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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台北动物园搬家,滚石的歌手们出了《快乐天堂》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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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物园也快搬家了,京油子歌手们有没有什么表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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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 中国非官方组织走向公共决策前台
作者:唐建光 2004-7-19 9:20:21
原始出处: 中国《新闻周刊》/文化先锋网 【ageName=焦点酷评" target="_blank" >原文地址
  从怒江大坝到动物园搬迁之争,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越来越走向前台,对政府的公共决策表达自己的意见,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记者/唐建光   6月24日,北京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对《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动物园是否搬迁之事并没有决定。   虽然北京市方面否定了搬迁后的土地将用于商业用途,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她看到,政府并没有放弃搬迁企图。   不过,情势似乎有明显的变化。据《瞭望》周刊披露,2月至4月间,北京市发改委在召集的多次论证会上,还都是在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但是,进入5月,媒体与公众不仅公开讨论着搬与不搬,而且反对搬迁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显然并非北京市发改委的初衷。变故首先来自于信息被公开,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开并将其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   汪永晨的另一个身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并不讳言,在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以“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NGO组织,在其间着力甚多。   再往前追溯,从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云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均受到了民间的非议,甚而因此重议、搁浅或改变。其台前幕后,都闪现着NGO的身影——事实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   “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新京报》引用北京市发改委的话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对《北京青年报》说,“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系列事件中NGO的作用。   NGO之变   2001年3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   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   于是,“绿家园”等NGO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   但这次“听证会”并未善终。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   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   在此之前,和中国的其他NGO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   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这个词。从1996年起,中国NGO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NGO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   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   无论成败,NGO都在其间崭露头角: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运作的影子。“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汪永晨说。   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NGO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这位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这样的事实令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   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已对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   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大学教授何大明,是云南稀有的公开反对派,虽然黄光成称他们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压力,但在当地,他们的声音仍然显得孤独。   不过,他们并不全然孤立。这场“怒江保卫战”聚合了来自中国各地,甚至国外的NGO,“由于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寻找同道是NGO的本能。”梁晓燕说。按照汪永晨的说法,这次反水坝运动,是中国NGO第一次广泛联手。   从这一年开始,在国外持续数十年的反水坝运动,被引入了中国。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NGO的理念、资料和行动经验,吸引大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NGO行动模式。2003年11月,汪永晨和于晓刚等人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水坝大会,会议发起了“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行动,获得了60多个国家80多个NGO的支持。“这使中国的NGO受到了很大鼓舞。”梁晓燕说。   2003年10月,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数十名专家以民间立场对修建怒江大坝表达了异议。此后大大小小讨论会、论坛、讲座、图片巡展难以计数,影响所及,重庆10所高校学生联名开展了“反对开发怒江”的签名活动。   这些行动,与一长串NGO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众流域、绿家园、绿岛、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   在北京动物园搬迁争议的背后,活跃的同样是NGO们。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进行了报道,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月22日,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生物学家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予了清晰的反驳。   梁晓燕发现,这一次明显的变化,是NGO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更关注此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她说,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有权发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会上,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   有消息说,那一段时间,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反对动物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   汪永晨说,NGO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我们希望能充当桥梁”。而在中国,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不少NGO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定期的记者沙龙,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记者沙龙本身就是一个NGO。   汪永晨说,这也是中国NGO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媒体通常更愿保持中立。   专家也是中国NGO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这就需要NGO去做工作。”梁晓燕说。   但梁晓燕强调,在中国,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   汪永晨相信,由环保领域开始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NGO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   徘徊在体制外的NGO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仝志辉博士认为,在NGO的推动下,政府的决策发生改变,这首先来自于政府的行政理念发生了变化。   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仝志辉认为,这正是怒江水坝这样的重大决策为公众意见所影响,从而得以改变的大背景。但是,在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看来,这些变化更像是一些偶然事件。他看到,即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改弦更张,但公众和NGO的参与仍没有被纳入到政府的公众决策程序之中。   对此,于晓刚感触尤深,“大众流域”曾经试图参加在云南举行的关于怒江的论证会,但除了一次作为列席者参加外,其余均不得其门而入。同样,NGO也没能邀请到北京市的政府官员出席动物园搬迁讨论会。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和舆论,与政府更像是各唱一台戏,政府有时候会听听外界的声音,但是否采纳全由自己。   “自然之友”常务理事梁晓燕还指出,在中国NGO的活动规则中,私人关系有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NGO人士通常有较大的活动能力,通过一些渠道向高层传递信息,常常能改变事件的进程。   “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还是不对外公开,外界并不知晓其过程,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健刚说。他认为NGO与政府间“不是一个博弈,它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   将NGO纳入公共决策渠道之中,甚至给予资助,这在西方国家是为制度或法律所明确的。但是,正如汪永晨所指出的,在中国,NGO仍然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缺乏表达意见的制度渠道。   不过,朱健刚仍然看好近年来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这些个案将“由一个个事件,变成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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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位清华水电系毕业的朋友(他现已转行)从三门峡谈到三峡。据说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已不再允许搞水电工程了,有的还开始炸坝。据说水电工程的建设就如同用刀在皮肤上划割后再把它缝合好一样。中国就是与众不同。

