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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歌30年]民歌手,唱响了一个时代

[台湾民歌30年]民歌手,唱响了一个时代

50名乐坛大腕共唱民歌30年 纪念演唱会台湾轰动落幕,创门票销售速度纪录  2005-07-06 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记者曾岁春 实习生朱静)7月2日,由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主办的“民歌三十年”纪念系列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落幕。1975年6月6日,杨弦在台湾中山堂举办个人演唱会,发表8首民歌作品,影响了整个华语音乐的“民歌运动”由此开始。30年后,7月1日、2日两天,约50位民歌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聚在一起,举办了一连三场的演唱会。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由去年开始举办的系列纪念活动,这是其最为盛大的一场。记者日前从音乐人协会获知,他们正在计划将这场演唱会引进内地,组织这些民歌手到内地展开巡演。由于目前还没有正式谈定计划,所以他们目前不能公开巡演的具体行程。   一连三场演唱会,吸引了数千观众前往观看。事实上,这三场演唱会上月开始预售票时,仅仅一天,所有门票就已经全部卖光,创造了台湾售票演唱会的销售速度纪录。而且相当数量的观众,都不止是去看一场,而是三场全看。演唱会结束之后,在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留言板上,增加了上千条留言,都是在谈论当晚的演唱会。很多未能尽兴的乐迷开始期待下一个十年。   记者在采访中华音乐人协会理事长吴楚楚时,得知他们将会把这场演唱会引进内地,让很多从来没有到内地演唱过的民歌手,不再有遗憾。不过,据吴楚楚说,这场演唱会进入内地,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现在还在接洽,毕竟变成了商业活动运作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有很多很多的考虑。因为很多歌在内地也很流行,只是内地的人可能对原唱者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希望把原唱的独特风格带给大家。”   30年过去,一些音乐人已经离开。为了解30年发生的事情,向当时那些音乐人致敬,记者找到民歌运动的发起者杨弦、胡德夫,推动者陶晓清、吴楚楚以及叶佳修、蔡琴等歌手,请他们道出民歌运动的起始以及它给华语音乐造成的影响。

民歌手,唱响了一个时代

  1975年6月6日,杨弦在台湾中山堂举办个人演唱会,发表8首民歌作品,影响了整个华语音乐的“民歌运动”由此开始。30年后,7月1日、2日两天,近50位民歌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聚在一起,举办了一连三场演唱会。   台湾民歌走了整整30个年头,如今看起来,这段路并不好走。事实上,民歌还未庆祝10岁生日的时候,已经有人预见了她的没落。   我们先来听听民歌手们如何诠释他们自己的时代,然后再回过头去看看民歌的缘起、缘落。   所有接受采访的民歌手,都不认为民歌是没落,只是随着时代转型了。他们也都认为,没有民歌,就没有后来的华语音乐。他们说的是没有台湾的华语音乐,其实没有民歌,今天的内地音乐会是怎样?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音乐,会是怎样?现在正在创作高峰的这些音乐人,谁没听过当年的民歌?杨弦当年唱出的“我是一个民歌手,岁月牵得多长,歌就牵得多长。风到何处,歌就吹到何处。路有多长,歌就有多长”,变成了现实。而那首歌,就叫做《民歌手》。   现在的流行歌曲就有了很多其他的包装,而民歌是没有包装的,他们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拿把吉他。他们不像现在的偶像歌手,也不像以前的流行巨星……一切都很简单,很单纯,完全没有商业上的考虑。写歌和唱歌都不是为了赚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在民歌时期,只有你的创作是必备。  ——蔡琴   上世纪80年代初,报章杂志纷纷出现《民歌没落了》这样的标题。1982年,金韵奖在举办了五届、出了十张专辑之后停办。次年,创“民谣风”的海山唱片结束营业,算是宣告了民歌时代的结束。滚石和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先后成立,罗大佑和苏芮分别替它们打下半壁江山,开辟出一套全新的音乐路线与行销模式,台湾流行音乐跨入了新的阶段。   在70年代民歌手的集体努力之下,唱片市场得到大幅度扩张,在此之后,到底哪些作品是纯正的“民歌”,已经没有人太在意了。歌坛全面年轻化的趋势已经完成,对真正认真在做音乐的人来说,作品的诉求也早已超越了校园。渐渐地,“民歌”反而变成“赚学生钱”的一块招牌。唱片公司一窝蜂推出许多风格相似、内容空洞的作品,用“学生歌手”的形象包装来抢搭“民歌”风潮末班车。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做法,很快就让大家倒足胃口。许多学生歌手原本就无意以音乐维生,毕业后服役、出国、就业,纷纷淡出歌坛,造成人才的断层,少数留下来打拼的歌者则必须适应环境变化、调整演唱风格,“民歌”不知不觉竟变成了过时的词汇。   “天水乐集”的成立,是民歌风潮末期力挽狂澜的尝试。这个团体由李建复、蔡琴、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和李寿全组成,在演唱、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各个方面都拥有最顶尖的人才。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做出《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两张作品,惊人的原创概念、严谨的制作、出色的演唱和编曲,使它们成为民歌运动最终的登峰造极之作。“天水乐集”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却替日后林立的“工作室”建立了最早的分工模式,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进入80年代中叶,“民歌”渐渐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它在全盛期创造的辉煌成就,让台湾流行音乐拥有长期发展的雄厚资本。80年代中叶以后,台湾之所以能在华语世界维持流行音乐的龙头地位,便是根植于民歌时代打下的基础。而民歌时代那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原创精神”、反映出青年时代思维的“时代意识”,屡经变迁、流传迄今,仍然是创作歌谣最珍贵的核心价值。   陶晓清   确实是对整个华人音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民歌确实是对整个华语音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香港的一些朋友举行了“香港现代民歌演唱会”,那个时候大概是80年代,香港的朋友就觉得台湾的人可以写现代民歌,我们也可以。新加坡创作“新谣”的人也是受了台湾民歌运动的鼓舞,马来西亚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大陆,我听到的说法是,他们也知道有民歌这样东西,但是听到的大都是内地的歌手翻唱的,对于原唱者他们虽然不熟悉,但是也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也是透过媒体,透过一些地下管道他们知道了这些,所以有些人知道了当时原来是这样的,就把这中间的断层接上了。我才知道了当时的民歌运动鼓励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走音乐这条道路。   有些民歌手就一头栽进了流行音乐的行列,这些人就包括了蔡琴、李建复、李宗盛、吴楚楚,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幕后制作,像吴楚楚就已经是唱片公司的老板了,那个时候还有就是滚石唱片的二毛三毛,他们是我们当时民风乐府时候非常重要的幕后人员。那些理念就跟着他们在流行音乐的行列中发展了。还有很多的人去做了企划,去做了唱片的制作人,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不是民歌时代的创作人,但是也受到了民歌的影响,决定了我走这条路,我就去参与歌曲歌词的写作了。所以我知道了我们当时的无心插柳,然后这股风潮让整个华人世界都受到了影响。   吴楚楚   没有民歌就没有台湾乐坛   对华语音乐最大的影响就是多了很多人,原来这些民歌手背景的人,如果不是民歌运动,他们根本不会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来,或者是和这个行业相关的部分,比如说写歌,当制作人,做歌手,编曲,像我一样经营唱片公司,像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没有可能进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运动,还有金韵奖,就跑出来很多人,让很多的新血进入,使它得到了很多的营养,很多新的创作,很多新的观念,我们这些人做的都是以自己的创作为主,我们台湾本地人的创作为主,变成了一个提倡著作权,尊重著作权的观念。所以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本质。然后刚好很多东西得到很多人的肯定,收到很多回响,卖了很多唱片,歌也传播到各地,就变成一个台湾流行歌曲的一个新的高峰。我觉得音乐的形态一直在慢慢改变,惟一不变的是那种创作的精神,音乐形态一直有在调整,一直有不同,这是难免的,因为人一直在进步,或者说是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感受,可是假如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说没落这回事,不停地有新的创作出现,其实民歌里面真正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它的原创精神。从原创精神角度来看,事实上并没有没落与否的问题。反而是造就了更多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表现的形态并不见得是民歌,可是没有民歌造就了台湾流行音乐的事业,其他音乐形态也不会有机会。   蔡琴   没有民歌难以想象   影响很大,虽然20年后的唱片市场有所改变,但是当年的民歌手,创作人,后来都是音乐界的制作人了。这个对后期的流行歌曲都有很大的影响。当年的编曲,词曲创作人,还是制作人,有很多都是现在各大唱片公司的领导。如果没有当年这些好的音乐制作人的出现的话,现在的音乐是什么状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慢慢的商业上的形式改变了,当然这个就会改变。当然不是离开这个行业,这个趋势,对商人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有更快的赚钱方式吧,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流行音乐,就是会有一波一波的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一波还比较算是有良性的影响,像民歌时代那些歌,已经经过了30年了,但是还是能感动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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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歌30年]民歌手,唱响了一个时代

