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梅
只会唱罗大佑
温州日报 2006年10月11日
同事中有位老师曾经专门研究征婚启事的语言艺术，她说，这种个人化极强的特殊广告，不比电视里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除非你愿意附上“玉照”，否则只能诉诸于很不直观的文字，掩盖性或欺骗性很强，大部分内容具有“作者保留解释权”的“属性”——不过，有两样是很难通过“解释”搪塞的，那就是年龄和身高。于是，只能用附加项达到凸显优势的目的，比如“50岁，显年轻”。可见，外表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一道颇复杂的方程式，再老练的人也不免有时候看走了眼。
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往往发生在陌生人聚头的场合，比如，参加全国性的会议，熟人和生人掺半，甚至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互相问问研究方向学术成就是最正常的，当然，也包括了解一下“芳龄几何”和“仙乡何处”。我面薄，常不好意思询问，就根据对方的外貌对称呼什么的进行选择定夺。一次在云南，我见有位学者额头川纹如刻，顶上头发稀疏，想当然认为定是前辈无疑，于是会前餐后地竭尽尊重之能事——其实，他比我还小一岁呢。目瞪口呆之际，我不由地惊呼：“I服了U！”原来这世上是有一种人天生老成的。
而我本人在某些人眼里大概属于白费粮食的那一类——有一次会议上幸遇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赶紧说：“我是看您的小说长大的。”邓先生稍一打量，狐疑道：“小时候？你现在也不大啊，才二十多吧？”——轻轻巧巧一句话，差不多“折”了我一半的寿；而一位北方学者则感叹：“你们单位领导可真够放心的，敢让你一个小姑娘单独出来开会！回去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路走吧。”——其实，在会议期间，他就开始很主动自觉地充当我的家长了，不管是饭后散步还是“翘会”出去玩，他都不忘记把我带上，像对女儿似的照顾得极周到。
还有一次会议参加的老先生不多，所以大家开玩笑说按照出生的年代分桌吃饭。我自然坐到了六十年代的那一桌，不料，被他们合力往外轰——去去去，上七十年代那桌去！我急了，赶紧分辩自己是正宗六十年代的人，岂能“下坐”？！可说破舌尖他们愣是不信，身份证又没在身边，只能脸皮厚厚，顶着没来由的鸠占鹊巢恶名坐下就不挪窝。席间，还因是公认的“下一代”而名不正言不顺地硬被支派了光荣的任务：多消灭一只湖蟹！
餐后，会议安排大家卡拉OK。我半个音乐细胞也没有，平日最怵唱歌，可拗不过众人，给生拉硬扯地拖了去。到点歌时，便万般无奈地点了《光阴的故事》等几首还算是听熟了的曲子。众人大异：“你怎么点的都是罗大佑和蔡琴他们的老歌？”我老老实实回答：“我只会唱罗大佑。”“哦，原来你真是六十年代的人啊！”——他们这才验明我的正身，好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