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手記：

多少年以后，我一定還記得：2000年8月的一個中午在上海南京東路上狂奔的情景。那一天，我約好了專訪羅大佑的時間，結果自己卻因為塞車而遲到了。當我終于沖進和平飯店那套可以俯瞰整個外灘滾滾紅塵的房間時，大佑正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靜候。看見我氣極敗壞的樣子，大佑立刻站起來，一邊跟我握手，一邊半帶揶揄地安慰我：“不要這么急嘛，又不會出人命！”我笑答：“塞車的時候，就想起你唱的《飛車》來了。”

几乎沒有什么寒暄，我們就進入了正題。我無所不問或明知故問，他知無不言且言無不盡。這是大佑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間里接受采訪，這是大佑第一次光著兩腳把雙腿盤在椅子上接受采訪，這是大佑第一次用紙巾擦著鼻子接受采訪，這是大佑接受的時間最長、問題范圍最深最廣的一次采訪。總之，這次采訪，對我和大佑而言，相信都是某種極為特殊的體驗。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大佑在時而理性、時而感性的敘述中所流露出來的執著、率性、博大、矛盾與孤獨。

還要告訴你一個秘密，大佑并不如人們想像的那么高﹔我和他相擁合影的時候發現，他只比一米七二的我略高少許。

在許多人的生命之旅中，大佑其人其歌何止是光陰的故事，更是青春的証明。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分享大佑的思考、悲歡、質疑和成長。

光陰與地域

沉冰：你投身歌壇已經26年，自己就是一則“光陰的故事”，你還打算唱多久、寫多久？

大佑：不知道。我覺得唱歌、寫歌是對自己創意的嚴格要求。我當然希望自己可以唱久一點，最主要是寫久一點。（起身拿了一卷紙巾回到座位）作曲家也可以一路走、一路變換他自己的內容，上次我在上海的時候還和王永吉商量將曹禺的舞台劇《日出》改編成音樂劇。隨著年齡的增加，我可以慢慢增加自己做的事情。

沉冰：你覺得自己老了嗎？

大佑：（一愣，而后大笑）老了！以數字來講是老了。

沉冰：以什么來講還不老？

大佑：比起昨天總是老了嘛！那要看每個人對“老”字的定義是怎么樣的了，我已經46歲了。

沉冰：（笑）你的潛台詞是：比起明天，你總是年輕的。

大佑：當然，比起明天總是年輕的。

沉冰：關于中國各地，包括城市和鄉村，你寫了許多歌曲：比如關于台灣的《鹿港小鎮》、《超級市民》、《原鄉》、《台北紅玫瑰》等，關于香港的《東方之珠》、《皇后大道東》等，關于北京的《京城夜》、《首都》等，關于上海的《上海之夜》等。我想請你談談你與城市及地域之間的關系。

大佑：城市就是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你想，你在社會上一定會和人接觸，每個地方的人都有不一樣的特色，很難一一講清楚。作曲家就像攝影家一樣，每個人捕捉都市的方式都不一樣，像《東方之珠》啦、《上海之夜》啦、《台北紅玫瑰》啦，都是這樣寫成的。我也在紐約的曼哈頓住過很長一段時間。這些東西都是生活的點點滴滴，我覺得很難去比較。好像攝影家到處留一些照片下來一樣，寫歌的人也到處留一些歌下來，等于是把它記錄下來。

沉冰：我覺得似乎你隨便寫哪一個城市，都能把這個城市的特質和魅力傳遞出來。

大佑：（正色道）哦！絕對不是隨便寫的，你用詞用錯了！這絕對不是隨便寫的，其實自己花了蠻多心思去觀察。像《皇后大道東》，就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香港。我剛才講“不是隨便寫”的意思就是說：它其實也是要花很多時間來觀察的。《皇后大道東》這個歌也是寫得蠻久的嘛，從有那個曲子、有那個idea一直到寫完出版，也有5年的時間﹔《東方之珠》差不多也寫了5年左右的時間。因為我愿意花自己的時間，從比較敏銳一點的角度去觀察香港回歸這件事情。