50名乐坛大腕共唱民歌30年 纪念演唱会台湾轰动落幕,创门票销售速度纪录  2005-07-06 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记者曾岁春 实习生朱静)7月2日,由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主办的“民歌三十年”纪念系列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落幕。1975年6月6日,杨弦在台湾中山堂举办个人演唱会,发表8首民歌作品,影响了整个华语音乐的“民歌运动”由此开始。30年后,7月1日、2日两天,约50位民歌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聚在一起,举办了一连三场的演唱会。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由去年开始举办的系列纪念活动,这是其最为盛大的一场。记者日前从音乐人协会获知,他们正在计划将这场演唱会引进内地,组织这些民歌手到内地展开巡演。由于目前还没有正式谈定计划,所以他们目前不能公开巡演的具体行程。   一连三场演唱会,吸引了数千观众前往观看。事实上,这三场演唱会上月开始预售票时,仅仅一天,所有门票就已经全部卖光,创造了台湾售票演唱会的销售速度纪录。而且相当数量的观众,都不止是去看一场,而是三场全看。演唱会结束之后,在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留言板上,增加了上千条留言,都是在谈论当晚的演唱会。很多未能尽兴的乐迷开始期待下一个十年。   记者在采访中华音乐人协会理事长吴楚楚时,得知他们将会把这场演唱会引进内地,让很多从来没有到内地演唱过的民歌手,不再有遗憾。不过,据吴楚楚说,这场演唱会进入内地,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现在还在接洽,毕竟变成了商业活动运作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有很多很多的考虑。因为很多歌在内地也很流行,只是内地的人可能对原唱者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希望把原唱的独特风格带给大家。”   30年过去,一些音乐人已经离开。为了解30年发生的事情,向当时那些音乐人致敬,记者找到民歌运动的发起者杨弦、胡德夫,推动者陶晓清、吴楚楚以及叶佳修、蔡琴等歌手,请他们道出民歌运动的起始以及它给华语音乐造成的影响。

