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替自由時報的台灣流行音樂專題而寫。
1981年夏天，我十歲。全校小學生去陽明山郊遊，我走在山路上，有些累了，吹著風，想找首歌替自己打氣，便唱起了李建復的「漁樵問答
喝一杯竹葉青／唱一聲水花紅
道什麼古來今／沈醉嘛付東風⋯⋯
老師說：馬世芳，你怎麼這麼來勁啊，唱的這是什麼歌呀。我便害羞地住嘴了。
24年後，為了製作「天水樂集」復刻版專輯，重聽這首歌的錄音，藍調吉他、梆笛與弦樂呼應交響，李建復的聲嗓清澈嘹亮，編曲的創意與完熟令我驚詫不已。這纔憬悟當年自己唱著的是什麼樣的歌，當年那群二十郎當的音樂人又是多麼有勇氣、多麼有才華⋯⋯。
當年的製作人李壽全回顧那張專輯，有感而發：「如果現在才要做，大概就不會做了。」七○年代以降的青年創作歌謠，就在這種「沒想太多」的狀態下，燒起了燎原大火，永遠改變了華語流行音樂的歷史。說起來，「沒想太多」的狀態其實是最珍貴的－－因為所有的氣力、全副的生命，都擺在歌裡了。
回首三十年來幾波創作歌曲的風潮，其中最動人的作品，多少都是從這種「沒想太多」的狀態裡發生的：七○年代中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八○年代初期羅大佑的搖滾黑潮、八○年代後期林立的音樂工作室和轟動一時的「新台語歌」、九○年代由魔岩和獨立廠牌帶起來的民謠搖滾、原住民音樂和另類搖滾⋯⋯這些音樂的火種，都是老早就在醞釀，只等適當的時機「從地下轉進地上」－－只要土壤是豐沃的，我們便有百花齊放的條件。
聽聽楊弦在1977年的「西出陽關」專輯那樣虔敬地彈唱著胡德夫教他的卑南語「美麗的稻穗」，你很清楚「流行音樂」這四個字壓根兒就未嘗進入過他的腦海。它的錄音和編曲是那樣樸素，但是跨越將近三十年的歲月，仍然能讓我們這些後輩感動掉淚，它的力量遠遠超過了同時代早已朽滅的許多「流行歌」。
楊弦在1975年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我的母親陶曉清還不到三十歲。她在中廣做節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輕人自己在家裡錄下來的歌，反應之熱烈出乎預期，她便邀請這些年輕人來上節目、替他們組織演唱會。很快地，這些歌錄成了唱片，賣得比誰都好，漸漸形成了一股人稱「民歌」的風潮。那是我還在幼稚園滿地亂跑的時代，家裡常常會有一些叔叔阿姨帶著吉他，坐在我家鋪著榻榻米的客廳地上，說是要開會，結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講笑話和唱歌。
後來我才知道，「民歌運動」很大一部份就是這樣在我家客廳開展起來的，那些歌手幾乎都還在念大學，我每次叫叔叔阿姨，他們往往露出不習慣的尷尬樣。我的同學知道家裡經常有歌手出沒，紛紛叫我替他們要簽名，我覺得丟臉死了。不過倒是有一張李建復親筆簽名的「龍的傳人」唱片現在還留著，上書「給馬世芳小朋友」。
我記得李宗盛最愛講笑話，王夢麟最愛罵髒話。鄭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頭。那些年輕人經常戀愛或失戀，有時候唱著新寫好的歌，唱到一半還會哭起來。那個年頭的「民歌手」，幾乎沒有人想過要靠唱歌營生，寫歌錄唱片也是幾千塊錢就傻傻地賣斷了。而且無論有多紅、唱片多暢銷，一旦和求學就業計畫抵觸，很多人都毫不猶豫告別樂壇。
回頭想想，這種別無所求的天真精神，也是「民歌」時代最動人的特質之一吧。
1980年的某一天，蘇來在我家看中共「十惡大審」的電視轉播，忽然回過頭對我母親說：聽說政府考慮要解除戒嚴了，這個社會總算還是有點希望的。我媽沒搭腔，我則納悶著戒嚴跟社會希望有什麼關係。那時蘇來寫了一首叫做「中華之愛」的歌，卻因為有「嚮往赤色祖國」之嫌，屢次送審均未通過，最後只好加寫一段「要努力奮起復我河山」的「光明尾巴」，才獲准出版。在那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年代，有一陣子甚至連提到「故鄉」兩個字的歌都會禁播。誰能想像二十幾年之後，國民黨會變成在野黨，當年的新聞局長會在北京和中共總書記握手⋯⋯。
