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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谭琳
本期嘉宾：
罗大佑台湾知名创作歌手、音乐家。曾创作并演唱《恋曲1980》、《恋曲1990》、《童年》、《明天会更好》、《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爱人同志》、《东方之珠》《亚细亚的孤儿》、《野百合也有春天》、《皇后大道东》、《之乎者也》、《海上花》、《是否》等国、台、粤语脍炙人口的歌曲
本期嘉宾：陈逸子 美国中文电视记者
中文巡礼主持人：谭琳
首播时间：周六、周日 22:30pm-23:00pm
重播时间：周日、周一 7:30am-08:00am
播出频道：美国中文电视73台， 63.4数字台
节目组联系：
wuzhang@sinovision.net
内容提示
罗大佑：我还没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这个年纪。你们是80后嘛，我是50后的，我到这个年纪才生了一个女儿。不是我生的，我太太生的。但是那么久才有一 个女儿，之前我都是单身，也结了一次婚。失败的婚姻，没有生孩子。现在才有下一代，产生在一个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的时候，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
谭琳：中文巡礼大家谈，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原型《时代曲》地出现至今呢，华语流行音乐已经经过了好几轮爆炸式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八十年代台湾一位巨星的诞生。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更是音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这一位“华语流行音乐的教父”，著名的音乐人罗大佑老师，我们另一位嘉宾是我们美国中文电视艺文专线的记者陈逸子，欢迎两位。罗老师，非常荣幸您能抽空来我们中文巡礼和我们观众见面。首先我想祝贺您，您在半年之前荣升为父亲了。
罗大佑：六个月十一天吧。
谭琳：天啊，记得好清楚啊。
罗大佑：因为正好是八月十五号那一天嘛，所以比较好记一点。到十五号都会总结，又过了一个月。
谭琳：那您这一次到纽约来开演唱会有没有把妻儿都带在身边。
罗大佑：会把照片什么的都带在身上。现在iphone这些东西都方便。
谭琳：她们都没有跟您来，那会不会特别想啊？
罗大佑：当然不行啦，因为小朋友太小了，才半岁。
陈逸子：太太会不会每天晒照片给你看，每天不一样的变化？
罗大佑：会会会。而且现在因为沟通很方便，有视频通话，从沟通方面就可以经过网路就可以看到她的卧房，都蛮方便的。
谭琳：这次是分开时间多长了，您来美国多久了？
罗大佑：我是2月20号从香港出发，到台北等大队，然后21号出发，23号的演出，到今天为止是分开了六天。
谭琳：有多想您的女儿啊？
罗大佑：当然很想，以前没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个问题，真糟糕。
陈逸子：那之前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很想太太。现在有女儿的话，会特别特别想女儿，是不是女儿要比太太更加有魅力，对您来说？
罗大佑：对。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女儿怎么讲，骨肉之情。骨肉之情跟手足之情是两回事。骨肉就是从你身上出来的。
谭琳：有血缘关系。
陈逸子：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现在您也有小情人了，是不是？
罗大佑：糟糕。我想这是一种绝对逃不掉的因缘的关系，而且这种姻缘的关系还会越扯越深。随着时间的关系，可能一个星期的时候，一个月大的时候，然后再到两个月的时候，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她现在六个月了，会笑了，开始会爬了。会越牵扯越深，糟糕。
谭琳：肯定是因为她的变化，您一直都在注视嘛，这种情感它也是一种爆发式的。其实我知道您在等待女儿出生的过程中，您就已经开始为她创作歌曲了，是吧？
罗大佑：其实这个创作本身不是一个特别为她写歌。是我跟她玩的时候，因为她住香港嘛。我的广东话可以，但是不是特别好。因为在香港大家都是讲粤语的，那我就用我很独特的罗氏粤语腔，在跟她沟通。因为有时候我做演出，在内地啦，有时候在台湾啦，我到处跑嘛。我怕她忘记爸爸这个人，所以我回家的时候就用音乐式的方式沟通，我用音调的方式沟通。
谭琳：比如说？