民歌手,唱响了一个时代

  1975年6月6日,杨弦在台湾中山堂举办个人演唱会,发表8首民歌作品,影响了整个华语音乐的“民歌运动”由此开始。30年后,7月1日、2日两天,近50位民歌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聚在一起,举办了一连三场演唱会。   台湾民歌走了整整30个年头,如今看起来,这段路并不好走。事实上,民歌还未庆祝10岁生日的时候,已经有人预见了她的没落。   我们先来听听民歌手们如何诠释他们自己的时代,然后再回过头去看看民歌的缘起、缘落。   所有接受采访的民歌手,都不认为民歌是没落,只是随着时代转型了。他们也都认为,没有民歌,就没有后来的华语音乐。他们说的是没有台湾的华语音乐,其实没有民歌,今天的内地音乐会是怎样?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音乐,会是怎样?现在正在创作高峰的这些音乐人,谁没听过当年的民歌?杨弦当年唱出的“我是一个民歌手,岁月牵得多长,歌就牵得多长。风到何处,歌就吹到何处。路有多长,歌就有多长”,变成了现实。而那首歌,就叫做《民歌手》。   现在的流行歌曲就有了很多其他的包装,而民歌是没有包装的,他们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拿把吉他。他们不像现在的偶像歌手,也不像以前的流行巨星……一切都很简单,很单纯,完全没有商业上的考虑。写歌和唱歌都不是为了赚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在民歌时期,只有你的创作是必备。  ——蔡琴   上世纪80年代初,报章杂志纷纷出现《民歌没落了》这样的标题。1982年,金韵奖在举办了五届、出了十张专辑之后停办。次年,创“民谣风”的海山唱片结束营业,算是宣告了民歌时代的结束。滚石和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先后成立,罗大佑和苏芮分别替它们打下半壁江山,开辟出一套全新的音乐路线与行销模式,台湾流行音乐跨入了新的阶段。   在70年代民歌手的集体努力之下,唱片市场得到大幅度扩张,在此之后,到底哪些作品是纯正的“民歌”,已经没有人太在意了。歌坛全面年轻化的趋势已经完成,对真正认真在做音乐的人来说,作品的诉求也早已超越了校园。渐渐地,“民歌”反而变成“赚学生钱”的一块招牌。唱片公司一窝蜂推出许多风格相似、内容空洞的作品,用“学生歌手”的形象包装来抢搭“民歌”风潮末班车。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做法,很快就让大家倒足胃口。许多学生歌手原本就无意以音乐维生,毕业后服役、出国、就业,纷纷淡出歌坛,造成人才的断层,少数留下来打拼的歌者则必须适应环境变化、调整演唱风格,“民歌”不知不觉竟变成了过时的词汇。   “天水乐集”的成立,是民歌风潮末期力挽狂澜的尝试。这个团体由李建复、蔡琴、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和李寿全组成,在演唱、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各个方面都拥有最顶尖的人才。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做出《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两张作品,惊人的原创概念、严谨的制作、出色的演唱和编曲,使它们成为民歌运动最终的登峰造极之作。“天水乐集”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却替日后林立的“工作室”建立了最早的分工模式,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进入80年代中叶,“民歌”渐渐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它在全盛期创造的辉煌成就,让台湾流行音乐拥有长期发展的雄厚资本。80年代中叶以后,台湾之所以能在华语世界维持流行音乐的龙头地位,便是根植于民歌时代打下的基础。而民歌时代那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原创精神”、反映出青年时代思维的“时代意识”,屡经变迁、流传迄今,仍然是创作歌谣最珍贵的核心价值。   陶晓清   确实是对整个华人音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民歌确实是对整个华语音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香港的一些朋友举行了“香港现代民歌演唱会”,那个时候大概是80年代,香港的朋友就觉得台湾的人可以写现代民歌,我们也可以。新加坡创作“新谣”的人也是受了台湾民歌运动的鼓舞,马来西亚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大陆,我听到的说法是,他们也知道有民歌这样东西,但是听到的大都是内地的歌手翻唱的,对于原唱者他们虽然不熟悉,但是也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也是透过媒体,透过一些地下管道他们知道了这些,所以有些人知道了当时原来是这样的,就把这中间的断层接上了。我才知道了当时的民歌运动鼓励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走音乐这条道路。   有些民歌手就一头栽进了流行音乐的行列,这些人就包括了蔡琴、李建复、李宗盛、吴楚楚,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幕后制作,像吴楚楚就已经是唱片公司的老板了,那个时候还有就是滚石唱片的二毛三毛,他们是我们当时民风乐府时候非常重要的幕后人员。那些理念就跟着他们在流行音乐的行列中发展了。还有很多的人去做了企划,去做了唱片的制作人,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不是民歌时代的创作人,但是也受到了民歌的影响,决定了我走这条路,我就去参与歌曲歌词的写作了。所以我知道了我们当时的无心插柳,然后这股风潮让整个华人世界都受到了影响。   吴楚楚   没有民歌就没有台湾乐坛   对华语音乐最大的影响就是多了很多人,原来这些民歌手背景的人,如果不是民歌运动,他们根本不会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来,或者是和这个行业相关的部分,比如说写歌,当制作人,做歌手,编曲,像我一样经营唱片公司,像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没有可能进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运动,还有金韵奖,就跑出来很多人,让很多的新血进入,使它得到了很多的营养,很多新的创作,很多新的观念,我们这些人做的都是以自己的创作为主,我们台湾本地人的创作为主,变成了一个提倡著作权,尊重著作权的观念。所以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本质。然后刚好很多东西得到很多人的肯定,收到很多回响,卖了很多唱片,歌也传播到各地,就变成一个台湾流行歌曲的一个新的高峰。我觉得音乐的形态一直在慢慢改变,惟一不变的是那种创作的精神,音乐形态一直有在调整,一直有不同,这是难免的,因为人一直在进步,或者说是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感受,可是假如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说没落这回事,不停地有新的创作出现,其实民歌里面真正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它的原创精神。从原创精神角度来看,事实上并没有没落与否的问题。反而是造就了更多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表现的形态并不见得是民歌,可是没有民歌造就了台湾流行音乐的事业,其他音乐形态也不会有机会。   蔡琴   没有民歌难以想象   影响很大,虽然20年后的唱片市场有所改变,但是当年的民歌手,创作人,后来都是音乐界的制作人了。这个对后期的流行歌曲都有很大的影响。当年的编曲,词曲创作人,还是制作人,有很多都是现在各大唱片公司的领导。如果没有当年这些好的音乐制作人的出现的话,现在的音乐是什么状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慢慢的商业上的形式改变了,当然这个就会改变。当然不是离开这个行业,这个趋势,对商人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有更快的赚钱方式吧,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流行音乐,就是会有一波一波的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一波还比较算是有良性的影响,像民歌时代那些歌,已经经过了30年了,但是还是能感动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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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引导所有民歌

