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的羅大佑是焦慮的。
　　他煙抽得凶、酒飲得多、話說得激動，
　　這几年歷經父喪、婚變、事業低潮的羅大佑，
　　此刻正在北京，准備一展鴻圖。
　　年輕的時候，羅大佑常說“夢”，現在他常說“命”，
　　自始至終他所面對的都是“如何生存下去”的課題。
　　“人受到挫折時，其實在面對人本身的整個“命”，
　　你過不去你會死掉，當你過去了，你另外一個生命會呈現。
　　像蟬脫殼一樣，過程只有痛苦。”
　　就像當年羅大佑不得不摘下黑衣墨鏡，重新尋找自己，
　　現在的他，也不斷努力要告別昨日，
　　因為他的輝煌寄望在中國的未來。

羅大佑的家里有數不清的水晶。圓的、六角的、紫的、黃的、透明的、單顆的、群集的，將客廳裝點得既現代又神秘。采訪前，他小心翼翼地將茶几上的水晶球搬走，怕它們入鏡。

水晶幫忙看家

“我不在家的時候，水晶幫我看家，它們對我很重要，幫我吸取能量，營造氣場，會制造我還在家里活動的感覺，小偷也不會進來。水晶就像我的家人，不會讓我遠道回來覺得冷。”過去十年之間，羅大佑搬了九次家，在紐約、香港、北京間流浪。每一次搬家，他一定非得把房子買下（絕不用租的），才能定下來。
　　這几年，羅大佑已跟台灣歌壇漸行漸遠，今年四月，他在北京安家落戶，同時在孔廟前宣布成立“音樂工廠”。這次他回台，只為宣傳新書《童年》。客廳里高大的落地窗，垂挂著白色蕾絲窗帘，這里曾是他跟李烈的愛巢。現在缺了女主人，就剩下管家照顧的兩只秋田犬跟水晶等著他。
　　羅大佑的上一張專輯是一九九四年推出的《戀曲二○○○》，銷路平平。就在台灣快忘記羅大佑的這几年，他寫的老歌卻風靡了大陸。不到兩年，他總共在大陸開了九場巨型演唱會，被大陸媒體形容為華語樂壇的“旗幟性人物”“音樂布道者”，更有人說他是中國的Bob Dylan。不久，他將在北京召開他音樂生涯二十周年的“圍爐”演唱會。

沒有熱情不出片

問他，這空白的八年到底遇到怎樣的瓶頸？
　　他倒了白酒，舉起酒杯，先含滿口，咕嚕咽下去，換氣中開口說話。“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再也寫不出歌來了，我沒有力氣唱，我甚至不喜歡我自己的聲音，跟朋友去唱卡拉OK我都覺得不對，聽到我自己的聲音，很煩。我覺得自己到了一種飽和狀態，我覺得老了，經歷不在了，又跟新的時代產生不出合理的關系。如果沒有清清楚楚的動機，保有我寫第一首《歌》時那樣的能量、那種熱情，我寧可不出片。”
　　羅大佑說話速度已經夠快了，兩只手臂還像演奏《命運交響曲》的指揮家，動作大而激烈。“只有我自己知道這二十五年寫一百六十多首歌有多困難，一年才几首歌。我今年四十八歲，人生至少經過六、七道關卡，每次都是感情、事業、人生價格觀、朋友關系的大危機。人面對最大的挫折時，其實在面對人本身的整個“命”，當你過不去你會死掉，當你過去了，你另外一個生命會呈現，每張唱片出來前我都面對很大的挫折。像梵谷最后找到了畫布，劈哩啪啦畫下向日葵，就像蟬脫殼一樣，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對李烈淡淡的愧疚

一九九八年，羅大佑的醫生父親在巴金森症的折磨中病故，他歷經人生第一次至親死亡，之后跟相戀十年的李烈結婚，一年八個月后又離了婚。“父親去世時我人在紐約，我跟我家里的親人都很隔離，所以我需要一個親人，然后我就結婚了。后來不適合，可以離婚已經算是幸運了，天下最慘的婚姻都是離不掉的婚姻。”
　　羅大佑盡量說得很淡，小心克制自己不露一點感情。李烈是家中長女，從小負擔家計，早熟獨立，是個烈性女子。結婚后她聽到人家開始叫她“羅太太”，怕迷失自己，很反感。她帶著僅有的几箱衣服離開羅大佑，經營自己的事業。 離婚后，羅大佑寫了兩首情歌，獻給前妻李烈的，帶著淡淡的愧疚。“我寫的情歌不開心的多，因為人在幸福的時候，總是很容易忘記自己的幸福。在不幸的時候，才會品味那些過去的幸福。”

為張艾嘉受很多傷

羅大佑說自己拙于寫作，過去幫《東方日報》寫專欄時，一篇五百字的稿子總要寫上大半天。他寫歌詞也琢摩甚久，有時為了填上一字，等待經年。羅大佑最長的歌《童年》，寫了五年。但最短的《戀曲一九八○》只用了三十分鐘。 那時候，羅大佑在仁愛醫院婦產科實習，對新舊戀情突然涌現很大的感慨。他覺得兩個獨立的個體即使再相愛，都不能說擁有了彼此，沒有人能夠一輩子有足夠的能量大聲說著“我愛你”。他寫下：“你不屬于我，我也不擁有你，姑娘世上沒有人有占有的權利。”這首羅大佑寫給張艾嘉的情歌，唱得多少痴男怨女斷了腸。
　　“這段感情蠻重要，我醫學院剛畢業，說實在入世不深，張艾嘉一歲父親就過世了，十六歲就開始演戲，她很早熟。即使那段感情我受了很多傷，后來我寫下Mysterious Eye，歌詞寫從一個拿玩具的小男孩，長大成為一個男人。人噢，至少要經過几段感情，才會真正變成男人！”
　　羅大佑又去廚房倒了一杯酒。我們勸他干脆拿酒瓶來，省得跑進跑出，他說酒瓶一旦露臉了，就會被當成酒鬼。“其實歌曲或音樂，除了感情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