罗大佑：比如说，我就用音调的方式跟她唱歌。所以她知道一直有一个人以不是讲话的，使用唱歌的方式跟她沟通的人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就应该是她爸爸。
陈逸子：所以现在她听到您的声音就会很熟悉。
谭琳：那她会不会一听到歌就觉得是爸爸啊？
罗大佑：不会。因为那个东西是我独创的，我也可以再这个里面去发明一种，我独创出来一种儿歌。我想我可能找到一种新的创意和创作方式，一种儿歌的东西。
陈逸子：那您会不会发一张专辑，专门为您女儿写的一张儿歌的专辑呢？
罗大佑：搞不好。
谭琳：有这个计划。
罗大佑：因为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碰到的新人类嘛。2012年8月15号才出现，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陈逸子：您不是计划的吗？
罗大佑：我还没发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这个年纪。你们是80后嘛，我是50后的，我到这个年纪才生了一个女儿。不是我生的，我太太生的。但是那么久才有一个女儿，之前我都是单身。之前也结了一次婚，失败的婚姻，没有生孩子。现在才有下一代，产生在一个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的时候，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
陈逸子：您说您觉得好像起死回生的感觉。
罗大佑：对。其实我在2、30岁的时候，都已经觉得人生好像已经过了一段，已经恍如隔世的感觉。40多岁恍如隔世，50多岁又恍如隔世。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碰到网络泡沫化的时候。
谭琳：千年虫。
罗大佑：对，千年虫。大家不都觉得快世界末日了嘛。现在再来一次，啊，这个女儿，是我女儿吗？不是吧！
谭琳：您不是计划好的吗？
陈逸子：怎么还会有这么惊讶的感觉？
罗大佑：就是因为她来得，是个很大的惊喜。然后真的吗？虽然是计划好的。有时候虽然是计划好的，可是当她人来的时候。
陈逸子：我想说之前您是一个浪子不羁的一个愤怒形象，为什么会在50多岁的时候决定要在人生中迎接这个小生命呢？然后看您整个人的气场，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罗大佑：对。我觉得自己要好好想一想。当然我们是准备好做试管婴儿的，我们是准备好这样的。当她是个人的时候，这个产品是个人的时候，作品是个人的时候。以前写过很多作品嘛，但当她是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她自己会哭，自己会言行举止，会笑，饿的时候要吃奶，会哭。没这个经验，真的没这个经验。
谭琳：因为我想您可能刚刚说这些，我就想到说我们两个谈人生，我们太嫩了，没法跟罗老师谈人生。但是有一位中国的哲学家季羡林老师，他八十多岁的时候，写了《季羡林谈人生》一本书。他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这些凡人，生出来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能力的。我们是糊里糊涂出生，糊里糊涂长大。
罗大佑：我们是被生出来，所以他们说We were born to this world。
谭琳：所以感觉是。您刚才说您有计划，但是生出来您又接受不了。是不是也是感觉糊里糊涂的就做了这个一生当中非常大的决定？
罗大佑：可能是因为她来得迟。我单身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蛮长的时间了。他不像是20多岁的年轻人，也不像是30多岁的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年龄，你接受她可能自然一点。罗大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这个状态已经是很久了，写歌一向是我创作。写完一首歌，大家传唱它的时候，觉得活生生，也算是一种生命吧。大家传唱这首歌，或者是我在唱这首歌，我也觉得这首歌是一种生命力的感觉。我接受这样一种创作的状态，这种传唱的感觉，已经蛮久了。但是这次是个人，这种触电的感觉让我觉得：啊，天哪！现在终于接受了。
谭琳：其实之前我有看过您的演唱会的录影带，在网络上看的。
罗大佑：是这次吗？
