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罗大佑变了。人们常说，人过了三十岁就开始保守起来。罗大佑倒不是变的保守，而是似乎变的更「激进」：用更激烈的语言提出他的政治观点。其实八○年代被贴上抗议歌手卷标的他，纵然直指许多社会问题，但并未真正穿透这些问题的核心：国民党威权体制。可是现在的罗大佑却彻底翻转过来，只关心最狭义的政治问题和党派意识；最起码，他和台湾民主学校标举的精神似乎落差太大。从民主学校邀请的几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和预备的诸种课程，我们可以看到视野的丰富和理想性（如「社会公平与经济政策」、「人权立国和公民自由」等）；但罗大佑在开校仪式上隔空的演唱歌曲〈绿色恐怖份子〉却只有一个核心：枪击案是骗肖！（而别忘了他的上一首歌是〈阿辉仔饲着一只狗〉。）]
音乐 政治工具或进步利器？
⊙张铁志 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拉美第三世界，我们都不断看见、听见流行音乐作为民众改变世界的武器。六○年代的反战、民权运动早已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而从八○ 年代的非洲饥荒问题、南非种族隔离问题、声援国际特赦组织、环保，再到九○年代迄今的反全球化、公平贸易以及对伊拉克战争的批判等，不但代代都有新的音乐人投入社会实践，并且连六○年代活跃的歌手（例如抗议天后琼贝兹）至今也都不断在反省新的议题。
那些能够冲击历史的音乐创作者，总能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庞大的愤怒与不满，用简短但锐利的歌词，凝结成做一句句动人的诗歌。或者说，歌曲是比社会科学家严格论证的艰深学术论文，更具有透视社会的批判作用。
台湾从八○年代以来，这样的反叛声音，虽然稀薄，但并未缺席。八○年代末，在黑名单工作室、朱约信歌声中，听到威权体制的丑陋与人民对民主的想望；在闪灵乐队和陈明章的金属和民谣中，听见对历史原乡的呼唤；在交工乐队、黑手那卡西、飞鱼云豹的战鼓中，听见台湾底层社会被挤压的吶喊。
当然，我们也记得，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少年的我们听着录音机中的破旧卡带中传出来的〈亚细亚的孤儿〉和〈鹿港小镇〉。没有人可以否认，罗大佑早期的作品，已在台湾流行音乐的经典殿堂里竖起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八○年代的黑色罗大佑，提供了当时台湾社会对于抗议歌手的抽象想象。
不过，罗大佑变了。人们常说，人过了三十岁就开始保守起来。罗大佑倒不是变的保守，而是似乎变的更「激进」：用更激烈的语言提出他的政治观点。其实八○年代被贴上抗议歌手卷标的他，纵然直指许多社会问题，但并未真正穿透这些问题的核心：国民党威权体制。可是现在的罗大佑却彻底翻转过来，只关心最狭义的政治问题和党派意识；最起码，他和台湾民主学校标举的精神似乎落差太大。从民主学校邀请的几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和预备的诸种课程，我们可以看到视野的丰富和理想性（如「社会公平与经济政策」、「人权立国和公民自由」等）；但罗大佑在开校仪式上隔空的演唱歌曲〈绿色恐怖份子〉却只有一个核心：枪击案是骗肖！（而别忘了他的上一首歌是〈阿辉仔饲着一只狗〉。）
歌曲如诗，因为语言简洁，所以优秀者可以是精彩的社会分析与革命宣言：没有鲍伯狄伦富有韵律的诗篇，我们不会听见六○年代反叛运动的动人节奏。但反过来，歌曲也可能成为最粗糙的政治语言。在西方和第三世界抗议歌手的歌曲中，我们听到了进步的理念与价值的追寻；而想起青年罗大佑的历史厚度和社会关怀，我们只能慨然。
然在台湾，问题不只出在罗大佑身上，而是台湾流行音乐整体在社会实践上的贫乏。除了少数创作者以外，大部分创作者和政治的连结，就只是支持某一政党，或者选举时选边站。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愤怒的进步声音？
首先，台湾的音乐环境被最庸俗的市场逻辑彻底宰制，任何「不一样的」音乐都很难被大唱片公司接受并在媒体上曝光。（值得高兴的是，就在罗大佑发表新歌的同时，台湾的独立音乐也正在东北角海边欢喜开唱）；再者，反观我们的政治人物，也只是把青年文化和流行音乐当作动员工具，而缺乏真诚的关怀与尊重；最后，台湾流行音乐的苍白意识其实反映了整体社会的病态：一方面，台湾社会长期缺乏根深柢固的进步主义和左翼的实践传统与论述，另一方面，蓝绿双方也都没有提出更深厚的价值理念与细致的政策。而这两者很大部分上都是因为台湾，特别是这几年，具有智识性格并足以提供价值与政策思辨的公共领域是如此的稀薄！如果政治和社会论述如此空洞，我们如何期待一般公民，包括音乐创作者，有更丰厚的思想肌理！（试想，即使一个人每天认真看报纸、电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拓深理念和对政策的认识？）