沉冰：《東方之珠》是在1986年首次發表的，你說它寫了5年，難道你在1981年的時候就對香港問題如此關注了？

大佑：（急忙解釋）不是、不是、不是，86年那個是粵語版。

沉冰：關正杰唱的？

大佑：廣東話，關正杰的那個版本。那個版本可能是因為改成粵語的關系，有些特殊的味道就出不來。后來一直到90年、91年我自己出國語的時候才正式傳唱開來。

沉冰：作為一個客家人的后裔和所謂的“台灣人”，地域有沒有賦予你一些先天的氣質與特點？

大佑：我想有，人畢竟是環境的產物嘛。同樣是講閩南話，台灣出生的人和漳州出生的人肯定不一樣。我母親是漳州人。台灣出生的漳州人跟福建出生的漳州人也一定不一樣，時代不一樣、政治環境不一樣、人文背景不一樣，然后經濟情況也不一樣。這不是好壞的問題。比如說杭州吧，跟上海很接近，都是屬于中國東部的江南地區，但人文特質也相差很多。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一個台灣人，我從來不覺得台灣人有特別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的那種必要。這方面其實是政客們的一種運作，也蠻悲慘的。還好，沒到打仗的地步，也還好。

沉冰：你的家庭上溯几代，從大陸去的台灣？

大佑：我爸這邊，客家人是第5代。

沉冰：那是在《馬關條約》簽訂以前了。

大佑：（略一思忖，點頭）對，是在《馬關條約》簽訂以前。

語言與文學

沉冰：你分別用國語、閩南語、粵語和英語寫過歌曲，請你談談語言和歌曲之間的關系。

大佑：語言和歌曲？這個講起來就很長了。我們現在一共有多少個問題？

沉冰：還有四十几個問題。

大佑：好，你先把比較重要的問題列出來。因為這個問題我談起來會很學朮，可能寫出來不是那么有趣的東西。這不是我跟你為難，因為這個問題我一講起碼講10分鐘。

沉冰：那么，你自己哪一種語言說得最好？

大佑：我自己？其實，我應該是國語講得最好﹔其次是英文﹔再就是台語、粵語，我想台語應該放在粵語前面。這跟我自己的居住環境、跟實際成長、跟國民黨和蔣介石政權之下台灣學校與軍隊禁止講台語的政策有關。在大蔣、小蔣死后，現在的台灣人對于那個時候的政權反感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語言政策。他們又把大蔣和小蔣對台灣的壓制反映到大陸這里來，認為蔣介石就是國民黨、國民黨就是大陸的政權、大陸的政權又等同于“二二八事變”。我覺得這里每個等同之間都有一點點的區隔、有一些誤解，它拉長了以后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剛才講語言，語言本身實際上可能會造成很多像這樣的一些事情。

沉冰：但我覺得，你對自己用閩南語填詞好像不是很有信心，總是和別人合作。

大佑：我粵語也是一樣啊。我覺得你要去做的話就應該做得很好，不能對語言一知半解就硬去填詞。當然，粵語我就去找林夕，閩南話我就去找王武雄，到目前為止都還是這樣的呀。

沉冰：還有一個叫李坤城的。

大佑：對，那個寫得不好！他可以作文章、寫文學作品，但不適合寫歌詞，因為歌詞和文學完全是兩回事情。

沉冰：你用過徐志摩、鄭愁予、余光中、吳晟等人的詩歌來譜曲，有沒有想到過后來你自己寫的許多歌詞也被大家當成了詩歌來看？

大佑：倒比較沒有哎！我一直覺得我的東西都還是歌詞，我并不覺得它會被變成詩來看。你想，它原來是一首歌詞的話，它已經跟旋律產生很難脫離的關系﹔然后，流行音樂它是那么一種很powerful（力量很大）的東西，同樣一首歌，它比詩集更加廣為人知。所以，當大部分的人認知它是一首流行歌的時候，要回過頭來再去認知它是一首詩，那是很難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當一首歌詞寫得比較好、跟旋律搭配起來很難找到它缺點的時候，它已經嫁給這個旋律了，你很難把它抽離出來單獨變成詩來看。

