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温泉
词：林夕 曲：罗大佑
怎么看怎么听怎么说
我们终于在极喧闹中 寻找静默
看一切灰飞烟灭 只为了复活
在死荫幽谷之中 怕谁寂寞
心灵啊我最后的家
相遇之前总有个分离啊
心灵啊回到谁的家
总想谁的笑容去解答
谁的是谁的非谁的错
人间慈悲的姐妹啊 请你保护我
没有人争议的夜晚 共享清醒
在有生多情之年 相互解脱
心灵啊我最初的家
告别我们邂逅的巴别塔
心灵啊谁都不说话
天地一刹那开出一朵花
一切错误都在等待宽恕
只有原谅才能消灭痛苦
只有一无所求才让所有人满足
一切故事一开始就等待结束
什么样的幸福要你去追逐
忘了的问题就不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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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巴别塔：后现代神学的建筑语式（节选）
作者：曾庆豹 发布时间：2004-2-25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圣经·创世记》
一、都是建筑惹的祸
“城市是个论述，而这个论述确实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它的居民说话，而我们仅仅是藉由住在城市里，在其中漫步、观览，就是在谈论自己的城市，谈论我们处身的城市。”［1］一个文明需要一座巨大的塔或一群塔来加冕它成为世界城市。所有巨大的统治形式最终都以建筑作为其权力的隐喻，从埃及金字塔到中国万里长城，成了极权主义的象征物，是巴别塔幽灵附身。在当代，建筑的宗教或政治支配已转嫁到了资本支配，“摩天大楼”不仅是一张明信片上的代表物，它更为彻底则是表现为一种符号的认同：对资本主义的宣传，一张写在国民心中的“拜物证书”。
正如侯雷恩(Hans Hollein)所说：“建筑是一种由建筑物来实现的精神上的秩序。……建筑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这种需求首先并不是体现在建立保护性的屋顶，而是体现在创造神圣的建筑和预示人活动的焦点——城市的兴起。一切建筑都是有宗教意义的。”［2］对现代人而言，城市无疑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偶像，无论它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它都必须始终地意味着这一点。摩天大楼(塔)是资本主义的大庙，它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被赋予了一种钢筋水泥的能指，它既是公司的符号，也是公司的在场，当然，它也是一种偶像的标志。［3］尖塔用来崇拜两种偶像：财富和权力，以商业力量进行神圣崇拜。摩天大楼以“高度”来矮化别人，或以人对它的“抬头”仰望作为一种权威的意象。
塔或摩天大楼展示了由上与下的空间关系，成了权力的最高隐喻。上是抬头仰望，是对资本主义规范和结构的推崇和赞美；下是一种高度的俯瞰，令人畏惧，存在着的阶级冲突和种族差异都被抹去了。塔或摩天大楼凝聚了对于一个社会的所有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诠释，正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的：“所有哲学、所有西方形而上学，都是铭写在建筑上的，这不仅仅是指石头的纪念碑，而是指建筑总体上凝聚了对于一个社会的所有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诠释。”［4］
现代性从科学到建筑都将世界视为一部机械，相信技术是控制和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以至于连我们居住的环境也被视为能达到某种治理社会问题的机制。巴别塔宛如边沁(Jeremy Bentham) 于1787年构思“全景敞视监狱”(圆形监狱)的计划那样：“道德得到改善，健康受到保护，工业有活力，教育得到传播，公共负担减轻，经济有了坚实的基础，济贫法的死结不是被剪断而是被解开，所有这一切都是靠建筑学的一个简单想法实现。”［5］
《圣经·创世记》中提到一座巨大的建筑：“塔顶可以通天”，结合了科技/资本/意识形态的总体论述：“只有一种语言”，揭示了人类底层的欲望：“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对死亡的恐惧：“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这座耸立云霄的巨大建筑物：巴别塔(Tower of Babel)，即现代的“摩天大楼”，伟大城市的地标，建构着从认同到宰制的空间隐喻，即权力事件，这空间远远超过霍布斯所描述的“利维坦”(Leviathan)，比之更为暴力、更为血腥。从通天塔到巴别塔，即从总体到多元、从同一到差异、从单语到多音……巴别塔是上帝的拯救而非惩罚，正确地说，上帝的惩罚实为一种介于批判与救赎之间的辩证，一种对科技/资本/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暴力”的批判。
