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亮的日子／羅大佑
大五那一年，劉維彬導演拍了一部電影《閃亮的日子》，主角是劉文正，當時他們把這部電影定位成藍調的音樂片，想找人做一點藍調音樂。劉文正介紹了王正華他們給劉維彬，而王正華又向劉維彬推薦我，說我會寫曲子。其實我也不瞭解為什麼這部片要做藍調音樂的東西，大概是想聽起來搖滾一點，然後又比民歌有深度，總之我接到了劉維彬的電話，就替他們寫了一首曲子，他聽了還滿喜歡的，馬上就決定錄用。這算是我的第一首創作。很多人都覺得劉維彬很大膽，居然敢啟用我這樣的新人，其實我覺得他是想要一種全新的音樂。
當時校園民歌很流行，我卻有一種反抗的心理，畢竟鄉村音樂怎麼說都是模仿，這樣的想法和劉維彬滿契合的，所以他才會用我的東西。包括〈閃亮的日子〉在內，我剛開始寫的五首歌都是免費的，給電影公司當主題曲，他們付了我一萬塊，但是唱片公司卻一毛也沒有給我，我也沒有力量跟他們要。這樣的經驗讓我體認到一個有制度的環境對音樂創作者是很重要的，創作者只有個人，他們的力量往往都是很小的。
這是華人流行音樂的轉捩點，時間發生在七○年代末期，地點就在台灣，或者更準確地說，就在台北，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趨於成熟，因此大眾流行歌手的出現不僅是個人力求表現的結果，也是客觀上的需求。我就屬於這個特殊地點，特殊時間裡被時代挑出來的第一批音樂創作者，當時這一批人打出的口號是「唱中國人自己的歌」，大概他們厭倦了模仿美國鄉村音樂歌手，那種穿著牛仔裝彈著吉他，故意用鼻音擠出來的美國南方腔的調調，從一開始的時髦無比，到變得滑稽可笑。我想基於自尊使然，也為了證明自己的創作毫不遜色，我們那一批滿腔熱血的朋友，都迫不及待地摩拳擦掌，準備接受時代的邀請，來填補一切的空白。我並沒有跟著高舉那樣的旗幟，但實際的行動卻符合這個標準，甚至還自立門派，多衝擊出了一塊新的領域。
聯合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