沉冰：有一個小問題，你的那首《歌》的詞作者并不是徐志摩，他只不過是翻譯了一位英國女詩人的同名作品而已﹔你所有專輯、選輯的歌詞附頁上都沒寫清楚。

大佑：對，英國的Christina，16世紀的。可是問題是：Christina這個女士，她的生平好像也不是太清楚，也沒有她自己專門出的詩集。

沉冰：對、對，只知道她是英國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女詩人。

大佑：所以，這方面我想也是我的一個疏忽吧。

沉冰：你為什么喜歡塞林格的小說《麥田捕手》（一譯《麥田里的守望者》）？

大佑：很難講，那本書有很特殊的一種風格。外國作家對人生有一種極致的關懷，這樣就有了特色。

沉冰：《麥田捕手》這本書里用了許多美國的俚語和城市文化方面的俗語，原文你全都能看得懂嗎？

大佑：唔──我看的是翻譯本，那是我大學時候看的。

歷史與電影

沉冰：聽說你對歷史很有研究？

大佑：也不是對歷史很有研究﹔我對中國現代史很喜歡念，尤其是從1956年到1976年的這段歷史﹔從“反右”一直到“文革”結束的這段歷史我特別有興趣。

沉冰：其中哪一本書對你影響最大？

大佑：我個人覺得，對我來講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李銳寫的那本《廬山會議實錄》。從那里面，我看到了毛澤東起的整個變化、看到了“文革”的前身。事件本身，我對“反右”最有興趣。

“反右”本身說明了：毛澤東在政策上面寧可撒謊，而不愿意去做實際上對中國人有益的事情。“反右”這個事件和《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是我最關注的﹔“文革”已經是后遺症了，“文革”我覺得是必然產生的一劫。對“反右”和《廬山會議實錄》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興趣，是因為那個時候在想：同樣是中國人，為什么兩岸會有那么大的差距？我發現毛澤東是中國最大的一個key point，這個人改變了所有中國人的特質，讓中國人覺得撒謊是對的、千萬不要講真話，人性被完全扭曲了。

沉冰：對、對，當時許多家庭夫妻互相揭發、兄弟反目成仇，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

大佑：那種扭曲是很大很大的。

沉冰：而且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扭轉過來。那么，你對李敖其人其書怎么看？

大佑：李敖寫的書太多了！李敖這個人吧，我覺得他基本上還是很正直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思維觀念。目前，台灣也是一種比較扭曲的狀態，所以李敖目前的狀態是成熟的，但在某種程度上他要找到自己的更有效方式。他一生罵人無數，所以當他罵李登輝的時候已經沒有效了。其實，他罵李登輝的時候，我覺得大部分是對的﹔但正因為他罵人無數，所以罵到最該罵的人的時候已經無效了。就是說：李敖得在他的文章里面找到一種新的方式去面對新的歷史，或者在舊的歷史里面去發掘新的方式（比如說把李登輝的case全部拿出來）。是要改變他的方式的時候了！

沉冰：（笑）我為什么問你關于李敖的問題呢？因為《李敖大全集》里附錄了台灣報章上的一條新聞：說是在某次台灣女性選舉出來的“最有魅力的男性”排行榜上，你是第一名、李敖是第二名。

大佑：（略感意外，隨即作自得狀）是嗎？

沉冰：做了那么多的電影音樂，你與哪個導演合作最愉快？

大佑：（不假思索地）杜琪峰。

沉冰：哪一部電影？

大佑：《阿郎的故事》。

沉冰：所有看過的電影當中，給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大佑：《齊瓦戈醫生》（一譯《日瓦戈醫生》）

沉冰：你與黃占、徐克合作的電影《笑傲江湖》主題曲《滄海一聲笑》堪稱絕唱，當時怎么想到三人合唱的？

大佑：（問題沒聽完就開始笑）因為它的原版是粵語版，這首歌的詞曲都是黃占寫的，我在制作這首歌的時候就想到了由詞曲作者、電影導演、音樂制作人三人合唱。因為我們三個人各有不一樣的唱法（雙方會心地笑），形成了所謂“氣勢”。三個臭男人嘛（不是三個臭皮匠），也都是有比較強烈的嬉笑怒罵的這種性格，所以來合作一下子。

沉冰：我還在念書的時候，就在電視上看見你穿著大黑袍子，在香港某一屆“十大中文金曲”的頒獎典禮上和黃占合唱《滄海一聲笑》，（豎起大拇指）當時覺得你真是太“酷”啦！你的“音樂工廠”現在怎么樣了？