“正是‘解构’一词使我们想起宗教和哲学论述中由建筑隐喻所象征的方式，帮助架起了建筑学和哲学之间的桥梁，它使我们把上帝、哲学家和建筑师都看做是建造者，每一方都有另两者的形象，在这里象征的和被象征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对能提供真正定居的基础良好的建筑这个概念产生质疑。”［6］所以巴别塔不仅是一个古老圣经故事中的传说，正确地说，在巴别塔那里，我们发现了后现代的源头，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持久性对抗，就是围绕着这座巨型建筑物来展开的。［7］建筑与空间，以及两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后现代的关键性向度。［8］
本文将巴别塔事件解释为这样的一个“Point de folie”，是一种统一和变乱、凝聚和分散、保存和死亡、建造和拆毁等交错对立的象征。瑞士建筑师朱米(Bernard Tschumi)解释建筑为一个“事件”(Ereignis)，即指各种行为发生的场地，为它们的功能起作用的场所，即事件的发生地。针对Point de folie: maintenant architecture一文的标题，德里达则利用Point 一词的双重意思做游戏，point既是“点”，又可当做“根本没有”之意。所以既可以是“疯狂之点”，也可以是“根本没有疯狂”之意，并在其中取得像“零点”之意；而且，maintenant也有双解，可以当做副词的“现在”，也可当做助动词的“保持”之意。［9］巴别塔，无可救药的“后现代”。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巴别塔”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指这巨型高塔的前后两种状态，一是指“建塔前及其过程”，另一是指“没有成功建成留下的未完成”。在这两种交错的状况中，一是建塔的意识形态与工具理性确实是源于“现代性”的构想，所以本文指它是一个“现代性大计划”，它与工业(工具理性)和乌托邦主义关系密切。然而，之后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巴别塔就意味深长，正如本文主要依循着建筑学的隐喻所说明“现代主义之死”(Charles Jencks)来表达，同时更是以就现代性的批判作为与现代性对抗的思想展开一个我所说的“后现代之源”的看法。换言之，巴别塔在我的理解时而是从现代性入手，时而是从后现代性切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意味着后现代性的意义总是在与现代性的对抗之中展开，以及以后现代突显现代性的观点那样，而“巴别塔”是我认为最能说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抗的“象征”，正如利奥塔并没有把现代性与后现代完全分割那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交织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后现代某个程度上是反映了现代的成果或是现代的变种。总之，在笔者看来，在不同的讨论语境中描述巴别塔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并不是矛盾，而是利奥塔德所言的paralogy。
伊格尔顿说：“我们现在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明显空洞的、具体化的、理性的和管理化的领域。你不能通过有组织的技术迫使其屈服，因此你不得不采取沉默和反抗，以及顽固地拒绝的游击战术。”［10］正是在此意义之下，本文将论述巴别塔的隐喻(“变乱”)，将之倒置于“解构”(后现代)的意义底下成了一种反抗的论述，一种走出总体论述的批判，一种在神学的语境中实现为多元和差异的拯救。
二、空间的神学—政治论
巴别塔不仅是一个带有神学—政治后果的建筑(空间)实体，而且还是在建筑(空间)上形成的神学—政治实体。
巴别塔事件的纵向面关系到存在论(神学)的问题，即人将自己等同于上帝一般来看待；横向面则形成政治学的问题，即一种集体意识的实践。建筑的空间同时开展于永恒与现实两极之间，一方面它言说着对于终极事物的理解，一方面则言说着对实际面向的关注；所以，不管何种建筑空间，它总生产着一种人类立于天(神学)与地(政治学)之间的位置，神学与政治如此紧密地根植于大地之上，一是对意义的把握，一是对实践的展开，两者正好构成了空间的上下与左右的关联。
从仰望高耸的摩天大楼到满布广告文字的招牌，城市的基本结构明显地与视觉体验有关。巴别塔是一个极具视觉效果的建筑，这种建基于视觉中心主义的生活形态成了最具支配性的力量，它左右着人们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包括生活的追求，正如齐美尔(Georg Simmel)将之称做“压倒性的结构”。可见，环绕着巴别塔的是由视觉诞生而来的权力
