很多事情真假莫辨，老百姓講不出話來，各方面很復雜的情況。我相信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名仕》：您認為最好的時期，是不是因為連戰先生過來了，宋楚瑜先生過來了，郁慕明先生也過來了，都是些利好，預示著一個好的開始，大家可能比較認同，是不是有一種表象？

羅：你們看吧，以前雙方打得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現在過來你覺得大家還需要打嗎？這種情況至少值得我們開心嘛！否則越來越沉悶，找不到答案，越來越狹窄，越來越封閉，越來越不溝通，現在這種情況多好！

《名仕》：你接下來的使命是繼續批判呢，還是出一張比《美麗島》更美麗的東西去歌頌呢？

羅：這樣講，假如說旁邊的音樂太多的時候，我就少寫歌﹔當抗議的聲音多了以后，我自己就會寫一些情歌，當不再抗議的時候，我就會站出來，我想追求一種平衡。

《名仕》：在這種情況下，你認為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好，在這個越來越好的過程中你打算做些什么？

羅：我想會繼續寫歌，但是自己的歌曲會變成什么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這個世界是不能保証的，我們不能保証這件事情一定會變成怎么樣，就像我不能保証說今天5點鐘暴雨就會來一樣，誰會知道“海棠”完了之后，又會有一個“麥莎”？我明年的音樂會是什么樣，我不能保証這個東西，我只能說我還會努力，矛盾的平衡嘛！

《名仕》：你最近几年也經常來大陸，能不能談一談對大陸的觀感？

羅：車子在路上開，你會覺得北京這地方確實不錯，你們每天生活在這里可能不覺得，我覺得我特別能感覺就是“綠”，葉子很茂盛，每每是一大片，當然是說夏天。去長安大街兩邊看一看，葉子全都是向上的，這可能是北京1000多年的歷史上，從元大都開始，從來沒有過的，前所未有的。我1993年第一次到北京來，到現在剛好12年，12年比起1000年來講，只是一點點。在這樣一輪的時間里，蠻短的一個時間里，北京就有這么大的改變。建起了這么多的樓房。那一次我們在北京逛，一個朋友告訴指著一個4層樓告訴我，那是1955年蓋的，當時是北京最好的建筑。50年以前，北京最好的樓房是4層樓。

《名仕》：你的看法有沒有表面化？

羅：這并不是表面的，看起來很表面的一些東西，隱含了太多太多的意義在里面。我看到的北京最大的變遷里面，是市容風貌。它的綠色跟建筑物，要知道綠色跟建筑物相處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我想北京已經變成了東方世界的中心。西方世界的中心是華盛頓，對吧，現在是全球性的變局，不止是亞洲的，東方世界的中心，東京不算吧，要和華盛頓抗衡，東京不可能吧，東京不是，孟買不是，更不要提雅加達。這甚至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變化，加上我一開始提到的兩年半以前的SARS，這兩年半以來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名仕》：那你現在有沒有回家的感覺？

羅：隨著對這個地方越來越熟悉的話，就會有。12年以前，1993年我來北京錄音，滿大街都是灰灰的，大家穿的衣服也都一樣，要么是藍色的，要么就是黑色的、灰色的。樣式也絕少設計。現在你看，在我公司那邊，在華僑村，打開窗戶一看，塞車都停在那邊，大部分都是私家車。

《名仕》：在大陸有沒有什么不愉快的經歷？

羅：多少會有，但我就不講了。更多的還是很愉快的經歷，我舉個例子，今年生日是在北京過的，去年生日也是在北京過的，然后我會想，我其實不是一個喜歡過生日的人，怎么會突然過起生日來。我后來發現一點，借機行樂嘛，借我過生日讓大家都開心一點有什么不好呢。這個世界，昨天有爆炸案，今天有鏈球菌，雞又有禽流感，這還不夠，又來海嘯，然后又台風，“海棠”完了還有“麥莎”。你還有機會和你旁邊的人，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一起開心，這有什么不好嗎？

《名仕》：你剛才一直在提到“聽歌的人”，很多媒體都把你的聽眾說成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據我們觀察可能不是這樣的，你自己是怎么想象自己的聽眾的？

羅：前几天參加一個什么節目，好像叫《超級訪問》，兩個主持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我以為他們是固定的觀眾，沒想到都是隨機請來的，我嚇了一跳，很多都是20多歲，我以為都會是些比較老一點的，他們真的太年輕了，而且我的歌他們也都會唱。

采訪過程中，大佑先生一直懷抱著一把半新的吉他，時不時彈上一段，手指划過琴弦的聲音雖然破壞了音樂的完美，卻讓人感受到一種鏗鏘的力量。和他握手時沒有留心他小指上一個方形的綠色戒指，竟來去兩次被硌得不輕，他個人的棱角也有些像這個新添的戒指，會給公眾一些不期待的刺激。正是這些棱角和刺激，使得對于大佑這樣的歌者來說，“為誰歌唱”竟然成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原載《名仕》，2005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