大佑：我想把“音樂工廠”這個名字換掉，因為“夢工廠”、“某工廠”的太多了。我會換個名字，到現在還在想這個名字。

伙伴與個性

沉冰：談談你在香港“音樂工廠”時期的伙伴──林夕、花比傲、黃耀明、袁鳳瑛、娃娃他們吧。

大佑：現在是各有各的世界。娃娃結婚了，把終生虔誠地交給主（耶穌基督）了﹔袁鳳瑛把她自己交給釋迦牟尼了。林夕是照樣寫歌詞，我很高興看到林夕現在寫歌詞──除了粵語歌詞之外，也寫國語歌詞。他是挺不錯的，我覺得應該鼓勵，因為他是科班（香港大學中文系）出身的。台灣都找不到科班（國文系）出身寫歌詞的，我不曉得為什么。我想大陸也是一樣吧，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兩岸的教育比較制度化一點、比較僵化一點呢？反而是科班出身的人根本沒辦法掌握到語言本身的這種靈活性。Fabio（花比傲）現在紐約，在做房地產，我們偶爾通通電話。黃耀明？比較久沒有聯絡了，他現在應該在幫別人制作唱片。

沉冰：但他在你的“音樂工廠”出的几張專輯都非常出色。

大佑：對、對、對，他的特質非常鮮明。

沉冰：你為他寫的那几首歌也很出色，比如《大路》。

大佑：蠻有趣的，是吧？

沉冰：為什么你的歌中經常出現“孩子”、“母親”、“家”之類的意象？

大佑：用英文字講，這就是“belong in”，你的所別所屬。你是屬于你的朋友、還是屬于你的兄弟姐妹？“belong in”對我來講蠻重要的，這個“belong in”就是有個“根（roots）”。

沉冰：你的創作后期也有不少杰作產生，比如兩首《母親》和《似是故人來》等，但后期的作品無論怎么出色，其影響力也不如你早期的歌曲。這種現象對你有沒有壓力？

大佑：沒有關系呀。其實對“情”的態度大家都差不多，無論男女。對母親、對父親因為了解最深，所以impact也更強烈。我并不希望《母親》這樣的歌成為那種特別特別特別流行的歌，因為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母親的──有的人母親已經死了。

沉冰：“命運”、“翻云覆雨手”、“紅塵”等也是你反復在歌中吟唱的對象，從本質上來說，你是不是一個宿命論者？

大佑：我──算是一個宿命論者。

沉冰：有沒有這樣一首歌：你希望它要是自己寫的就好了，而它卻是別人的作品？

大佑：哇，那太多了！那太多了！（大笑）可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嘛。

沉冰：對Beatles、Bob Dylan、 Paul Simon等人的音樂怎么看？你是否有意在華語歌壇“克隆”他們？

大佑：倒沒有有意“克隆”他們。在上一代創作人當中，除了他們，中國的姚敏對我影響蠻大的。

沉冰：你曾經寫過一本自傳體的《昨日遺書》，如果今天再寫一遍，你會對自己的昨天說些什么？

大佑：自己的昨天？那個書是不可能再寫一遍的，再寫一本的話也是另外一種樣子。今天的昨天，比起昨天的昨天，它應該是不一樣的。假如再寫一遍，起碼要再死過一次。

沉冰：《昨日遺書》的文章風格充滿意識流和夢幻色彩，你后來在香港出版的兩張演奏專輯《追夢》也是如此，你是一個耽于幻想的人嗎？

大佑：我很喜歡幻想。我經常睡不著覺，睡不著覺其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胡思亂想其實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音樂其實是你在那種ego之下在工作、在剪貼、在幻想、在拼湊，把那些可能原來沒有對到一起的東西對到一起。這些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展望與回顧