，福柯称之为“权力之眼”：建筑表现力量、统治和上帝，空间的配置与经济政治目的关系密切。［11］空间是任何社会生活的最根本形式，空间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最根本要素。福柯通过对监狱的考察，理解到社会是如何地以空间的形式行使权力：“它是玩世不恭的，又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它的实践完全可以在道德的架构内得到认可，因此其野蛮的暴力表现为善对恶、秩序对混乱的宁静统治。”［12］宰制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身”，宰制与可见性的关系是直接的，建立在光线充足或是透明性的空间中，凝视当然是权力言说最为隐匿和有效的方式，因为“任何一个凝视目光都将成为全面施展权力的一部分”［13］。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说：“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的客观，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14］而且，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中介，也是可以影响社会关系的物质产物，因此“空间之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即指社会空间起源于实践。社会是根据其社会成员之物质化日常生活经验的全部性质生产了一个空间，社会不仅借此而物质化为特殊的营造形式，也再生产了自身。
“空间并非诸多事物中的一种，亦非诸多产品中的一种……它是某种连续的和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归结为某种简单的事物……空间是过去行为的产物，它允许某些新的行为发生，同时也促使某些行为并也同时禁止其他某些行为。”［15］所以可以这么说，巴别塔不是技术工程的奇观，而是社会工程的奇观。巴别塔不是纯粹的存在，它在那里，它“意味”着权力。不管其物质形式如何，不管其钢料、混凝土、玻璃如何巨大，一座城市最终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巴别塔使这座抽象的城市意义具体化，是权力主体意志的形象化，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城市从权力中寻获快感的象征。
巴别塔即社会，一个规训的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巴别塔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所有人必须被纳入此一社会建构中，分类、标号、建档、统计的高解释度，呈现局部、细微、分散、零碎的原子化构造。巴别塔宛如福柯所分析的“全景观视建筑”(Panopticon，圆形监狱)，与其说它是一个建筑，不如说它就是社会建构，布满了从重大的策略到细微的居住战术。
圣经打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一种视觉取向的活动：上帝要人倾听他的话语而非追求眼睛明亮，而且，上帝远非视觉所及的，十诫第二诫明言他对视觉的反感。所以，巴别塔的建造与拜物教的行为脱离不了关系，它不仅仅是依据于科技和物质的成效来完成，而且，其目的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种偶像崇拜的行径正是一种视觉主义的产物，巴别塔成了权力的化身，它具王权和荣耀于一身。［16］值得注意的是，犹太思想或妥拉(Torah)的论述从来就没有打算把神学和政治割裂来看的想法，没有把神学当成是某种“只是关于内心的东西”，或把政治当成“仅仅是世俗之域”。
换言之，圣经透露了不可能存在着一种不具有神学意涵的政治，也不存在着一种不涉及政治的神学，当我们考察巴别塔此一空间的权力事件时，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神话语式的惩罚说，也不是一种为解说民族志或人类学的演化论。圣经通过了建筑空间的语意突显了总体或多元、同一或差异的神学和政治之持久性斗争。
此处提及的神学—政治，实与言说性或语言互动的问题息息相关。［17］从圣经的语境来看，巴别塔是一个“语言事件”，正确地说，这是一个关于“语言事件”的空间论述。不管从哪一个面向来看，圣经即便宣称上帝是无形无像的，但却仍明确有力地见证上帝的存在，即上帝是一位言说者，他不仅是以“说”来创造世界，他与人的关系也规定在一种“言谈”的关系上。语言和空间紧密地展开了其“遗忘存在”(海德格尔：遗忘了“人作为在世存在的存在者”)、“扭曲的沟通”(哈贝马斯：语言不在于增进理解而是进行宰制)和“知识的管理”(福柯：知识的高度即表现于从对自然的管理到对人的管理之中)。