值得鼓励的是，填补这些空白似乎正是民主学校所自我期待的方向。他们的成功与否尚在未定之天，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首〈绿色恐怖份子〉没有成为民主学校的校歌。
（作者为文化评论者，着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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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政治环境的镜子
王维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在中国的土地步下了空军一号，和周恩来握手，美中台和全世界的多角关系从那一刻改观。这个历史性的一刻被极微主义（Minimalism）大师约翰亚当斯（Jo hn Adams）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搬上歌剧舞台，在约翰亚当斯谱写〈尼克森在中国〉时，台湾的罗大佑因为〈亚细亚的孤儿〉等几首曲子，被贴上抗议歌手的「光环」。
当年不少人因为「抗议」这两个字把罗大佑 捧上天，而今天，却因为同一个歌手写了〈绿色恐怖份子〉，就迫不及待地把他贬为政党的政治工具。也有人还没仔细听这首歌，就已经决定把它踩在脚底下。
台湾的评论者存在于政治光谱的每一个波长，而其政治立场往往变成立论的基础。公平地说，在整个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美式民主下，这种因为立场而未审先判的情况并非台湾才有。
三年前，约翰亚当斯发表了另一部歌剧〈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这出歌剧讲的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劫船，最后把船上一名叫做克林霍夫的犹太籍残障美国老人杀掉。歌剧中引用了旧约圣经和可兰经的辞句，更有一段是「恐怖份子」回忆小时候在难民营成长的经过。约翰亚当斯毫不避讳地运用杭亭顿「文明冲突」的理论去解释以巴冲突，对照日前海牙国际法院裁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的围墙违法，与中东人质绑架斩首事件层出不穷的现况来看，这部歌剧至少可以说是先知先觉、历久弥新；可是，看在某些美国人眼里，却是肉中刺。
纽约时报就有评论家不客气地说〈克林霍夫之死〉是「反美和反中产阶级」，波士顿交响乐团也因为怕触动九一一事件的敏感神经而取消〈克林霍夫之死〉的演出。
试问，一部歌剧的良窳和反不反美有何关系？罗大佑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地位，难道也该因为一两首不向掌权者趋炎附势的歌曲而有所改变？
二十年前，还有不少人听所谓「抗议歌曲」时，欣赏的是其旋律、和声、节奏、布局；现在对于罗大佑的讨论，似乎只集中在「绿色恐怖」、「枪击骗子」几个字上面；难道改成批评二二八事件的歌词，就会改善其音乐品质？
其实，音乐不单单是妆点气质的消费品，也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环境的镜子。如果对于罗大佑歌曲中的讯息有强烈的意见，那表示影响一般民众的议题也同样地影响创作者；二十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讨论的焦点应该放在议题的本身，而非承载议题的歌曲。
民主社会的听众当然有权表达对于艺术作品的意见，可是这个意见有专业程度的区分，不是「票票等值」。而且，超过了纯粹意见的层次，没有人有资格告诉艺术家表达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如果试图用抹黑、甚至运用商业机制去「净化」艺术，就伤害了民主社会赖以为基础的言论自由。真民主和民粹的分野就在这里：前者理性地讨论议题，后者逮到对象就急于将之斗垮、斗臭。
笔者同意日昨张铁志先生发表的看法：台湾的音乐环境被最庸俗的市场逻辑宰制，执政者也只是把流行文化当作动员工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在音乐里听到太少的东西；一位流行乐界的朋友甚至斩钉截铁地表示，音乐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听的。