  最早的民歌,并不是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当时的民歌手,除了在校园小范围演唱之外,要公开自己的作品,只有一个渠道,就是陶晓清的电台节目。即使后来有唱片之后,陶晓清的节目仍然是民歌手推广作品的最好地方。几乎所有的民歌手,都得到了陶晓清的帮助。也因此,陶晓清被称为“民歌之母”。

  陶晓清:我只是“民歌之保姆”   “杨弦1975年的一场演唱会,我在台下是观众,当时观众都很喜欢,之后就拿了演唱会的实况带在我的电台节目中播出了。我在我的电台节目中鼓励大家说,你要是有歌,也可以寄来。慢慢地就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歌寄过来。在去年我采访金韵奖的创办人的时候,他说,他就是听了杨弦的录音,觉得这个东西会很有趣,才动念去举办了金韵奖。金韵奖是民歌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后来才有民谣风。我觉得它引发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唱片界开始有人去举办这样的比赛,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另一个则是有关媒体的,因为我的电台节目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在节目里呼吁年轻朋友有创作可以发表,就形成了一个风潮。”   “当时因为我的年纪比他们要稍微大一点,就像大姐姐一样照顾他们。他们就是只会写歌、唱歌,而我就常常把这群人组织起来,把那群人组织起来,我就是无党无派,谁都可以来,所以我家就常常成为歌手聚会的地方。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杨弦是民歌之父,因为他的那场演唱会,然后有人就说陶姐就是民歌之母,因为当时也没有一个女孩子在民歌运动里面有这样的称呼,所以我一直说我最多就算是个保姆吧!”   “基本上就是在民歌20年的时候,都是我去号召这些人,我就说我们来办吧,以前办演唱会的时候也都是我登高一呼大家就来了,20年的时候就说我们来做一个活动吧,那个时候他们就说30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聚,我那时侯就想说谁能想到3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吗啊,结果没想到一转眼就十年了。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更盛大的演出吧。”

  相约1977   从杨弦开始,替现代诗谱曲演唱蔚为风气,即使是创作歌词也充满了诗化的文艺腔。有不少作品在木吉他、钢琴以外,还配上了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洋古典音乐的编曲,甚至用接近艺术歌曲的唱腔来诠释,这种音乐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品种。1977年,广播人陶晓清邀请杨弦、吴楚楚、韩正皓、胡德夫等歌手陆续合录了三张名为《我们的歌》的合辑,在毫无前例可循的状况下,他们自己编曲、演奏,唱自己写的歌,这是几年来零星的创作力量第一次有组织地展现。   1977年,就在《我们的歌》出版后不久,新格唱片公司创办“金韵奖”,采取公开比赛的方式,重金悬赏优秀的词曲作者和歌手。海山唱片公司则在1978年创办“民谣风”,和“金韵奖”打对台。在全盛时期,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报名金韵奖比赛。“金韵奖”和“民谣风”是商业力量全面接管歌曲创作风潮的开始。

三个人,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音乐

  1975年那场演唱会,在民歌20年纪念时,被音乐人们定为民歌运动的开始。那场演唱会的演唱者杨弦,也因此被称为“民歌之父”。除了他之外,音乐人们还公认胡德夫、李双泽是民歌运动的先锋。因为这三个人,民歌这种音乐,被接受、被推广,继而改变了华语音乐。如今,李双泽已经早早离世。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杨弦、胡德夫。

  杨弦:我只是做了个示范   “我在大四的时候就学作曲。1974年毕业那年,我就拿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把它在我的朋友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结果反应不错,我就有了信心,于是就把余光中另外8首诗都谱了曲。”   “只是因为当时1975年6月6日我在中山堂做了一个演唱会,他们就以这个作为一个开始,后来又出了唱片,从那时开始就得到很多反响,他们就以我那场演唱会作为一个起点来算,到现在就是30年。而我作为“民歌之父”不只是因为那场演唱会而已,后来我在两年后又出了张唱片,开了2场演唱会,一个是台北,一个是台中,之后我就出国去了。我想也是一种鼓舞作用吧。于是很多人就投入进来写歌、唱歌,后来我也听说有唱片公司举办像金韵奖这样的比赛,吸引年轻人来唱,慢慢就把这个活动带起来了。”   “我本身也没有要求得到‘民歌之父’这个称号,我只是做了开启性的一个示范,把这个示范做完我就离开,对我来讲就已经是功成身退了,作为一个示范,该做的都做了,当时除了词曲创作我们还要负责编曲、指挥等等工作,歌曲是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制作的,我觉得当时的情况下做出来是很不容易的,那时的经费还不如现在的十分之一,只要能广播出去,别人能拿着听我就已经觉得OK了。所以说他们这样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给他们的一种鼓励吧,实际上我做的事情本来就不是很多,而且后来也离开了,觉得累了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胡德夫:大家都能接受这种音乐   “《牛背上的小孩》是我写的第一首民歌。李双泽先生也坚持一直盯着我,让我有机会开自己的演唱会,是他帮我策划了1974年的这场演唱会,取名《美丽的稻穗》。”   “当时的反应非常的好,非常的热烈,非常期待有下一场这样的演唱会出现。引起争议的是淡江的演唱会,是李双泽拿了可乐瓶子上台,在节目上面把瓶子砸破,并说在菲律宾,西班牙都有很多人在唱美国的歌,那么我们难道就没有歌了吗?于是他就跟听众提议说我们唱《国夫纪念歌》,大家就唱起来了。那时我刚好也在场。后面和杨弦的一场就没有争议了,大家都已经能够接受这种音乐形式了。歌曲发表之后反应很好,我们才发现校园里其实已经酝酿了很多创作。直到新格唱片愿意用《丰歌》来做实验,来做一个叫做校园歌曲集合的比赛,也就是金韵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百花齐放的时候快到了。”