沉冰：今后有沒有繼續動筆寫文章的興致？

大佑：有可能。

沉冰：你對互聯網的看法怎么樣？有沒有利用它來銷售、傳播自己音樂的想法？

大佑：還沒有。不過我一直考慮在上面發表文章，可以講一些自己在歌里還從來沒有講到的價值觀。

沉冰：大陸有几個關于你的網站做得還過得去，香港和台灣地區則除了滾石公司為你做的官方主頁外，一派荒蕪。

大佑：對，對。

沉冰：現在和過去，包括將來，都有不少音樂人“要做羅大佑”或者“要超越羅大佑”﹔對于他們，你有什么話要說？

大佑：羅大佑有羅大佑自己的空間嘛，就像崔健有崔健的空間一樣。不曉得這個“超越”的標准是什么？是賣唱片賣得比羅大佑更多呢？還是寫歌寫得比羅大佑年紀更老呢？還是名氣比羅大佑更大呢？

沉冰：估計是影響力

大佑：影響力這個東西很難判斷的嘛。你說影響力，羅大佑有辦法跟毛澤東比嗎？不可能吧！對不對？絕對不可能吧！影響力本身就是不可比擬的東西。音樂創作最值得人珍惜的一點，就是它們之間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才叫“創作”。要去“超越”、要去“打倒”誰，我覺得把它當作一個努力的目標是好的，可惜它事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假如說你今天把崔健“打倒”的話，那表示其實你只是在做一個崔健而已﹔所以你第一步就已經是在做一件非常沒有用的事情了，就已經在追隨崔健做過的事情了。那樣對你來講，當然是不行的。

沉冰：你自己今后有沒有發掘、培養新人（包括創作人和歌手）的想法？

大佑：有、有、有。這個東西其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公司已經鋪設了天羅地網到處在找，我們會找到的肯定是一個跟大公司觀念不一樣的人。

沉冰：你要找的新人是不是跟你的風格很相似？

大佑：不，不是。他可能是創作人，也可能是歌手。我覺得可能是各種各樣的人，他可以是個填詞人或者其他什么人。

沉冰：1993年，你的“音樂初夜”實驗被輿論認為不算很成功，今后你還會向交響樂等古典音樂形式探索嗎？

大佑：為什么不會呢？因為我覺得古典音樂是一種四維音樂，越來越少的人愿意去歌劇院或者music hall（音樂堂）里面聽。我們試圖把這些音樂用現代人可以聽得懂的音樂表達出來，不管人們喜不喜歡或者它成不成功，這種努力都是應該要下的。

沉冰：談談王洛賓和你制作的那張唱片《情歌紀念日》。

大佑：王洛賓那個事情太復雜了。

沉冰：你當時沒怎么說話。

大佑：王洛賓先生這個人，我很佩服他﹔可惜他最主要是晚節不保。當他后來聲稱那些歌都是他自己作的時候，我覺得：他太忽略在中華民族這么一個大家庭里面，漢族和少數民族溝通、同化的過程中有些其實很敏感的東西﹔他太忽略像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的人民聽到王洛賓把他們熟悉的民歌說成是自己原創曲時所受到的傷害。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作曲家和創作者，最重要的一點是絕對不能晚節不保﹔我寧肯不寫歌，可是我不能在最后關頭寫出違背自己初衷的曲子。這真的很重要，因為作曲也代表某種程度上的誠實，你不能違反自己原來去要表現的方向。尤其是我，早期被當作是一個“抗議歌手”、一個所謂的“年輕人的代言人”﹔如果后來我做的是那種違背初衷的事情的話，那會代表我以前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沒有意義。

沉冰：你改編《情歌紀念日》里的情歌經典時，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風格上的考慮？

大佑：那個是為一部電影而改編的。

沉冰：滕文驥導演的《在那遙遠的地方》？

大佑：對、對、對，再加上王洛賓先生的改編過的一些歌，然后才變成一張專輯。我覺得，這些民歌被改編以后，用現代人的眼光再來改編它的時候，它有它的意義。有一點被王先生忽略掉了：民歌是要不斷地被人家改編的時候，它的意義才會顯示出來。按照中國人的民歌的定義，它是不能有作者的。它的特性就在這里：歌是屬于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有權利改編它。當一首民歌，它被冠上誰的名字是原創的時候，那首民歌的生命就停止在那邊了，它就死掉了。許多民歌──譬如說拉纖的民歌、耕田的民歌──在早期是被當作書本一樣流傳下來的。因為很多少數民族，他們是沒有書本的﹔書本在以前是那種很文明或者具有文化的種族才會有的。歌曲本身被當作像書本一樣流傳下來，歌曲告訴我們當時的農民春天時候怎么樣播種、冬天時候怎么樣收割。它一定會隨著技朮的不同、季節的變化以及河流干枯以后所有東西都情景不再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民歌本身它是有生命力的。當它被冠以是誰寫的時候，它就死掉了。