年轻世代对于流行文化－－不管是来自美国的ＮＢＡ或来自日本的ＫＵＳＯ－－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政治和民主的了解，遑论对于真相与正当性的关切。几个摇滚音乐祭都被业者操作成盗版横行时促销歌手的另类管道，感受不到深刻和有内容的「反骨」。在这种情形下，胆敢表达思想、政治、或社会运动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经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
这些稀有动物还能存活到几时？
（作者为美国密苏里大学音乐艺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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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政治化 幽灵盘据
⊙张铁志 如果音乐的社会想象无法超越既有政治窠臼，无法在音乐美学上向上提升，那么就与政治宣传歌曲没什么两样。这是笔者之前就已总结西方实践经验的感想，而非为罗大佑先生订做。
七月二十二日时论广场刊出王维明先生大作「音乐是政治环境的镜子」一文，响应笔者二十一日刊出的「音乐是政治角力还是进步利器」（简称张文），却似乎仍然陷入本文所指出台湾社会面临的困境。
笔者完全同意音乐是反映政治环境：对王文而言，罗大佑所唱的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虽然这个「许多人」，其实是社会中的部份政治立场。笔者关切的却不是他的立场是蓝是绿，而是想质问为何创作者的眼中只有那些最能激起情绪的政治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让一个在早期曾有点反叛性格的歌手，现在接连推出的歌曲都只和政治人物的修辞一模一样？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创作者关心进步的价值和社会弱势的声音？要批评执政党为何不去谈贫富不均或外籍新娘问题？
笔者尝试提出的答案是更大的政治环境和媒体环境，让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和关注视野狭隘化，并且被蓝绿之争猛烈拉扯，以至于一来最狭义的政治议题主导了政治和社会改革议程，二来是让两大阵营都缺乏自省的能力，缺乏内部的异议声音，往往是为了对抗而对抗。不用否认，台湾现在最大的困境，正是蓝绿对抗的意识形态几乎穿透社会各领域。有政治立场是正常的事，但是各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学术或文化工作者，应该在这些立场上拓深价值理念、拉开政策视野。
的确如王文所说，「胆敢表达政治或社会运动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经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不过，如果罗大佑先生的音乐（包括前一首）就是定位为代表蓝军理念，让大家唱得的高兴，那么这绝对无可批评，但是回到张文的原始标题，这就是代表政治角力中的一种立场，而不是社会进步的武器。固然笔者百分百同意追查枪击案真相的重要性，但是当「绿色恐怖份子」高唱「Formosa的选举要靠鲔鱼肚子，才能宣誓连任位置」，这就是粗俗的政治语言 ──套一句现在流行用语，这是「民粹」的修辞。
同样的，如果有一个偏绿歌手每天只会打连骂宋，对其他议题毫不关心，且在音乐美学上毫无用心，我们也只会把他当做会唱歌的政治人物。我相信，如果一个政治人物只会指着对方鼻子骂，我们都不会尊敬，更何况是一个音乐工作者？相对的，张文原来提到许多关怀弱势的乐队如黑手那卡西或交工乐队，他们有的经常批评民进党政府，但所关切的议题都能超越蓝绿，真正指出台湾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同时在音乐美学上也都成就斐然，这才是稀有动物吧。
如果我们不能标举更高标准来看待美学的政治化，而认为这样一个仿佛在写竞选主题曲的歌手就是稀有动物，并且只要有人评论他的歌曲深度和美学价值，就被视为是在政治审查，那么这种批评声音，正象征本文所关切的蓝绿斗争的幽灵，依然缠绕在台湾上空啊！（作者为文化评论者）
http://www.art8.org/ReadNews.asp?NewsID=807
原载中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