  回到1975   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年轻人从上世纪50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热门乐团”,不过他们以翻唱西洋歌曲为主,既没有创作歌曲、也没有发行专辑。英美流行音乐在60年代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脱离了“靡靡之音”的范畴、替青年人的思想提出了有力的代言,而Bob Dylan、Joan Baez社会意识强烈的歌诗,也对戒严体制下的台湾知识青年,产生了可观的冲击。   上世纪70年代初,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韩正皓、吴楚楚因缘际会,在哥伦比亚咖啡店相识,提起年轻人没有自己的歌、只能靠洋歌表现自己,大家都不甘愿,于是便互相鼓励、尝试写歌。   直到1975年6月6日,台大农学院毕业的杨弦在中山堂个人演唱会上唱了八首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作品,“现代民歌”运动才算是有了眉目。

所有人,都说他们幸运

  不到十年的民歌运动,却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经典作品。即使到今天,再听起那些歌,感动并不曾改变。蔡琴、齐豫每一次唱起那个时代的歌曲,都还是能感动无数那个时代的人。民歌三十年系列纪念,大小二十场演唱会,但是吴楚楚、叶佳修这样的歌手,几乎没有落下任何一场。不要以为这是为了赚钱,事实上每一场演唱会,歌手并没有任何报酬。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是难以忘怀。所以,他们都说,他们生在一个幸运的时代。

  吴楚楚:不会再有这么多经典   “我们其实都不是从职业开始,我们都是觉得很有趣所以玩玩而已,以前是没有空间留给这样的表现形态的。也是因为我们这些朋友们在写歌唱歌,才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有民歌这些活动,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有的还一直交往到现在,一直有些互动,像自己家的兄弟姐妹一样,这是很好的感受。”   “每一个时代都有真正代表这个时代而留下来的东西。现在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可是有多少能流传下来是未知之数,但是不会像民歌那段时间那么多,那么好。”

  叶佳修:我们民歌手很幸福   “我们民歌手是很幸福的一群,当初我们就是为了一股兴趣,自己写作。”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跟古文接轨,我们都在用文学或者音乐表达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我们的心理状态,每个时代的人的想法,整个大环境都不一样,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心态其实是很自然的,我所看到的、想到的,我就把它表达出来。”   “当初组织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俱乐部一样,我们都在陶姐家聚会,也有演出,那个时候也曾经有舞台剧的演出。跟现在的歌手不一样的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很快乐的,之后我们就各自去忙各自的事情,过各自的生活了。演出对我们来讲是很快乐的事情。”

  蔡琴:所有人都很怀念那个年代   “回想当年,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那是一个有最好的音乐环境,最优雅,最有文化气息,素质最好的一个年代。当时的生活状态就像是同学会、同乐会一样,不管到哪里表演,每一个人都不会有门第之见,不会因为彼此的唱片公司不同而有排挤。无论是在表演,还是在车上,大家都像同班同学一样,都很亲切,很亲密,有说有笑,完全没有隔阂。虽然唱片公司不同,但歌手内部都不会有所分别的。当时我也有参加陶晓清主持的《民风乐府》。因为《民风乐府》对民歌的推展是一个很好的舵手,有陶姐的引导,有很多活动都会找这些歌手去演出,加上都是公益演出,所以我也得到不少演出机会。所有人都很怀念那个年代,也奠定了30年之后大家的感情还是依旧,这是很难得的。”   “这样的曲风,还有当时的人才,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现在的流行歌曲就有了很多其他的包装,而民歌是没有包装的,他们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拿把吉他。他们不像现在的偶像歌手,也不像以前的流行巨星,他们不需要包装,或者服装,周边的例如演唱会等绚丽的东西,在民歌时期都不需要,大家需要听的就是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这些好歌,好词,好的歌声,而且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歌声都很有辨识率。一切都很简单,很单纯,完全没有商业上的考虑。写歌和唱歌都不是为了赚钱,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在民歌时期,只有你的创作是必备的。”

  走进大时代   校园民歌的兴盛,几乎带起了“全民吉他运动”。那是个没有卡拉OK、没有KTV的时代,“一起唱歌”是指三两好友找块空旷的地方,拿出吉他大家一起唱,这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也连带使乐器行和吉他教室生意大好。当时市面上流行一种迷你歌本,定期更新、收录了数百首歌曲的简谱,大受欢迎,人手一册,见证了当年的盛况。   写词、作曲、演唱、制作的分工愈来愈精细,加上唱片公司愿意花钱投资,超过百万元的大制作纷纷出现。   早期歌手念念不忘的“大时代使命感”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创作空间更宽广表达方式更成熟,这种对历史、国家、大环境的思考,体现在《月琴》、《中华之爱》这样的作品上。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后不久,侯德健写下《龙的传人》,蝉联二十几周歌曲榜冠军,也使演唱人李建复成为声望崇高的青年偶像,是歌曲与大时代结合得最淋漓尽致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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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引导所有民歌

  最早的民歌,并不是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当时的民歌手,除了在校园小范围演唱之外,要公开自己的作品,只有一个渠道,就是陶晓清的电台节目。即使后来有唱片之后,陶晓清的节目仍然是民歌手推广作品的最好地方。几乎所有的民歌手,都得到了陶晓清的帮助。也因此,陶晓清被称为“民歌之母”。

  陶晓清:我只是“民歌之保姆”   “杨弦1975年的一场演唱会,我在台下是观众,当时观众都很喜欢,之后就拿了演唱会的实况带在我的电台节目中播出了。我在我的电台节目中鼓励大家说,你要是有歌,也可以寄来。慢慢地就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歌寄过来。在去年我采访金韵奖的创办人的时候,他说,他就是听了杨弦的录音,觉得这个东西会很有趣,才动念去举办了金韵奖。金韵奖是民歌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后来才有民谣风。我觉得它引发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唱片界开始有人去举办这样的比赛,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另一个则是有关媒体的,因为我的电台节目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在节目里呼吁年轻朋友有创作可以发表,就形成了一个风潮。”   “当时因为我的年纪比他们要稍微大一点,就像大姐姐一样照顾他们。他们就是只会写歌、唱歌,而我就常常把这群人组织起来,把那群人组织起来,我就是无党无派,谁都可以来,所以我家就常常成为歌手聚会的地方。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杨弦是民歌之父,因为他的那场演唱会,然后有人就说陶姐就是民歌之母,因为当时也没有一个女孩子在民歌运动里面有这样的称呼,所以我一直说我最多就算是个保姆吧!”   “基本上就是在民歌20年的时候,都是我去号召这些人,我就说我们来办吧,以前办演唱会的时候也都是我登高一呼大家就来了,20年的时候就说我们来做一个活动吧,那个时候他们就说30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聚,我那时侯就想说谁能想到3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吗啊,结果没想到一转眼就十年了。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更盛大的演出吧。”

