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沒有注意，民謠的“謠”，就是謠言的“謠”。
　　可見謠言起初并不是說出，而是唱出來的。“謠言”一詞，原就有歌謠之意，并不一定指流言妄語。如《于謙全傳》中有云：“兄等曾聞得近日小兒謠言否？”，權威詞典解釋“謠言”為：“民間流傳的評議時政的歌謠，諺語”。而草民評議時政，臧否人物，那里有什么好話。聽在肉食者耳里，歌謠之謠自然就演變成了謠言之謠。《詩經》有篇章，說道：“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為什么是在心里憂愁的時候，卻不是心里歡喜的時候又歌又謠呢？
　　可見“歌謠”自古就不是歌舞升平的主旋律，從來都是為肉食者不喜的雜音。在一個沒有印刷朮、并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言禁時期，民謠就是一種流動的媒體。既散播訊息，也暗含民意，其中有憂傷，也有幻想。
　　像西漢盛行的“讖言”，元末的“燒餅歌”，或者當今“五類人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盡是這一路的民謠。只不過以后禮崩樂壞，后來慢慢就只說不唱了。

國共交惡，台海隔絕。至今已半個世紀有余。“獨統”之爭時常喧嘩于兩岸。在大多淺吟低唱的台灣流行樂中，居然難得有一路歌曲，葆有了民謠的精神和遺風。在一個言路已開的時代，表達了歌者對于社會、政治的姿態。
　　媒體林立的現代社會，每一個人都在拼命擠上前台，爭奪數量有限的麥克風。即爭奪話語的霸權。歌手，卻是得天獨厚的，商業文化傾情造就的一種偶像。對于世俗生活和視聽文化下生長的新新人類，有著不可比擬的號召力。所以連陳水扁、宋楚瑜也須得在助選會上手執麥克風，大唱閩南歌。阿扁不僅備有競選吉祥物，還挖空心思搞了個競選主題歌，──我變、我變，我變變變。
　　做秀做到十足。只可惜了一個如日中天，卻誤入白虎節堂的張惠妹。

我要說的這一路民謠，在香港也是見不到的。香港的流行樂已經徹底商業化、世俗化，它表達的是一種百分百的世俗精神和解構的姿態。已經遠離政治、社會的塵囂。便是像beyond、達明一派或早期太極這種有著叛逆性的搖滾，也是竭力指向個體的精神主張，而屏除了任何溢向社會的話題。包括在一個很長時期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高懸頭頂的“97情結”，港人也沒有一首歌去直接處理和流露現實的憂傷。倒是香港電影在這方面還時有玩世不恭、不拘一格的調侃。我只依稀記得陳百強有一首《神仙也移民》，有些擦邊球的意思。但這已經足以使艾敬那首歡天喜地的《我的1997》，多少顯得有點單戀和矯情，有點哪壺不開提哪壺，還是多少恃仗了主旋律在背后撐腰。

將97情結表達得淋漓盡致的，反而是台灣的羅大佑。
　　因為台灣人在一旁瞅著，少不得有點唇亡齒寒、狐死兔悲之感。又沒有身臨其境的興奮之情，就顯得比較尖酸刻薄。我一直覺得羅大佑這位台灣流行樂之父，有點像歌壇之中的余光中。但比余光中更犀利，而余則更為大氣，并沒有尖酸刻薄的地方。90年代初，羅大佑接連推出了几張后來被指為“反共歌曲”的專輯：《皇后大道東》，《戀曲2000》和《首都》。這位頗有古風的歌者在一個大時代，迫不及待的要對一切重大問題發言。
　　在香港問題上，羅大佑有兩首歌是足以載入史冊的。這兩首歌一正一邪，一張一弛，象征性的暗示了大陸以外華人社會對于97回歸的矛盾心態。一首是我們耳熟能詳、在一切主旋律場合差不多都要當作“中宣部歌曲”來唱的《東方之珠》。另一首則是大陸官方極為反感、提都不想去提它的《皇后大道東》。
　　后一首歌由羅和一位香港本土歌手蔣志光合唱。其間對于紅色中國的偏見、懷疑和否定，對于脫離英邦的又憧憬又流連的復雜心情，以及對于個人自由和未來前程的不可確定，憂傷與幻想，種種情事融于一爐，真正是“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加上羅、蔣那種招牌式的唱腔、極為煽情的歌辭，光怪陸離的MTV，正是適合拿來作為一個殖民地時代的休止符：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在《首都》這張專輯，羅大佑則對大陸工業化和商業化進程下的大都市進行了辛辣的嘲諷。鄉愁。本是早年羅大佑的一個重要主題。猶如對于余光中、鄭愁予等台灣詩人，鄉愁不僅僅指向遼遠的大陸，同時指向一個前工業時代的田園。70年代末，羅大佑的《鹿港小鎮》、《一樣的月光》，便已流露出對待田園已逝的傷感，和對台灣高歌猛進的工業化掩不住的懷疑、困惑：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小鎮，鹿港的漁村
　　媽祖廟前燒香的人們

