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自由：娼妓以及嫖客身上所隐含的丰富人性
——道德刀剑下的人性呻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内部交流资料）
我常常想陈胜吴广在农田里高举义旗的时候，他们心里在琢磨什么。有一个并不戏谑的可能是，他们在想象作为皇帝的秦始皇每天都在吃什么。庞大的大秦帝国统治下的百姓想必吃的都是糟糠粗粮，甚至经常挨饿，设想那时候生产力如此不发达，饿死的人的事情必然不少。我猜想陈胜这位被记入历史的农民领袖最初的起义动力很可能就是对秦始皇每天吃很多羊肉牛肉的丰富想象。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笑话。若我当的皇帝，一定天天吃馍。想吃稀的吃稀的，想吃干的吃干的，每顿两碗粥，一碗自己吃，一碗去喂猪！现在我们知道，皇帝其实饮食也一般情况，其营养成分未必能比得上现在市民家里受宠的普通儿童。然而这种对富人和权力掌握者的态度，值得我们研究。同样，在潘教授发来的邮件推荐的文章里，有人这样分析嫖娼现象的社会根源：
“随着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剩余价值性质的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主要是资产所有者)手中集中，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数量与日俱增。这部分人生活富裕，有钱有闲，其中好色者追逐色情，而市场经济又是满足需求、追逐利润的，于是色情服务便应运而生。”
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够受到国内娼妓现象研究的鼻祖潘教授的推荐，我感到很诧异。这段文章里隐含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隐含假设，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那些血腥的阶级观点分析，值得我们质疑这位正气凛然的作者。我们必须这样透视作者的思路逻辑：第一：嫖娼是富人的专利也是富人的爱好。第二，作者在其他段落里也委婉指出，妓女是不幸的受压迫者，是资本压榨的产物，娼妓是资本主义的现象。第三：改革开放是娼妓现象屡禁不止的政策根源。
事实上，在娼妓风行的当前，去从事性交易的男人们，大部分是一般市民或者小业主。如果问一下亮马河的那些站街小姐，或者问一下歌厅里的出台姑娘们，她们是否经常有机会经常被召到别墅豪宅里“宠幸“一番？不是的。我国的小姐生存状况没有那么幸运，能够经常挣到那些大款们扔下的钞票。大部分小姐在从业的时候，会遇到客人毫不客气的讨价还价，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很多是粗鲁的长途汽车司机、婚姻不快的市民、潦倒的下岗工人，甚至有个江西的小姐跟笔者谈到，她曾被一个拉平板车的老头骚扰，那个老头拿出200元钱诱惑她，她考虑了一会还是没答应。
而中国新兴的有产者阶层呢？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如上文作者所说的那种糜烂。有产者以及白领人群由于接受教育程度高，社会阅历广，对个人声誉以及卫生状况的关注，恰恰是购买性服务人群中的少数。更重要的是，有产者已经白领人群获得社会信息的渠道通畅，交游广泛，获得稳定的情人或者同居女友的机会更多，对于没而言，嫖娼往往是不仅代表着感染爱滋病和其他性病的危险，而且还代表着个人品味和魅力的下降。我认为上文作者对当前有产者阶层日常生活的想象是比较幼稚粗暴和闭门造车的。
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用阶级观点分析娼妓现象，是一种极为落后而且容易失真的研究工具。这种研究工具，几乎一个看过中学政治课本的人都能够熟练使用。作者对当前的社会生活现实充满了一相情愿的想象，这种想象既不丰富也有趣，仅仅是解放前苦大仇深的一种翻版而已。这种苦大仇深在解放初期曾给人深刻印象，尤其以四川大地主刘文采为典型。传说他骄奢淫逸，妻妾成群，私设刑堂水牢——最近的四川学人多有著文指出，这种传说是不切合实际的，刘文采本人事实上生活节俭，对待他的雇农也比较友善宽容，至于水牢，根本不存在，仅仅是以讹传讹而已。
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上文作者的这种摘自中学政治教材的文章，至今依然有强大的社会认同，在某些时候，这些人会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有力阻碍。他们认为，道德沦丧是改革开放的恶果之一，而道德沦丧则是严重的社会失败，而娼妓风行则是道德沦丧的铁证之一。他们还深情地怀念那个道德清白的普遍贫困时代，他们只是假装不知道似的强调那个时代的平均，却不指出那个那个时代的贫困和国家对每个人的人身禁锢。
更要进一步撕开一种更可笑的逻辑假设：富人必然是荒淫骄奢的，而穷人却必然是占据善良的优势。穷人因为善的美德而具有可被歌颂的资本，富人虽然享有安逸，却必然承受不道德的原罪。这种观点，在我们国家有着漫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正所谓古人云：为富不仁。我国古来是官本位国家，对因商至富的人一向歧视，就意识形态上来说，主流作品中对这个群体也不遗余力地大加抨击揭露，似乎非此无以实现社会公平。现在应该是反省这种仇富心理的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了。
本文并不准备探究娼妓现象的社会根源，那需要另外的更巨大的篇幅。本文希望指出的一点，是倍受指责的娼妓以及嫖客身上所隐含的丰富人性，以及这种丰富人性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性的紧张、焦虑以及寻求释放的渠道，乃是人性本身所有的功能，必须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都存在这种无处释放而必须寻求妓女帮助的现象，也存在女性为了轻松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提供这种服务。也必须承认，性是多层面的人性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它既然属于资产者，也属于无产者。
我相当反对将娼妓现象简单地归于贫困的经济原因和堕落的道德原因。这种归纳是简单的、容易的和低能的。如果这种低能的归纳可以解决问题，那么，正如一位司机所说：学者和司机一样，都是熟练工种，在方向盘上挂块肉，连狗都会开车。
我并不赞成娼妓现象——尽管我也不反对。理论上，我是一个性自由的鼓吹者，但正如其他自由一样，性的自由也是有节制的，有尊严的，自由的性和泛滥的性以及可以购买到的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从来不把性的自由看成是性交易的自由。正如人的其他情感和器官一样，性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现实里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商品，嫖客以金钱购买到的快乐，却没有给妓女同等的快乐，因为区区嫖资是不能等价于性的快乐的，这是不公平的。
性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性交易的自由。相反，由于妓女是在金钱的威胁下进行的性生活，这种性恰恰是不自由的，违背意志和丧失尊严的。把娼妓现象和当前社会的性解放潮流相比，是一种刻意的伪造证据。而把娼妓现象归结为阶级甚至是政治问题，则更陷入了恐怖的泥潭。这实质上还是对富人的一种原罪认定。
最后我要指出一点，那就是上文所述的观点，充满了泛道德论的意味，这是一种来由已久的观念，说得好听一点，是社会的完美主义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道德的暴政。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性本身是复杂的，多层次的，这种复杂构成了人性的丰富。社会只能是善恶并存的，也只能是美好的婚姻和街头的娼妓并行的。关键在于，社会是否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克服某些现象的不利和破坏作用，而完全地予以消灭，是完全不可能，甚至也是没必要的。
按：转自 休闲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