巴别塔从“具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到“变乱语言”，倡议并主导建造此一建筑的宛如一位创造者的角色，通过一种叫着“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或总体论述的非言谈关系，来实现个人或集体的欲望。模拟而言，建筑师就是一位创造者，工程师或建筑劳动者是根据规定办事。巴别塔作为一个“语言事件”，其与上帝通过语言来创造世界此一事件取得了微妙的关联性，指出人的永恒的欲望：“想成为上帝”(一种权力之最高隐喻)，集体的空间建造与创造无异，建筑的笔直、巨大足以展现人在存在论上的神性作为，语言在科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使这种无限可能：“从无中生有”(如创世的作为一般)，变得完全可能，人作为一个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具备了宛如上帝那样的能力：“说有就有”，表现为存在(命令使之存在)和服从的宰制。
权力不仅是非主体、排斥，更是一种(技术)收编。塔的正当性即人义论的正当性，以人义取代了神义；塔的成败也全系于卢梭式的“普遍意志”的形成，它必须像是霍布斯所言的“利维坦”(Leviathan)或像是阿尔都塞(Althusser)所说的“意识形态机器”。说科技可以创造空间，不如说科技正在生产权力。依照一种自然欲望：“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建城和塔的主张因而未经协商和审议，以“意志”代替“同意”。这个意志是“万众为一”，统一起意志的方式即形塑一种语言欲望的正当性，当然，此前提便是“共同的语言”，正像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所揭示的那个“伟大不朽的立法者”［18］，语言不仅被理解为媒介，语言成了一个不必经由意见交换的媒介，语言自成一个统一体，无条件地取得了“全体一致”，因此，我们从卢梭而非斯大林的口中听到“人类只有被强迫之下才能自由”的话并不觉得稀奇。
“建筑主要是一种象征，表明它隐约地感觉到掌管自然和人类命运的上帝的力量。”［19］布鲁格尔(Brueghel)的“巴别塔”是一个赫然耸立、统御着外围的自然，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城堡的大建筑，宛如暴君，代表着对大地的支配。巴别塔是人类向自身环境拓展权力的方式，是文化向自然拓展权力的方式，当然，它更是向上帝展示其权力的方式。
在语言之域，人类最可能像上帝一样创造或控制一个世界，而且，通过科技的再生产方式，宛如神秘化了人类的能力，因此一种把语言和技术统一起来的意识形态代表着神迹式的高塔再适合不过了。人们根本就无法逃避这种源于高耸经验的科技敬畏，正像进入哥特式大教堂的信众如何强烈地被激起神圣之情绪那样，是一种围绕“通天”的宰制和权威的系统，一个无名的主体—权力(上帝的另一个名字)，君临一切。
作为一个“再现”的系统，巴别塔是人类心灵中的巨大投射，投射“如果有上帝，人怎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尼采语)。人类心灵中的这一面“上帝之镜”(而非Richard Rorty 所言的“自然之镜”)不是“解放者”而是“宰制者”，“上帝之镜”不是一种在他者意识之下的差异原则，而是一种homo homini Deus (费尔巴哈语：神人同体)的同一性原理。总之，巴别塔所建构的主体，不是一个立基于“上帝是上帝，人是人”的前提进行的，相反，巴别塔通过语言/科技/意识形态的统一，建构着这样的一个主体：“人即上帝”。
巴别塔事件是一次人对上帝的直面性挑战，在塔的背后却又隐喻着一种操纵语言规范的动机，它通过一种“全权意识形态的言说系统”，泯灭了多样性、弱者、边缘论述等。“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的召唤(interpellation)身份、为自己命名，仿佛想通过集体意识的实践来实现主体的认同，巴别塔“再现”一种主体建构的过程，通过“中心化”的权力机制将不同的个体“去差异化”，从“认同”到“同一”，从“我”到“我们”。
语言的一致性正是有效管理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同样的语言”不仅可以完成任何的事，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达到更为有效的统治。因此，通过科技/资本，语言与空间交织成意识形态的共犯结构。语言即主体化的过程，空间即实现一种自我管理的最佳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圣经说“只有一种语言”，而且还要加上了边沁般的准确计算(功利原则：技术的成熟)，才可能实现彻底的统治。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经批判这种语言工具论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语言观，其最主要是表现为对物的指涉，其交流对象是主体或人自己，换言之，语言的堕落即在于此：丧失了精神的自我传达、不再与上帝沟通。［20］总之，我们已从巴别塔的事件中看到了总体性、同一性如何交织在空间论述中，构成了其稳定的权力机制，不断地中心化为一种宏大论述，实现了所有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大写的主体命名”，中断了与上帝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