而四十歲過后的羅大佑，仿佛肝火更旺。對《首都》的描述已經沒有初經人道時那種由衷的哀傷，全是一派憤世嫉俗：
　　皇天一朝解放/高干大樓在擁抱
　　后土改作地盤/段段划作黃金道
　　故夢留在故宮/未見大宋旗號
　　大華銀行月租/比山海關更高

在同張專輯中的《親親表哥》，羅大佑對于台海兩岸商貿往來也有民謠式的敘事：
　　階級比賽率先考察/區區這個特區
　　一屋兩人稱呼他愛人/卻永遠未迎娶
　　偏僻海角資本家北上/爭取祖國訂單
　　鄉音夾雜卷起舌根/見客咬住牙關

《戀曲2000》這張專輯，也是亦正亦邪，心態復雜。在對著喜馬拉雅訴盡了游子情長后，羅大佑顯然是想畢其功于一役，力圖跳出紛爭，要給兩岸一個蓋棺定論了：
　　親朋好友在集思廣益/中港台的局勢有了轉機
　　闊別了四十年的勢不兩立的同胞恍然大悟的久別重逢
　　六合彩是我們的秘密武器/最后一關用來對付馬列主義
　　歌舞升平的全國軍民同胞創造了另一個世界奇跡
　　 ──靠三民主義

處驚不變的先去撈點人民幣
　　要庄敬自強再去香港賺點港幣
　　他三反五反翻來覆去談何容易
　　有了房地產不要核武器炒炒股票還能如虎添翼
　　歌功頌德的中國軍民同胞創造了特色的歷史奇跡
　　 ──這社會主義

如同以前的《皇后大道東》，這個蓋棺定論的傾向性很明顯。但在“獨統”的關節上，羅大佑還是認同這個“祖國”，和這個“首都”。不過對于田園破滅的失落，和對于共產中國的否定，使得民族國家的身份歸屬間夾在一個繞不過去的關口，成為羅以及其他多數台灣歌者大致相同的立場。

比如鄭智化的《大國民》。又想做大國民，又懷疑共產黨中國。欲迎還拒的扭捏心態，透露出歌者對于台海前途的失望之極：
　　兩岸不通航/辜汪談一談
　　談來談去/談判像談天

黃舒駿，則是另一個此文必須提及的台灣歌者。他的《兩岸》是一首RAP，敘述了一場情牽兩岸的家族史和戀愛故事。這首歌中沒有虛幻空洞的民族大義，或高瞻遠矚的歷史演義。它昭示的，僅僅是台海局勢對于個體命運偶然的阻隔和愚弄：
　　才知道帶著一個大陸新娘
　　不是說回就能回

反顧大陸流行樂，亦如香港。絕沒有這一路向的“民謠”。只有依附于主旋律之下的某些政治應景歌曲，借著民歌的曲調和唱腔買殼上市，蔚為大觀。如“有一個老人，在哪里畫了一個圈”之類，令智商低下者疑心為尿床。其實無論97情結還是獨統問題，對于大陸一般民眾，都是無關痛痒、無關性命前程的事。如艾敬《我的1997》之所以名嘈一時，除了暗和主旋律外，本質上溢泄的不過是一般大眾對于香港回歸近似于肉體般的欲望。
　　鄉愁對于我們遠不是困境，而是風化雪月之中的矯情。但那些關乎自家痛痒、關乎性命前程的事呢？還有我們的憂傷和幻想，以及我們自己的歌者。

只聽見黃舒駿在歌曲里反復地吟唱：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