  相约1977   从杨弦开始,替现代诗谱曲演唱蔚为风气,即使是创作歌词也充满了诗化的文艺腔。有不少作品在木吉他、钢琴以外,还配上了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洋古典音乐的编曲,甚至用接近艺术歌曲的唱腔来诠释,这种音乐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品种。1977年,广播人陶晓清邀请杨弦、吴楚楚、韩正皓、胡德夫等歌手陆续合录了三张名为《我们的歌》的合辑,在毫无前例可循的状况下,他们自己编曲、演奏,唱自己写的歌,这是几年来零星的创作力量第一次有组织地展现。   1977年,就在《我们的歌》出版后不久,新格唱片公司创办“金韵奖”,采取公开比赛的方式,重金悬赏优秀的词曲作者和歌手。海山唱片公司则在1978年创办“民谣风”,和“金韵奖”打对台。在全盛时期,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报名金韵奖比赛。“金韵奖”和“民谣风”是商业力量全面接管歌曲创作风潮的开始。

三个人,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音乐

  1975年那场演唱会,在民歌20年纪念时,被音乐人们定为民歌运动的开始。那场演唱会的演唱者杨弦,也因此被称为“民歌之父”。除了他之外,音乐人们还公认胡德夫、李双泽是民歌运动的先锋。因为这三个人,民歌这种音乐,被接受、被推广,继而改变了华语音乐。如今,李双泽已经早早离世。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杨弦、胡德夫。

  杨弦:我只是做了个示范   “我在大四的时候就学作曲。1974年毕业那年,我就拿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把它在我的朋友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结果反应不错,我就有了信心,于是就把余光中另外8首诗都谱了曲。”   “只是因为当时1975年6月6日我在中山堂做了一个演唱会,他们就以这个作为一个开始,后来又出了唱片,从那时开始就得到很多反响,他们就以我那场演唱会作为一个起点来算,到现在就是30年。而我作为“民歌之父”不只是因为那场演唱会而已,后来我在两年后又出了张唱片,开了2场演唱会,一个是台北,一个是台中,之后我就出国去了。我想也是一种鼓舞作用吧。于是很多人就投入进来写歌、唱歌,后来我也听说有唱片公司举办像金韵奖这样的比赛,吸引年轻人来唱,慢慢就把这个活动带起来了。”   “我本身也没有要求得到‘民歌之父’这个称号,我只是做了开启性的一个示范,把这个示范做完我就离开,对我来讲就已经是功成身退了,作为一个示范,该做的都做了,当时除了词曲创作我们还要负责编曲、指挥等等工作,歌曲是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制作的,我觉得当时的情况下做出来是很不容易的,那时的经费还不如现在的十分之一,只要能广播出去,别人能拿着听我就已经觉得OK了。所以说他们这样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给他们的一种鼓励吧,实际上我做的事情本来就不是很多,而且后来也离开了,觉得累了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胡德夫:大家都能接受这种音乐   “《牛背上的小孩》是我写的第一首民歌。李双泽先生也坚持一直盯着我,让我有机会开自己的演唱会,是他帮我策划了1974年的这场演唱会,取名《美丽的稻穗》。”   “当时的反应非常的好,非常的热烈,非常期待有下一场这样的演唱会出现。引起争议的是淡江的演唱会,是李双泽拿了可乐瓶子上台,在节目上面把瓶子砸破,并说在菲律宾,西班牙都有很多人在唱美国的歌,那么我们难道就没有歌了吗?于是他就跟听众提议说我们唱《国夫纪念歌》,大家就唱起来了。那时我刚好也在场。后面和杨弦的一场就没有争议了,大家都已经能够接受这种音乐形式了。歌曲发表之后反应很好,我们才发现校园里其实已经酝酿了很多创作。直到新格唱片愿意用《丰歌》来做实验,来做一个叫做校园歌曲集合的比赛,也就是金韵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百花齐放的时候快到了。”

  回到1975   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年轻人从上世纪50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热门乐团”,不过他们以翻唱西洋歌曲为主,既没有创作歌曲、也没有发行专辑。英美流行音乐在60年代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脱离了“靡靡之音”的范畴、替青年人的思想提出了有力的代言,而Bob Dylan、Joan Baez社会意识强烈的歌诗,也对戒严体制下的台湾知识青年,产生了可观的冲击。   上世纪70年代初,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韩正皓、吴楚楚因缘际会,在哥伦比亚咖啡店相识,提起年轻人没有自己的歌、只能靠洋歌表现自己,大家都不甘愿,于是便互相鼓励、尝试写歌。   直到1975年6月6日,台大农学院毕业的杨弦在中山堂个人演唱会上唱了八首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作品,“现代民歌”运动才算是有了眉目。

所有人,都说他们幸运

  不到十年的民歌运动,却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经典作品。即使到今天,再听起那些歌,感动并不曾改变。蔡琴、齐豫每一次唱起那个时代的歌曲,都还是能感动无数那个时代的人。民歌三十年系列纪念,大小二十场演唱会,但是吴楚楚、叶佳修这样的歌手,几乎没有落下任何一场。不要以为这是为了赚钱,事实上每一场演唱会,歌手并没有任何报酬。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是难以忘怀。所以,他们都说,他们生在一个幸运的时代。

