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峰
【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25期】
核心提示：“这次的演唱会我找了3个黄种人，但这3个黄种人都有一半外国血统。其中有一对孪生兄弟，叫Soler，是意大利和缅甸的混血儿，在澳门出生，然后到香港发展。另外一个是Tony，他是“猴子飞行员”的主唱，有一半美国血统。他们都是亚洲人，这是我想要用的亚洲概念。还有我跟原住民的部分，从亚洲概念到原住民，加入了一段组曲。音乐应该要更简单，更原始，应该返回到更简单的乐器状态。我觉得民族音乐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前途。”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很多人到中年的歌手，在他们各方面经验日臻成熟的时候，本来还可以在事业上更进一步，但却不得不面对数字化时代的现实，这个残酷的现实几乎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过去创造的一切。他们不像年轻的音乐人一样，适应通过数字时代传播自己的作品的方式，并且成为传播中的一员。他们更习惯按照过去的方式录制一张唱片，通过唱片去证明自己，或者，通过演唱会去与歌迷交流。在没有发片的日子里，这些老人家显得无所事事，有些甚至慢慢开始远离音乐。这个中滋味，也许他们自己最清楚。
人们自然希望罗大佑会沿着“恋曲2010”、“恋曲2020”这样唱下去。但是在这个环境，罗大佑已无心恋战，出不出唱片，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至少“华语流行音乐教父”这顶桂冠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属于别人了。
自从2004年《美丽岛》发行之后，罗大佑除了跟“纵贯线”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演出之外，自己没有任何动静。直到最近，他才计划在北京等地举行几场演唱会，同时，罗大佑对录制新唱片的计划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
三联生活周刊：从《美丽岛》到现在，你都在做什么？
罗大佑：就是写写曲子，然后反省人生。我最近都在想，过去这10年，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1987年4月1日到香港以后，搬了19次家，我就在想自己怎么会跑来跑去，搬了这么多次家，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归属感，缺少一种归属感。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指的归属感是什么？
罗大佑：不只是居所的归属感，是心灵以及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归属感，其实很矛盾的。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宿命其实是很痛苦也很幸运的。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梁弘志过世的时候。他出殡那天，我们去台湾的天主教堂为他送殡。那个礼拜我的心里都很难受。梁弘志其实是个性很单纯的人，他一辈子也没有遇到什么好的唱片公司，都是自己处理自己的歌。他的旋律也很单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这么窄的音域里写出那么好的曲子，像《恰似你的温柔》。他过世之后我很难过，但我一直在唱他的那首《驿动的心》，有一个好处是你唱了他的歌之后，那个伤心的感觉慢慢地就会好很多。像我们做音乐的，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唱唱歌，自然而然心情就会变好一点，这个真是别人所没有的一种天生的礼物。我也在想，作为一个音乐人，你怎么去感动别人，到处漂泊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是矛盾的吗？
作曲人基本上是矛盾的。像我自己“纵贯线”的演唱会里面，到最后你看到别人很激动，前几排的观众很开心，甚至有人热泪盈眶。演唱会结束后他们回到家里，可能还睡不着觉，回家以前可能还会找几个老朋友去唱唱卡拉OK，然后过几个钟头才睡得着觉。中间是需要一点激动与感动的过程，然后他才能平静。经过“动”的过程，才能体会“静”。所以用音乐感动人，最后是要使人平静的。从动到静，要能够静得下来，所以音乐有一个抚平的过程。做音乐人很矛盾的一点就在于他要能让人感动起来，之后能抚平到真正安静下来，最后得到真正的宁静、安定，有一个舒坦的心情，再重新好好地工作，开启生命另一天。
所以做音乐其实很复杂，动的时候到处跑，汲取养分；另一方面也要知道静下来的原因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创作者要在晚上三更半夜、没有人吵、没有传真机、没有手机的时候创作的原因，他要知道最静的感觉是什么。
搞音乐的人比较麻烦的一点在于他要知道人最动态的状况是什么，什么是能让人激动的，但是安静下来，又怎样能够让人听着音乐睡着觉，其实是很矛盾的一种职业。这也是归属感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现在拥有这种归属感吗？
