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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行乐（包括摇滚乐）的症结
文/孙孟晋
此文本意不针对任何个人，即使谈到了某些人，也只是作为某种背景里的现象来谈，请不要去对号入座。换一种思路来看问题，在一个流行乐发展十分畸形的时代，大家一起思考与讨论，是有益的，我坚信这一点。
（一）流行文化的本质问题
长期以来，流行乐评论存在和流行文化自身规律脱节的问题。最常见的是唱片公司文案以及这种文案的媒体修改稿，严格上说这类不能说是评论。另一种就是独立乐评，中国的独立乐评存在很大的个人爱好与志趣倾向，拿自己来说，听觉审美的标准是第一位的，其次，不免带有强烈的态度与立场，简称就是摇滚态度与立场。这些都没错，但我们都多少忽视一个问题：流行文化的消费概念。
我们都是带着前艺术史的崇高精神，来对摇滚（包括艺术）进行判断的。摇滚乐是通俗文化的产物，它让这种代表大众的文化从传统的高雅崇拜里脱身而出。关于这个在西方的生命力，我们应该都看到了。
在西方，音乐是一种工业。再具反叛精神的东西，纳入消费的轨道，它必然经历即时流行与即时不流行的规律，这里面的商品属性是流行文化的本质之一。流行文化是被消费的，也是不断更新的。
《美国的广告》一书说得很准确：“与后现代艺术关系最近的不是艺术史，而是广告文化。”作者特威切尔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新的艺术出现了，找到一个新的赞助者（某个公司），为了一个新的推销目的（比如伏特加酒的消费量）。
我们这里都在照搬西方，一个大演出拉一个大赞助，但我们这里本质上又羞于商业目的，大多数操办人是完全没必要举起理想主义大旗的。你在促使流行文化的消费，有没有理想主义无关紧要。
我有个多年不打交道的朋友，他对我说朋克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一句话就是朋克饿死也不赚钱，更是不结婚的。我以为，他搞错了，这个不是朋克。西方的正宗朋克就是对着女王竖中指，又大把大把点钱的。中国摇滚一直在商业手段和所谓的理想主义之间，作莫名的徘徊。
问题出在：中国流行乐的土壤被彻底破坏了，你指望它能结出什么果子？更何况摇滚乐景气不景气，是完全依赖流行乐大背景的。另外，中国的大环境远不等同于美国，在别人的消费文化的机制里，不缺创造性，也不缺批判性。简言之，资本主义的毛病是在那样的消费循环里不断暴露与不断克服的。
（二）对港台地区流行乐的大量的消费性倾销，缺乏应对
大约在90年代中后期，港台流行音乐在内地彻底开放了。在内地不具有任何音乐工业的条件与能力下，有关部门缺乏任何应对是失策的，因为我们本土流行音乐的发展受到的冲击是摧毁性的。老是在谈盗版，那只是一个方面。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港台流行乐来倾销了，我们的音乐工业在哪里？即使有所谓的扶持，方向也是不准确的。
很简单的道理，港台流行乐把大陆当作了最大的销售市场。比如包装一个小歌星，带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宣传费来走几个主要城市，但很快有回报的，一般来说，销售额足够把前期投资拿回来，即使拿不回来，还有演出市场可赚。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内地的唱片业根本没能力去竞争，大的国营企业以引进港台流行乐唱片谋生，小的私营企业破产关门。
这些年，我们的媒体间接地充当了扼杀内地流行音乐的杀手。我不是在建议，我们的有关部门要去禁什么，而是在面临新的形势下，创造了多少良性竞争的条件了吗？又看到了内地流行乐发展的严峻问题了吗？
港台唱片业无论在资金积累，和经验与资源积累上，比我们早至少十多年，我们在草创阶段，就受到了如此大的压迫与竞争，不瓦解才怪呢？！
这一点，内地电影电视行业就比较有意识，内地投资拍大片从行业来说，是好事。尽管生产的不少是垃圾。
最近读了一本书——《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政策客观上并没有扶持具有活力的私营企业，而是国营企业获更大的优惠，尤其海外企业。我非常同意“外资依赖症”的看法，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
中国大陆流行乐行业的竞争能力非常低下，它根本无法和港台地区相抗衡，直接结果是我们自己的音乐工业建不起来，大量的音像制品靠小作坊制的方式推出，缺少社会影响力。流行文化的土壤早已败坏，令人痛心。
（三）选秀模式真的给流行乐带来革命吗？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各种摇滚大会是假繁荣，是泡沫经济，是某些地方政府变着法子赚钱。很简单的道理，这些大会对音乐本身并没有什么促进。就像“同一首歌”办了这些年，也没有任何促进流行乐，最多促进了全民的怀旧情绪而已，促进了先富了一些人的规则。
先抛下这个问题留着后面说吧。那么，对于近年愈演愈烈的音乐选秀运动，究竟该如何看待呢？这里面有假象，而它的假象正形成又一个畸形的怪圈。假象的本质是：我们的流行乐似乎找到了新的生产力。媒体真的在担当音乐生产的角色吗？不，它实质上是在私下联姻，是在编造“速成偶像”的神话。
如果单纯是在消费休闲，丰富老百姓的娱乐生活，那么选秀运动本身是精彩的。但在背后有一张嘴巴，悄然露出贪婪的气息。看上去是民众选出了偶像，却是唱片公司与娱乐公司借此找到发财的金矿。一句话，音乐有什么进步吗？唱片拿出来评一评，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吗？千万别让民众以为音乐就是发声机器！
电视行业逐渐在成为广告的奴隶，“是我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变成了时间的奴隶。”其实，应该去认真读一读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大众传媒”的论述。一刀切，所有的频道都走商业电视的路线，惟广告为衡量目标。当然，此文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我同样喜欢看许飞唱歌，喜欢看韩真真唱歌，但接下去是一个不顾个性的急功近利的行业要去毁灭她们的个性。闻闻那些个港台老板评委的音乐趣味吧，他们的趣味是被铜臭味洗滤过的。