记得在李总理的第一届任期内关于三峡工程就曾在《人民日报》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在人大没能通过。可终于在他快走到后台时完成了这个宏伟心愿。

江主席还曾经说过 各级领导干部要爱民如子。哈哈 公仆成了父母。

是个未知力量的牵引 使你我迷失或者是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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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摇滚同志们在忙活这个——

专  辑:很牛逼 - 北京摇滚重出击 歌  手:杂锦合辑 发行公司:艾回唱片 发行时间:2004年07月01日 语  种:国语专辑1CD

  连呼吸都骄傲的北京 摇滚重出击 China Very Cool     继中国火三太子(窦唯、张楚、何勇)之后,再次领教北京摇滚威力的音乐捷径。收录北京独立摇滚厂牌“嚎叫唱片”旗下“挂在盒子上”、“瘦人”、“隐藏”、“哎吆”、“CMCB”及“银色灰尘”六支乐队精采作品。

  “挂在盒子上” - 中国第一支女子庞克乐队   “瘦人” - 继唐朝、黑豹之后最具开创中国摇滚乐新时代实力乐团   “隐藏” - 外国人以京腔中文rap演出,同时也是多国部队的嘻哈新锐   “哎吆” - 有用红色的鸡冠头和铿锵的SKA节奏捍卫中国庞克的生猛新军   “CMCB”(Chinese Mc Brothers 中国说唱兄弟) - 嘻哈乐队中罕见的Big Band编制、幽默又多变的七人大团   “银色灰尘” - 中国第一支的视觉系摇滚乐队

  这是一张从北京京文唱片著名的独立摇滚厂牌---“嚎叫唱片”(Scream Records)的系列出版品中,精选出来的“很牛逼 - 北京摇滚重出击”专辑。这六支摇滚/嘻哈乐队,在当地、甚至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已然是各霸一方的闪亮新星。

  包括中国第一支女子庞克乐队的“挂在盒子上”;继唐朝、黑豹之后最具开创中国摇滚乐新时代实力的“瘦人”;有外国人以京腔中文rap演出,同时也是多国部队的嘻哈新锐“隐藏”。

  用红色的鸡冠头和铿锵的SKA节奏,捍卫中国庞克的生猛新军“哎吆”;嘻哈乐队中罕见的Big Band编制、 幽默又多变的七人大团“CMCB”(Chinese Mc Brothers中国说唱兄弟);以及中国第一支的视觉系摇滚乐队“银色灰尘”。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世界摇滚那么多,何以北京摇滚这么屁”。

  音乐无极限,就是不同调 ! Stay Different!!

01.I'm Mine / 挂在盒子上 02.Leave Me / 挂在盒子上 03.说说 / 瘦人 04.四玫瑰 / 瘦人 05.在北京 / 隐藏 06.北京爆竹 / 隐藏 07.风琴 / 银色灰尘 08.无法忍受下去 / 哎吆 09.门后的思想 / 哎吆 10.功夫 / CMBC(中国说唱兄弟) 11.第一次亲密接触 / CMBC(中国说唱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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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盒子上” - 中国第一支女子庞克乐队——女人搞朋克,能听么? “瘦人” - 继唐朝、黑豹之后最具开创中国摇滚乐新时代实力乐团——还是秦勇主唱吗?就他,伪摇滚一个,跟臧天朔没啥区别。还是喜欢弘正果担任主唱的瘦人 “隐藏” - 外国人以京腔中文rap演出,同时也是多国部队的嘻哈新锐——没听过 “哎吆” - 有用红色的鸡冠头和铿锵的SKA节奏捍卫中国庞克的生猛新军——没听过 “CMCB”(Chinese Mc Brothers 中国说唱兄弟) - 嘻哈乐队中罕见的Big Band编制、幽默又多变的七人大团——在“嚎叫”主页上可以下载他们将被收录到这张专辑里的两首歌,很无聊,除了耍贫嘴没别的。当然,比周杰伦、陈小春之流强多了,但是丝毫没体现出来HIP-HOP的叛逆性 “银色灰尘” - 中国第一支的视觉系摇滚乐队——没听过,但是听过“嚎叫”的令一支视觉系“秋天的虫子”,很一般,估计这个乐队和“秋虫”水平差不离

当初,新蜂(New Bee)公司成立,签了花儿,希望就此牛逼(New Bee),但是现在新蜂不存在了,花儿带有欺骗性外表的糟干本质也显露出来了,中国摇滚的牛逼大梦也醒了。就象对中国电影、中国足球一样,对中国摇滚您也千万别抱太大希望,要不到头来准成“很受伤”(这句歌词简直不是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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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物园好好的,搬什么?肯定有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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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摇滚乐算是完蛋了,是人不是人都搞摇滚,真正懂什么叫摇滚的有几个?大家手里没有磨岩三杰崔健唐朝的趁早买一张吧,过几年都成文物了。

现在抽屉里还有一堆所谓的摇滚专辑,有的连一遍都没听完,唉,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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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人,削尖了脑袋搭摇滚的车,搞什么pop punk

用王晓峰的话说:躲在摇滚里跟毛宁们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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