  吴楚楚:不会再有这么多经典   “我们其实都不是从职业开始,我们都是觉得很有趣所以玩玩而已,以前是没有空间留给这样的表现形态的。也是因为我们这些朋友们在写歌唱歌,才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有民歌这些活动,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有的还一直交往到现在,一直有些互动,像自己家的兄弟姐妹一样,这是很好的感受。”   “每一个时代都有真正代表这个时代而留下来的东西。现在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可是有多少能流传下来是未知之数,但是不会像民歌那段时间那么多,那么好。”

  叶佳修:我们民歌手很幸福   “我们民歌手是很幸福的一群,当初我们就是为了一股兴趣,自己写作。”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跟古文接轨,我们都在用文学或者音乐表达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我们的心理状态,每个时代的人的想法,整个大环境都不一样,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心态其实是很自然的,我所看到的、想到的,我就把它表达出来。”   “当初组织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俱乐部一样,我们都在陶姐家聚会,也有演出,那个时候也曾经有舞台剧的演出。跟现在的歌手不一样的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很快乐的,之后我们就各自去忙各自的事情,过各自的生活了。演出对我们来讲是很快乐的事情。”

  蔡琴:所有人都很怀念那个年代   “回想当年,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那是一个有最好的音乐环境,最优雅,最有文化气息,素质最好的一个年代。当时的生活状态就像是同学会、同乐会一样,不管到哪里表演,每一个人都不会有门第之见,不会因为彼此的唱片公司不同而有排挤。无论是在表演,还是在车上,大家都像同班同学一样,都很亲切,很亲密,有说有笑,完全没有隔阂。虽然唱片公司不同,但歌手内部都不会有所分别的。当时我也有参加陶晓清主持的《民风乐府》。因为《民风乐府》对民歌的推展是一个很好的舵手,有陶姐的引导,有很多活动都会找这些歌手去演出,加上都是公益演出,所以我也得到不少演出机会。所有人都很怀念那个年代,也奠定了30年之后大家的感情还是依旧,这是很难得的。”   “这样的曲风,还有当时的人才,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现在的流行歌曲就有了很多其他的包装,而民歌是没有包装的,他们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拿把吉他。他们不像现在的偶像歌手,也不像以前的流行巨星,他们不需要包装,或者服装,周边的例如演唱会等绚丽的东西,在民歌时期都不需要,大家需要听的就是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这些好歌,好词,好的歌声,而且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歌声都很有辨识率。一切都很简单,很单纯,完全没有商业上的考虑。写歌和唱歌都不是为了赚钱,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在民歌时期,只有你的创作是必备的。”

  走进大时代   校园民歌的兴盛,几乎带起了“全民吉他运动”。那是个没有卡拉OK、没有KTV的时代,“一起唱歌”是指三两好友找块空旷的地方,拿出吉他大家一起唱,这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也连带使乐器行和吉他教室生意大好。当时市面上流行一种迷你歌本,定期更新、收录了数百首歌曲的简谱,大受欢迎,人手一册,见证了当年的盛况。   写词、作曲、演唱、制作的分工愈来愈精细,加上唱片公司愿意花钱投资,超过百万元的大制作纷纷出现。   早期歌手念念不忘的“大时代使命感”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创作空间更宽广表达方式更成熟,这种对历史、国家、大环境的思考,体现在《月琴》、《中华之爱》这样的作品上。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后不久,侯德健写下《龙的传人》,蝉联二十几周歌曲榜冠军,也使演唱人李建复成为声望崇高的青年偶像,是歌曲与大时代结合得最淋漓尽致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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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缥缈,歌者何处觅 当年民歌手如今在哪里?在干嘛?本报记者辗转采访了他们……

  胡德夫   民歌运动开启者,与李双泽鼓吹“唱自己的歌”。之后投身政治运动,目前回到音乐行业,今年3月推出收录历年作品的专辑《匆匆》。

  吴楚楚   最早期的民歌手之一,曾与胡德夫、韩正皓、杨祖珺等人在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出版过三张《我们的歌》合辑。   目前是飞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擎天娱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

  叶佳修   成名曲有《相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等,近年来转战职场,曾任多媒体出版制作人、专业编曲、电视、电台主持人、媒体企业制作总监、音乐顾问等,活跃于海外华人音乐界。

  杨弦   本名杨国祥,由于杨弦对当年校园民歌风潮之兴起具有关键性之影响,因此常被称之为“现代民歌之父”。现为美国加州针灸中医师、美国执照营养专家学会会员、美国宝生公司总裁,着力翻译佛学著作,中文译作有《密宗大解脱法》、《解脱大道》。

  施碧梧   以《如果》参加第一届金韵奖比赛,进入民歌之旅。1989年移居新西兰,执着并享受于全职母亲之角色。十多年来,一直在教会参与领唱工作。

  谭荃中   在金韵奖第三届比赛中,获重唱组优胜。1970年7月,唱完最后一场在台大的演唱会,民歌演唱画上休止符。目前任职于计算机公司。

  蔡琴   1979年因参加民谣风歌唱比赛,进入流行音乐行列,以梁弘志所写的《恰似你的温柔》一曲红遍大街小巷后,二十余年来一直未曾间断歌唱事业,获得奖项无数。现仍是歌手。

  苏来   1980年以创作参加金韵奖、民谣风等民歌创作歌唱比赛进入流行音乐界,代表作品有《浮云游子》、《你的眼神》等。2000年8月接受中广邀聘,担任流行网节目总编导并主持黄金时段带状节目《立体世界》至今。   感言:“原来不管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恋爱,与谁成家,我们依旧是那民歌的小孩。”

  李建复   第二届金韵奖优胜歌手,因而得到机会在1979年参与灌录《金韵奖Ⅲ》合辑,以一首《归》奠定他在歌坛的根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歌手之一。目前为人际种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开发经营有关网路家谱及人际关系社群之服务。同时也兼任中子文化公司董事,从事文化娱乐及创意相关产业之投资与服务。   感言:“相隔了25年,即使是自己唱过的歌,重新诠释也会觉得陌生,另外也有一些惊喜。陌生的是词曲旋律,惊喜的是当年自己声音的干净和张力。现在的我没有那么清亮的音质,更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去尝试,现在有的是人生的体验,去明了当年的勇气是多么的珍贵。有想法的人通常很多,但是实际能够执行到底的人很少。年纪越大就越知道执行的困难,胆子越来越小。创新是有年龄限制的,要做趁早。我一直很感恩,上苍赐给了我一个多元的人生,搭上几波前无古人的浪潮。”