用遺書向自己告別

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羅大佑一連出了三張專輯，突然聲名大噪，那時黑衣墨鏡已經變成一種標志，變成界定“羅大佑”不可分別的東西。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圖騰化的危機，八五年他遠走紐約，入了美國籍。“如果我繼續在這個環境創作，更多人對我的要求、給我的壓力，那種恐懼感，大過我把什么東西都不要、從零開始的恐懼。當“羅大佑”三個字變成那么大的符號，變成壓力，我寧可不要，否則我會變成負分。”
　　最后羅大佑必須用《昨日遺書》的方式，徹底跟自己告別。他寫說：“于是他走了。撒手也好，西歸而去，也對。總之是再也不回來了，再也沒有人看得到他。”
　　羅大佑后來去了香港，消失了很久，他摘下墨鏡，脫掉黑衣，從吳晟《吾鄉印象》的泥土世界，開始擁抱蔚藍海洋環抱的東方之珠，憤怒的鹿港青年變成香港的花花公子，音樂開始有了變化。“我肯定承認我是受市場的影響，香港是一個絕對資本主義的地方。賺錢養活自己非常重要。我的房子都是自己買的，得之不易，我必須要有市場概念，人家批評我背叛台灣…嘿，我得養活我自己哎！”

在中國重登峰頂

十几年后，羅大佑這次回來了，走在台北街頭沒有人認出他。站在街頭，我們的攝影鏡頭對著他，他又立刻手叉腰，將頭別過來扭過去，他的下唇厚而平，看來倔強而不可一世。
　　兩年前，大陸解禁，羅大佑終于踏上大陸，他在上升中的中國開始了他的演唱新生命。在上海他舉行了第一場演唱會，不少人專程從北京包機到上海，只為重溫自己的青春夢。羅大佑在幫他們圓夢的過程中，聽到了久違了的掌聲。“一上台，我看到體育館擠了八萬人，嚇死了。燈光一打，我唱到結尾，仿佛作了一場夢。但那場夢，讓我覺得死在舞台上也夠了！”
　　羅大佑一開場鋼琴才彈出《愛的箴言》第一句：“我將真心付給了你…”，台下的女孩馬上就哭了，最后到《野百合也有春天》時，居然變成全體大合唱。他一連巡回九場，事業再度登上頂峰。

吃老本又怎樣

今年二月，他在大陸重出十四年前的《昨日遺書》，他在新版序言說：“這里有我上個世紀寫的一些遺稿，看看倒也仍像些文字。對于說羅大佑在吃老本的人而言，我必須給他們更多的把柄來捉。”
　　羅大佑不諱言自己在吃老本，還吃得理直氣壯。他的新專輯遲遲未出，倒是把過去《之乎者也》到《衣錦還鄉》的作品一次推出，羅大佑說：“要把以前存貨出清之后，才會進行新專輯。”
　　“音樂的本質就是溝通，我以后演唱會一定是巡回的，台北台中高雄上海北京昆明成都重慶武漢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整個娛樂環境必須是全面的大華人社會。”這么多城市，羅大佑完全不用思考脫口而出。

在乎還有人唱我的歌

大陸同行覺得羅大佑離音樂遠了，反而像個務實的商人。“我的新專輯已經錄好了，我還蠻有信心的。”在這張未出版的專輯里，羅大佑甚至還嘗試Rap曲風，刻意向年輕人靠攏，評價兩極，只有他為病中好友羅曼菲寫的《舞女》，重新讓人找到以前羅大佑的坦率真摯的溫情。
　　羅大佑不斷想走新路，但卻讓喜歡以前羅大佑的樂迷，感到深深的失望。他跟老歌迷間，一直處于長期拔河的狀態，就像曾經愛過而最后分手的情人，即便對方過得再好，總有一種被人背叛的感覺。羅大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我死了，我的歌還有人唱。我的曲子代表了一個民族的風格，這風格是這個民族拿得出去，不會丟臉的。羅大佑這輩子，夠了！我不需要這么多的掌聲。”

后記

跟羅大佑這么聰明的人做采訪，仿佛在測試彼此的界限，兩個小時采訪過后，几近虛脫。早年羅大佑的抗議歌曲，像醫生的解剖刀，挖掘社會的瘤，跟當年燃燒的野火一樣。
　　“我們不要一個被科學游戲污染的天空，我們不要被你們發明變成電腦兒童”，這些歌詞后來全部應驗了。可是曾几何時陪伴我們長大的羅大佑老了，跟他講話，總覺得他身后有一個羅大佑的幽靈，固執徘徊不愿離去。我始終困惑地看著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跟哪個羅大佑說話？

（原載台灣《壹周刊》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