我記得李雙澤的「美麗島」和「少年中國」常常是連在一起唱的，那個年頭沒有誰覺得奇怪，現在的青年人恐怕是難以理解的了。「美麗島」的旋律真是漂亮，當時常常用作演唱會結束時大合唱的曲目。沒有人知道這首歌會變成一本黨外雜誌的名字、變成地下流傳的禁忌秘語、變成光芒萬丈的認同符號、最後終於被大多數人遺忘⋯⋯早在美麗島事件之前，「美麗島」和「少年中國」便雙雙被禁播，前者據云是「鼓吹分離意識」，後者又似乎有「嚮往赤色祖國」之嫌，李雙澤地下有知，恐怕會氣得跳腳。
我記得1980年十月在高雄的「天水樂集」演唱會，22歲的李建復入伍當兵前的最後一場演出，全國成千上萬的女歌迷都捨不得他。會後李建復在場外的一張長桌上替歌迷簽名，眾多迷妹大呼小叫擠成一團，連旁邊比人還高的盆栽都被擠倒了，玻璃門也險些被擠碎。那是「民歌」時代的尾聲，那天的迷妹們，如今有不少人的女兒可能正在以同等的熱情瘋魔周杰倫和王力宏呢。
後來，在「民歌」漸漸沒落，KTV和卡拉OK還來不及發明的時代，最屌的那家唱片公司叫做「滾石」：齊豫、潘越雲、陳淑樺、張艾嘉、羅大佑、李宗盛、羅紘武、趙傳、陳昇、林強⋯⋯八○年代「滾石」全盛期的每張唱片，幾乎都是一種新觀念、一片新天地。那真是一段「太平盛世」的黃金歲月。
在漫長綿延、景氣起伏不定的八○年代，流行音樂脫去了民歌時期的天真青澀，化身為整個社會的發聲筒，成年人的「真實世界」和青年人的狂狷夢想一塊兒入了歌：蘇芮的「一樣的月光」、潘越雲的「謝謝你曾經愛我」、張艾嘉的「忙與盲」、陳淑樺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林強的「向前走」、葉蒨文的「瀟灑走一回」、陳雷的「風真透」、葉啟田的「愛拼才會贏」⋯⋯每一首歌，都是一塊社會的切片，這是一個和七○年代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有著截然不同的色彩、節奏和情緒。就連彼時初興、鎖定年輕男女的偶像歌手，都充滿了日系的摩登風情：楊林、林慧萍、方文琳、伊能靜、紅唇族、城市少女（多麼理直氣壯的團名啊），當然還有轟動一時的小虎隊和憂歡派對（因為這樣的藝名，她倆拍照時非得一個傻笑、一個裝苦臉）⋯⋯。
我記得搖滾樂悄悄在樂壇建立灘頭堡。蘇芮在國父紀念館的舞台上一身亮黑奮力唱著「一樣的月光」，李壽全彈著電吉他使出渾身解數唱著「我的志願」。他唯一的專輯「八又二分之一」，集合了陳克華、張大春、吳念真和詹宏志的詞作，和之前他製作的兩張「天水樂集」唱片一樣銷量慘澹，如今卻成為公認的經典－－說來有趣，這位王牌製作人最厲害的作品，似乎都是為了後世更成熟更聰明的耳朵準備的。
最難忘的，當然還是羅大佑。1984年的最後一天，羅大佑在還沒被燒掉的中華體育館辦演唱會。那年我13歲，剛上國中，自覺不再是「小朋友」，於是努力要裝出世故的表情，跟著滿屋子大人大喊、拍手。羅大佑仍然是招牌的黑衣墨鏡爆炸頭，配一雙白得刺眼的愛迪達球鞋。唱完最後一首歌，他把手上的鈴鼓遠遠一扔，台下掀起一陣尖叫，上百雙手高高伸出去。那只在空中旋轉著劃出一道漂亮弧線的鈴鼓，是記憶中那一夜最鮮明的畫面。辦完這場演唱會後不久，筋疲力竭的羅大佑離開台灣，暫別歌壇。他再度回來開「音樂工廠」的時候，台灣已經解嚴，世界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就在羅大佑「出走」的那幾年，我冒出青春痘、長出喉結和鬍渣、戴上了眼鏡。急著想長大，卻又不清楚大人世界是什麼模樣。回頭去聽羅大佑的舊專輯，赫然發現他的作品洋溢的傷逝、壓抑與世故，正好是我們想像中的大人世界最完美的主題曲。
1989年暑假，大學聯考放榜之前，幾個相熟的哥兒們，約好到北海岸誰家的別墅去玩三天。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夏天整個濱海社區空無一人，一整排的別墅裡只有我們這幾個剛考完大學的孩子。有人因為沒考好而心情鬱悶，有人因為不知道算不算戀愛的情事而心情鬱悶。入夜以後，我們把羅大佑的錄音帶塞進卡拉OK機，音量開到最大，用灌過台啤的喉嚨，向著遠方的大海和滿天星星卯足了氣力唱「將進酒」：