沉冰：我覺得你在《情歌紀念日》里，將那些民歌更加“人文化”或者說更加“文人化”了。

大佑：（急切地同意）會、會、會，那也是一種改編方式。我覺得民歌的好處就是誰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改編它，使它的內容更為丰富。即使他是消遣的或者是嬉笑怒罵的，都有他的意義，沒有誰能阻止這件事情。

沉冰：到過中國大陸的哪些城市，最喜歡哪一座？

大佑：蠻慚愧的，直到目前為止，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呆在大都市。北京、上海這樣的地方來得比較多﹔然后，沈陽和大連去過，烏魯木齊也去過。

沉冰：（略顯驚訝）烏魯木齊你也去過？

大佑：對，我那時候去找王洛賓先生。其實，王洛賓先生是我把他帶到香港和台灣去的。

沉冰：難怪王洛賓在香港和台灣的許多照片上都有你。

大佑：廣州也去過，這次還去了杭州。我很慚愧，因為我覺得人到了這邊，應該再往比較不是那么中心的地方去，了解才會更深入一點。

沉冰：沒有去過福建或者中原地區展開你的尋根之旅？

大佑：還沒有。（雙方大笑）我的意思是不要強求，慢慢來。

沉冰：（笑）像李敖，就算打死他也不出台灣、不回大陸了。

大佑：對、對、對。他并不是對大陸有成見，他哪里都不去的嘛！這個對我而言，可能又極端了一點。

沉冰：不過，他跟你的區別在于：他是從大陸過台灣去的，而你則是在台灣出生、成長的。

大佑：他從大陸過去的時候年紀太小，記憶根本是沒有的嘛。

雜談與隨想

沉冰：你如何為自己在華語流行音樂史上定位？

大佑：我自己不給自己定位，我覺得那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你憑什么定位說自己是什么“教父“？（雙方大笑不止）我覺得很肉麻，你要是給我這么定位。我覺得自己就是另外一個作曲家、另外一個歌手。

沉冰：談談你對女人和性的看法。

大佑：這個宇宙就是陰陽嘛，有男人就一定有女人嘛。所以這個宇宙就分為兩種人，一種叫男人，一種叫女人。會有男人就會需要女人，會有女人就會需要男人。我基本上覺得，男人到了七、八十歲，都會接受女人的性刺激﹔女人真的到七、八十歲的時候，如果你并沒有僵化，你也需要用自己女人的魅力去吸引男人。我覺得這個時間保持得越長越好。

沉冰：你有沒有從性的角度出發而寫成的歌曲？

大佑：情歌大部分都是吧！它既然是從男女之間的角度出發的，應該都算是吧。

沉冰：回憶一下你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大佑：童年，小時候。人是越小的時候越快樂，然后時光過得越快的時候他越覺得不快樂。

沉冰：你寫歌的程序是怎樣的？詞曲同時、先詞后曲還是先曲后詞？

大佑：我都有、都有。有的時候是先有一個片段或者一句歌詞，然后再把它完整起來。可以這么說，到目前為止，寫歌所能碰到的各種情況我都碰到過。

沉冰：你寫過的哪一首歌最值錢？

大佑：值錢？很難講。我必須要拿著報表單才能算出來。這是音樂人比較有趣的地方：你有唱片本身的收入，你有別人改編你作品的收入，你有廣播電視、卡拉OK播放的版權收入，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有。如果非要說哪一首歌最值錢不可，我想應該是《東方之珠》和《戀曲1990》這樣的歌曲吧。