罗大佑：快啦。1954年出生到现在，乐坛上比我资深的人也找不到几个了，这个年纪斗胆出来开演唱会，也算是抱着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音乐人在今天这样的环境，谁都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传播音乐的观念、方式与过去不一样了。《美丽岛》发行之前你谈到过互联网对音乐的影响，现在，你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新的理解？
罗大佑：对于版权问题，现在科技是太厉害了，到最后其实是打不过科技的。大家都会把大量的投资放在硬件上面。基本上我还是乐观的，既然音乐是可以被大家共享的，那就让音乐被大家共享好了。创作者也只好把创作当成一种不自私的行为，我还是尽量创作。音乐的取得太容易了。中间绝对牵涉到一个执法机构的问题，电影是有一个电影院保护的，但音乐就没有，那我们就只好认命了。至于要不要创作呢？那当然要创作啦！我宁可用更清楚的创作，譬如说转型到音乐剧的范畴，进入到类似电影院这样的殿堂里，来保护我的创作。既然政府没有办法保护我，就只好转型到这个结构里去，再尽量加上百分百的创作，来保护我自己。至于版权方面的问题，当然希望受到保护。但是要求政府来做这件事情，已经太久了。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音乐家都尽量用回避数字版权不受侵犯的方式创作。那以后谁还唱歌呢？
罗大佑：我们当然得靠自己。像我老人家，把身体得养健康一点，嗓子要保养好一点，所以可以唱久一点，演唱会还可以继续开。演唱会是不能复制的，还是可以继续唱歌。这个世界是在录音技术还没有发明以前，演唱会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所以演唱要继续。因为音乐会是本来就存在的，否则以前的音乐家是怎么活的呢？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是在一个数字时代，逼着音乐家回到“公元前”唱片时代了。最后是要把观众、听众培养到体育馆里、剧场里。
罗大佑：对，这是很正常的。我宁可这样想，从有唱片时代一直到CD时代，或者说是网络时代到来之前的音乐家是很幸福的，但并不表示其他做音乐的人是不幸福的。有了录音技术之后的这些音乐家是很幸福的，他们有版税可以收，但并不表示以前或现在做音乐的人是不幸福的，做音乐的人还是很幸福的。
三联生活周刊：表面上看，听众通过共享、免费下载占到了便宜，但实际上听音乐的成本反而高了，他必须要到现场看演出，一张门票能买很多唱片，他可能不太会算这个账，都只是看到了眼前的利益。
罗大佑：对。另外一点是当你下载了很多以后，听音乐的素质低了。因为你有那么多音乐。有一个讲法是人一辈子只要有大概100张CD的量大概就够了。真的是这样，因为好听的唱片其实不会有很多，而且人的取向是有限的。可是真正的重点是你要听完多少张CD以后才能决定最后哪一些CD是你需要的。老实说当一个人下载了一万张CD以后，他哪里会知道哪些音乐是好听的？我们的问题就是选择太多了。像我们那个时候会很小心地到处去打听哪些音乐是好听的，所以我们对音乐的选择和过滤是很小心的，音乐的来源也很清楚。现在的人下载都来不及，一天就下载二三十张，一个礼拜可能就下载了几百张了，音乐的来源是混杂的。面对一大堆东西以后，其实思考是混乱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选择的量很少的时候，意味着别人的作品占有大脑的空间就会比较少，自己创作与想象的空间就会比较大。现在一下塞满以后，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只是判断各种类型而已。
罗大佑：对，没错。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当选择少的时候，反而人是小心的、谨慎的，所以聆听音乐的深度是高很多的。人们对音乐的尊重与敬畏的层次是高的，让音乐保留下来的感觉是慎重的，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个年代音乐可以被留下来跟得到的喜悦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这个体验是来自于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的一种感觉。现在做音乐的人做出来的音乐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的样深度了，因为现在做音乐太容易了。我们现在拥有这么多的乐器，一个键盘就可以做出很多种音乐，所以现在做音乐的深度没有以前的高。现在做一个键盘什么声音都有，以前做音乐多小心呐，我等了一年、等了两年，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可以有一个管弦乐队，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录音室也那么贵，100多个人在等我，我写了两三年，终于要录音了。戒慎恐惧，哪里敢错一个音。今天MIDI一下去，什么声音都有了，随便都可以，他就不会那么小心，那个心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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