多愁善感你已經離我遠去／酒入愁腸成相思淚
驀然回首／想起我倆的從前／一個斷了翅的諾言⋯⋯
十七歲的我們真有那麼多的愁緒嗎？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濃得化不開的情緒，讓我們自覺長大了，卻又不至於一下子被大人世界吞沒。是啊，我們如此年輕，卻又不復童年的懵懂，我們有了值得流淚歎息的回憶，有了多愁善感的資格。就像大佑唱的：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憶的青春。我總覺得，關於青春，再也沒有比這句歌詞更動人的描述了。
大一快開學的一個黃昏，我把原本要用來買醜得要命的「大學服」的錢，換了一件手染的Jimi Hendrix恤衫，垮垮地穿在身上，自覺很有浪蕩嬉皮的風情。經過台大舊體育館，聽見裡面傳出極有韻致的藍調shuffle節奏，電吉他不慍不火，大為驚奇。於是跑進去聽這個正在排練的叫做China Blue的樂團，然後就一路待到了半夜。那是水晶唱片辦的第二屆「台北新音樂節」，玩藍調搖滾的長髮眼鏡胖子叫做吳俊霖，那似乎是他生平第一場正式演出。還有另外一個個頭比較小的眼鏡胖子叫做林暐哲，激昂萬分地唱了一首叫做「民主阿草」的歌，並且向台下稀稀落落的觀眾大喊：「台灣ㄟ枝仔冰，站起來！」我於是知道，新的音樂時代彷彿又要開始了。
台下的觀眾之一，是同樣留著一頭長髮的薛岳。我記得他看著台上的伍佰說：「這傢伙還可以，不過要再多練練」。當時薛岳並不知道自己只剩一年多可活，更不會知道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場演唱會「灼熱的生命」，竟成為台灣搖滾史上最動人的絕響。伍佰當然也不曉得再過三年他就會變成全台灣最紅的男歌手，而且還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登上娛樂版最前線的搖滾吉他手。
那時候，「搖滾」還是一種帶著祕密結社氣味的極小眾樂種。一頭長髮的薛岳和劉偉仁都恪於新聞局的規定而不能上電視，更別說本來就不喜歡上電視的「小孩」羅紘武了。不過這並不能阻擋雄心壯志的老岳、阿仁和小孩，早在伍佰出道前好幾年，老岳做出了「你在煩惱些什麼呢？親愛的」，阿仁做出了「離身靈魂」，都是極為動人的搖滾經典，而小孩摧肝裂膽的「堅固柔情」，更是無法重現的歷史巔峰。這些專輯當年都賣得不怎麼樣，如今瘋魔著五月天和ＦＩＲ的年輕樂迷，恐怕也不太有機會認識它們－－直到現在，這幾個名字都還是帶著祕密結社的氣味。然而若是在適當的時刻對適當的人提起這些名字，你會遇見一對溼潤的眼眶，還有一番關於青春記憶的激切傾吐。
在新生訓練的社團聯展攤位上，我拿到一份叫做「台大人文報」的刊物，四版頭條的文章標題就是「站起來的台灣枝仔冰」，作者是比我大兩屆的黃威融。後來我加入那個社團，學著編刊物、寫文章、交朋友、談戀愛，而且認認真真聽了很多很多音樂。回想起來，之後十幾年的「人生主旋律」，好像就是在那個時候悄悄「定調」的。
我有幸以一雙天真的眼睛見證了一整個世代創作歌謠的勃興，如今則意外踏上了母親三十年前走過的道路－－做廣播、寫音樂文章、參與創作歌曲的催生。我相信再怎麼不景氣，每個時代都還是需要動人的歌。只是在這個時代，做音樂這一行的，心裡最在乎的事情，早已不再是音樂了，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能像大佑說的「拋開一些面子問題」，讓歌回歸到音樂的本質，新的燎原大火，其實隨時都會燒起來的。那捧火種，也許早就「捂」在那兒，悶燒很久了。或許，我們應該回到當初那個「沒想太多」的狀態裡面。或許，我們終將發現，在這個亂七八糟的時代，仍然會誕生25年後足以讓我們的兒女感動落淚的作品－－就像現在我們還在時時重溫的那些老唱片一樣。
May 1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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