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的孤兒》 本篇概略

文/吳濁流

台灣淪入日本后，其初期抗戰思想是非常熾烈的。全民一致，夢想著恢復主權。但無援的抗戰分子，兩三年就被掃蕩消滅了。可是人心不是這么簡單就安靜下去的，但因長時期的壓制，直接行動已無能為力，抗戰思想也分裂為三派：一為絕對派，一為超然派，一為妥協派。絕對派是以努力扶植抗戰思想來代替抗戰﹔超然派是對政治完全絕了望，對新政權也不協力，只求個人的樂趣﹔妥協派是追求現實，而接近新政權，以謀求自身的利益。圍繞在胡太明的小小的環境里，也有這三種色彩。

胡太明在台灣淪日后不久，出生于鄉間的望族，父親是大夫，祖父是學者。祖父是超然派，父親是現實主義者。胡太明長大起來，聽從祖父的安排，進入私塾學習四書五經。胡太明的老師是絕對派，以傳播漢學為思想的反抗。可是私塾被關閉后，胡太明也中途輟學，改入公學校（小學），更進師范學校，受到新教育。

他畢業師范學校后，做了鄉間公學校的教員。在那里，日、台人教員間，常有暗斗，胡太明對兩邊都沒有偏向，繼續著他的教學生活。校里有年輕的女教員兩人。一個是日人，名叫久子，另一個是台人，名叫瑞娥。年輕的三人因擔任學課的關系，在一起的機會很多。不知不覺中，胡太明的心被瑞娥的好意所吸引，但又醉心于久子的活潑丰美﹔要瑞娥，即覺得心有不足，要久子，又沒有充份的勇氣。久子雖對太明也抱有好感，但因環境的支配，不能任意談戀愛。其原因，是胡太明在無意識中，存有自卑感，而久子也無意識地懷有優越感，雖有這樣的隔閡，但兩人的情感，卻一天一天地發展起來。校長知道之后，就把久子調離他校去了。另一方面，職員間，日、台人的暗斗，日益加劇，胡太明雖想超然不問，但又被牽入旋渦中，而覺得矛盾。不久有一位曾訓導跟校長吵了架，離職留學去了。久子走了后，他也不堪現實的矛盾，也去日本留學了。

到了日本一看，問題更不是在戀愛什么的了。他驚駭于新文化的進步，只一心讀書。可是留學生，都在奔走于政治運動，他因沒有參加他們的活動，成為孤立的狀態。這反使他精進于學問的研究。留學中，雖跟寄宿主人的女兒要好起來，但曾受久子戀愛失敗的教訓，只感淡然的戀情，不敢再作進一步的發展。他畢業物理學校，回到台灣，馬上嘗到失業的痛苦﹔因留了學，反受社會的冷嘲熱諷。

有一天，他碰到舊同僚的黃，標明了心衷，決定在黃的農場里工作了。他跟很多工人在一起，愉快地工作起來，可是農場也遭到制糖會社的榨取政策而破產了。他再度失業，回到家里，憂悶無聊，不能像祖父超然世外，又不合時流，不能做個御用紳士。他連連碰到祖父的死、分家問題、社會問題等的煩擾，再加上制糖會社強制施行栽培甘蔗的政策，他母親被制糖會社的社員毆打。他無法跟它抗爭，使他的煩悶更加增大，憤而出走台灣，到了大陸。啊！大陸，這興亡五千年，變換無常的社會，廣大無涯四百余州的天地，他在那里，感到更大的矛盾。他到處都沒有精神的寄托的地方，僅僅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罷了。他在上海驚駭于乞丐群，為列強的榨取，貧富懸殊而憤慨，更為野雞的眾多而愕然。赴京途中，逢一蘇州美人，他在南京謀了一教席。迂回曲折地，她成為他的學生，再為情人，終于結婚。他跟她在幽靜的玄武湖談情，在紫金山嘗到人生的樂趣，他的太太溺于思想開放，奔走于政治運動、跳舞、麻將等，無一不使他煩惱。于中日關系惡化時，他不能跟友人參加抗日戰線，在猶豫中暴露了台灣人的身份，受到間諜嫌疑而系獄偶然得到他學生的救助，只身逃到上海。可是危險還是刻刻的迫近，他不得已又回到台灣了。

他在基隆一上陸，就有特務刑事跟蹤。到過大陸的，都被認為有間諜嫌疑。他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才避免了嫌疑。在此時，發生了中日戰爭，日軍對廣東作戰時，他被強制征去做軍屬。他目睹戰爭的殘酷，精神發生錯亂，而被送還台灣了。他的哥哥是御用紳士，努力于皇民化運動，成為官方及警方的手腳，虐待鄉民﹔他雖心里反對，但是無可如何。戰爭更趨極端，對台灣人不但強制經濟榨取，也開始了精神榨取。他迫不得已，進了統治機關的附屬團體去工作。在那里，他所見所聞，都是灰色的。有一天碰見舊友佐藤。佐藤是日本人，是個進步分子，于是他辭去了附屬團體的工作，去跟佐藤一起辦雜志，針對時弊，努力暴露現實，雜志也因物資缺乏，不能維持長久。他煩惱極了，最后企圖不協力運動，這也沒有事先的可能性。一切的人們，都被潮流卷走了。他弟弟因強制勞動而夭折了。他因過度悲憤而發瘋了。

“啊！胡太明終于發瘋了！果是個有心人，又怎能不發瘋呢？”

總之，《亞細亞的孤兒》這篇，是透過他的一生，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有沉澱在清水下層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來了。登場的人物有教員、官吏、醫師、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問日、台人、中國人的各階層都網羅在一起。不異是一篇日本統治社會的反面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