沉冰：作為曾經的所謂“年輕人的代言人”，你對現在的青少年──所謂“X世代”、“Y世代”等──有什么看法？

大佑：我對他們其實不了解，就像他們不了解我一樣。（雙方大笑）太了解他們的世界，對我來講可能是浪費時間，而他們對我也有一樣的感覺。我覺得應該各做各的，然后跟他們保持不錯的距離。假如說我運用一些樂器使他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我會覺得很開心﹔假如說他們有一些觀感、有一些藝朮文化方面的比較成熟的意見可以跟我溝通的話，那我也會覺得開心一點。但是這種東西千萬不要強求，千萬不要強求。

沉冰：那你預計你的歌能在他們中間不斷地流傳下去嗎？

大佑：我不會希望這樣子，我并不覺得這是重要的。我只是覺得：歌如果是一種好聽的音樂，它總是在不一樣的時代被改編成不一樣的方式、不一樣的編曲、不一樣的節奏而存在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使自己的歌曲有足夠的生命力往下延伸。

沉冰：你在音樂領域獲獎無數，比如美國林肯藝朮中心頒發的“亞洲最杰出藝人獎”、MTV頒發的“亞洲最佳錄影帶”獎等等，你能詳細說說這方面的情況嗎？

大佑：你要是問我，我也不是那么了解。我覺得獎對我而言并不重要，因為獎是人家給你的，歌是你自己寫的。我寫歌不是為了得獎，所以這方面的情況我不想多談。

沉冰：你有沒有想到你在大陸的人群中間有如此之深的影響力？

大佑：這倒沒有想到。有人跟我講，他們從大學時代聽我的歌一直到現在。我比較能了解的是：海峽兩岸當初隔得那么遠，政治上的對立又是那么強烈，政客們不斷在拉遠別人的距離，制造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條件。作為一個創作者或者音樂家，其實最大的義務是做跟政客們對立的事情、甚至是跟他們抗爭的事情。因為政客們會借著某種名義、假借人跟人之間一些相同的地方，聚集某一些人、打擊另外一些人──我覺得他們的目的是這樣的。對于音樂家來講，他永遠要以音樂的語言令使用不一樣的語言、甚至對立的人群達到溝通的目的。

沉冰：你認為華語歌曲在全球流行樂壇的地位應該如何確立？

大佑：確立地位的第一個因素當然是創作人選，然后是制度一定要很寬松。不要老是把崔健這樣的創作人當作是洪水猛獸，因為他的目的是讓世界更美好，而不是顛覆他的國家或民族。像我在台北住的地方叫“挹翠山庄”（順手在本子上寫了個“挹”字），你自己住在自己社區的時候，你當然想做一些對自己社區有益的事情。我覺得愛國是不太需要強調的，你自己是你國家的一部分，有誰會不愛自己的國家而去愛美國、愛蘇聯、愛越南、愛泰國、愛印尼呢？如果越強調的話，越表示你對自己政治問題上的處理有懷疑﹔所以你就會回過頭去，指引你的人民叫他們去愛國。愛國是一種天性，愛國跟孝順一樣，誰愿意把自己的父母丟在一邊而去孝順別人的父母呢？這是違反人性的。愛國它不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某種情感，既然這樣，你剛才的問題我想我已經回答了。

沉冰：這么多年來，公眾對你最大的誤解是什么？

大佑：對我最大的誤解？我想也不是誤解，只是對我不太了解而已。因為我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做創作者這一層面，所以我會比一般的歌手躲在后面一點。我的曲子有時候寫得會比較尖銳一點，在不一樣的時代背景里面的某些人可能對我的詞曲的尖銳程度有不一樣的批評。有些人可能覺得受不了，有些人會覺得很過癮，這中間會產生很大的差距。所以它并不是一種誤解，我覺得這是認知上的不同。誤解，或者各方面的批評，我都經過很多了，這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這么多年來你還能堅持你所走的路。

沉冰：你平時看電視嗎？

大佑：偶爾看電視，可是看得不多。

沉冰：看過鳳凰衛視嗎？

大佑：（連忙點頭）看過，可是看的時間也不長。

沉冰：將來你會選擇哪里定居？

大佑：不曉得。我這十二年來搬了八次家，最后搬到哪里真不曉得。不過，人落葉歸根，以前我在台灣的時候并不覺得我會在台灣長久地呆下來，現在看來台灣的情況還不錯。而且現在台灣有些事情，我有責任去做，因為有些人不能做﹔因為骯臟的事情總是要有人去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