音乐选秀可以继续搞，但要靠它挽救内地流行乐是非常可笑的。我们还没有打下地基，却在装上玻璃墙！
（四）摇滚大会的泡沫经济
媒体在眼下一切朝钱看的大环境里，要求都有自觉的维护音乐个性与维护音乐健康发展的意识，是不现实的。
从音乐活动来看，而且，越是私营企业没有宽松环境的发展与竞争，私人捞钱的可能就越大。这里面有一个生产力的问题，行业机制的腐败或落后，并没立刻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的扉页就引用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话：“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了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水泡一样破裂掉。”
无论你是善良的，还是别有企图的，大型音乐大会也在成为广告的奴隶。是我们变成了金钱的粪土。下一个“同一首歌”正在等候着你。摇滚大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少？对音乐本身有什么促进？这些年，有多少堪称经典的摇滚唱片问世？
摇滚赚钱没问题，但眼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赚钱环境？有所事事的人你抓一把，他抓一把，整个是无序的状态。本质是在加速剥夺音乐人和乐队身上可怜的那么一点点消费价值，很快会剥夺完的。“十一黄金周”的雕塑公园啤酒节的主办方也许会说，他们做了赔本的买卖。但很简单，广告商是逃走的。
当下，恰恰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是可笑的。需要规范办演出，规范的第一步不是打游记战，这样做是肥了或者贴金了某些当地官员。我很理解，一些主办者包括策划者要虚报观众人数，这是说给当地政府和广告商听的，草班子买卖要皆大欢喜的。
另一方面，为什么大的广告商不去投资摇滚唱片，看不见商业回报。但我们的摇滚大军的资源就这么多，很快会失去吸引力的，观众人数和媒体回报决定了广告投入。眼下，还没有大广告商愿意无偿投资个性文化，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很多大牌内地流行歌手即使在上海难以举办个人演唱会，但这些年没有在内地城市少走穴，老百姓被拉进商业消费之中，赚取的是一个晚上的歌星近距离，尚且大多是假唱充数。
肥了个人，坏了环境。我来谈另一个问题吧，从商业演出市场来看，国内小的私营企业干不过大的国营企业，大的国营企业又正在面临外国佬的演出公司的威胁。看上去，文化部门是在保护自己的演出公司，外国企业没资格申报演出批文，但谁都知道可以通过中方公司去申报，一个批文价格也就十万人民币。最后谁赚了大钱，海外演出公司！演出行业，我们又让海外投资占了上风。一句话，流行乐演出市场非常乱。
这个环境越混乱，越可以钻空子。长此以往，是计划经济在帮助少数人发横财。规范市场呢？规范，其实就是你家关起门来的政策。我们将面对泡沫经济的惩罚。内地流行行业为什么会这么烂，大家只想着夺取个人利益是其中一条。
而一些优秀的演出，势必在演出市场大跃进中被淹没。
（五）音乐教育早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现在的流行乐是舶来品。而我们面临的尴尬是：各种环节的不健全。一会儿网络歌曲，一会儿歌唱选秀，这些几乎成了流行歌坛的全部。再看看人家美国，选秀远没有取代流行歌坛。相反，一个卡拉克森获格莱美大奖，又哭又笑，一副“丑小鸭”心态。
我们是一个1979年还在批判“乡恋”的流行乐没有根基的国度，是一个一代人听邓丽君长大的流行音乐的教师基础。和日本相比，我们落后了也有二三十年。说回来，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基础教育依然停留在“乡恋”及“乡恋”之后的几年里的水平。我很同意宋柯在做某比赛评委的一番话：我们的流行乐的音乐种类太少了。
各地所谓的音乐家协会对流行乐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他们最拿手的是给流行乐添加一点调味品，比如加入一点民族乐酱油，就会说那是流行音乐民族化。但他们在辅导着区县级的中小学音乐师资力量，实在太落后于时代了。就好比某地的写字协会，自己写不出字了，开始巧立名目，培养出一两条网络小杂犬，其实该上课受教育的恰恰是这些准衙门半封笔老写手。但客观地说，谁知道他们又是不是被体制所害？
今天的流行歌坛不怕少一个崔健，或者少一个张靓影。惟独缺有现代意识的音乐教育方面的陶行知。
我听惯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论调。我们的音乐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是被你们一小群、一大撮人坏了口味的，搅乱了欣赏标准的，跟不上国际水准的。我们这里，只有港台的广义的流行乐模式是大众的。其他流行音乐形式都是小众的，爵士、摇滚都是，但这些在国外却是大众的。
不可思议的是，台湾当年在经济改革而造成价值观动荡的时期，还诞生了黑色的罗大佑，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诞生。相反，我们的一部分人过早地落入怀旧的氛围，即当年听罗和崔的人成为成功人士，不问音乐现实，却以实用主义的人生姿态，来问候当年内心里的浪漫主义情结。老崔继续红下去，有这部分原因。
我们的大多数孩子们继续在社会主义国情里，接受老化的音乐教育，见闻媒体的偶像炒作，然后逐渐固定一种非开放式的音乐认识。
真诚的音乐感怀还有多少？只要“春晚”的晚会型歌手依然那样唱歌，没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