  乡音四重唱   1977年成立,第一张专辑《秋天的野菊花》在1979年发行,备受好评。成员各自发展,邓志鸿往演艺圈发展,以模仿秀闻名。邓志浩组成九歌儿童剧团,担任艺术总监。潘茂凉成为幼儿园的园长,王沧津因病去世。到1995年重组时,白天教人唱歌晚上在pub驻唱的黄燕民加入,出版“乡音四重唱纪念精选”纪念精选。

  许景淳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歌唱家之一。经典作品有《我只在乎你》《恋恋红尘》《新不了情》等。目前仍然活跃于台前,是坚持自我想法的女歌手。

  邰肇玫   跟同学施碧梧以《如果》参加第一届金韵奖创作比赛入围,一起灌录了《如果》。17年前退出舞台,侨居美国14年。现有一个美满小家庭。

  殷正洋   1975年发行第一张个人演唱专辑,至今出版十余张专辑,其中包含两张民歌演唱纪念专辑,先后获得金钟奖、金鼎奖及三次金曲奖。近年来于慈济大爱电视台,与李文瑗共同制作暨主持殷媛小聚节目,并于世界各地参与公益及演唱活动。

  王新莲   与郑怡、马宜中一同参加金韵奖出道,其成名曲有《风中的早晨》《啦啦歌》《如果你不认识我》等。目前,除了带女儿以外,就是作画、作设计、教书(创意书法)和忙展览,还替旧金山湾区的某些慈善团体策划(民歌)演唱会。

  王海玲   第三届金韵奖冠军歌手,当时唱片史上第一位夺得唱片排行榜冠军的高中学生歌手,唱有《忘了我是谁》、《在雨中》等。目前任职于《SUPER台湾98.5电台》,为“爵士之夜”节目之主持人。   感言:“因为民歌,让我拥有最炫的学生生活。因为民歌,让我遇见最好的老公。因为唱民歌,让我保持最单纯的心。无论何时何地,感谢这一切。”

  陈明韶   1977年就读于海洋学院(今海洋大学)海洋地质学系时的陈明韶,参加第一届金韵奖比赛,勇夺冠军。之后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民歌手之一。2003年1月退休,目前专职相夫教子,闲暇时热心参与社区公益服务。   感言:“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曾经美好的梦想重温,已经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还能重新实现一遍做过的梦,更是难能可贵又不寻常的际遇。

  王瑞瑜   王瑞瑜最早是在各民歌餐厅多处演唱而崭露头角,后来在一张现代民歌合集中演唱了《春风》进入唱片界,推出《我依然恋你如昔》《重提往事》等专辑。目前在台北传播艺术学苑担任歌唱指导老师。   感言:“在这充满不安、躁动、嘈杂的城市里,民歌可以让人有一种清新、安详、宁静的感受。”

  范广慧   第一届金韵奖得主,《再别剑桥》主唱,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毕业。如今在自闭症协会担任辅导老师。

  潘安邦   1979年出版首张个人专辑《外婆的澎湖湾》专辑中同名单曲并成为海内外家喻户晓的民歌。目前回到台湾继续发展歌唱事业,并积极拓展事业触角至中国大陆及东南亚。

  黄大城   第二届金韵奖社会组优胜者,以《弥度山歌》成名。1999年与赵树海、王梦麟共组MIB三重唱,以合声方式重新诠释当年红极一时的民歌,广受好评。近两年赴新加坡、旧金山以民歌会友,并参与有意义的慈善活动。

  杨祖珺   最早的民歌手之一,现任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助理教授,并且积极参与农业、学运等社会运动的工作。   感言:“‘唱自己的歌’或称‘中国现代民歌’运动,已经走了30年!当这一代的年轻人回头看到当时社会的“the established”是如何怀疑年轻人的热情及能力时,一定会迷惑不解‘大人们’的脑袋吧!。”

  包美圣   1977年第一届金韵奖比赛优胜歌手,以一曲《小茉莉》崭露头角。之后陆续发行过《你在日落深处等我》、《长空下的独白》、《那一盆火》、《樵歌》等四张个人专辑。目前于新竹某信息公司担任顾问,育有二子一女,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感言:“带着民歌岁月中共同的回忆与感动,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际遇,悄然走过了人生二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再聚首,是为了寻找年轻时的身影,并寻回往日那份熟悉与单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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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楚楚   最早期的民歌手之一,曾与胡德夫、韩正皓、杨祖珺等人在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出版过三张《我们的歌》合辑。   目前是飞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擎天娱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

  叶佳修   成名曲有《相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等,近年来转战职场,曾任多媒体出版制作人、专业编曲、电视、电台主持人、媒体企业制作总监、音乐顾问等,活跃于海外华人音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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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来   1980年以创作参加金韵奖、民谣风等民歌创作歌唱比赛进入流行音乐界,代表作品有《浮云游子》、《你的眼神》等。2000年8月接受中广邀聘,担任流行网节目总编导并主持黄金时段带状节目《立体世界》至今。   感言:“原来不管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恋爱,与谁成家,我们依旧是那民歌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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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韶   1977年就读于海洋学院(今海洋大学)海洋地质学系时的陈明韶,参加第一届金韵奖比赛,勇夺冠军。之后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民歌手之一。2003年1月退休,目前专职相夫教子,闲暇时热心参与社区公益服务。   感言:“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曾经美好的梦想重温,已经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还能重新实现一遍做过的梦,更是难能可贵又不寻常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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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安邦   1979年出版首张个人专辑《外婆的澎湖湾》专辑中同名单曲并成为海内外家喻户晓的民歌。目前回到台湾继续发展歌唱事业,并积极拓展事业触角至中国大陆及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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