谭琳：应该是去年在香港的一个演唱会，里面您唱了这个《恋曲2100家》，里面我特别感动就是中间有一段写得“给我些温暖的体谅，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颗不变的心”。这一段是很多小女孩一起合唱，您在弹钢琴。当时您在设想的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您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罗大佑：其实家一直是中国人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单位。我对家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现在我觉得，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第三章唱片就叫《家》，1984年。那应该是我29岁的时候，我出了一张唱片就叫《家》。里面有两首歌，《家Ⅰ》和《家Ⅱ》。现在这首歌《2100家》出版的时候，我对家有另外一种定义。家是人类最小的单位里面拥有最多的爱，这种单位就叫家。
陈逸子：三个人。
罗大佑：对。你可能有两个人。你觉得这个爱是饱和的，人不必太多。这些人都互相关怀、互相支持。
谭琳：为什么是“2100家”而不是“2010家”？
罗大佑：二十一世纪嘛。来到二十一世纪，人对于家的感觉应该有另外一个定义。因为我们收到太多的科技的冲击，人类需要大量的电子的设备，我们都到太多的数码东西的影响。人现在让这种电波、脑波、wifi这种对脑神经有什么记忆上的损害，现在还不知道。陈逸子：人际关系变淡漠了，到二十一世纪。
罗大佑：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科学还没办法证明对我们脑袋有什么害处，现在只是测不出来而已。
谭琳：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聊。
谭琳:中文巡礼，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我们著名音乐人罗大佑老师。另一位嘉宾是我们美国中文电视艺文专线的记者陈逸子。在前半部分我们也聊了聊罗老师最近是刚刚有了女儿，也有了不一样的心境了。那其实我也知道您这次来美国啊其实应该说您生命当中来美国很多次中的一次了，因为您原来还住在过纽约对吧？
罗大佑：对，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在当时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人敢去。是85年到87年，那时候住在Alphabet City。
陈逸子：很多艺术家住在那边，之前。
罗大佑：对，那一带。我跟几个澳洲人住在一起，在7th Street，Avenue B和Avenue C中间。那时候吴宇森他们过来拍戏嘛，然后找苏立，我那个朋友。然后苏立开会，吴宇森在Chinatown看朋友。我说要（他朋友把吴宇森）送过来。他朋友跟他讲说，“啊？你朋友住那边啊，我们平常开车都不会经过那边的。”来了以后我和他们讲，放心放心，我们会还你一个全尸的。那个时候是蛮那个的，那时候85年，涂鸦是满街都是。
陈逸子：对，Tompkins Park不就在那边吗。
罗大佑：对对对，Tompkins Park，我们就在那边散步。
陈逸子：那个地方好像有很多运动也都在那边，反对啊。
罗大佑：后来就变得很时尚，后来就变得跟soho一样了。
陈逸子：就是现在是East Village那边，跟East Village融合在一起。
罗大佑：对对对
谭琳：当时是不是因为纽约太乱了，所以选择又回香港了呀？
罗大佑：可是就是喜欢那个乱的感觉。我记得第一天我搬到那个7th Street的时候，我开个车从Grand Street搬过来，车停在楼下，然后我把东西搬到楼上去，我住在2楼。然后正整理行李的时候，窗子上面突然“哆哆哆”的响，为什么呢。然后开窗子，因为我们那个是个7层楼的房子，然后楼下有人：“把你的车移一下。”我就觉得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住在几楼哪个房间的？他就用石头丢我的窗户嘛，因为一到时间，11点钟你就要把车子搬到对面去，他好意的，他知道我是他的邻居，他住4楼嘛。我就吓一跳，这个地方怎么卧龙藏虎，丛林一样，每只鸟住在第几层他们都知道的。
谭琳：都摸清楚了，你进来的时候就把你背景摸清楚了。
陈逸子：当时住在那边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很乱的抢劫什么的？
罗大佑：我碰过我碰过，我当街就看过黑人把打电话的人脖子缠住要钱。太多了这种东西。
谭琳：那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纽约？因为其实做艺术，而且对于中国当时那种大环境，美国是很有吸引力的么，尤其是纽约啊。
陈逸子：自由。
罗大佑：对。我来的时候是85年吧，我那时候都已经31岁了，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一边考医生执照，都给考过一半了。我基础医学没考过，临床医学考过了，我本来是想当医生的。
谭琳：在美国当医生？
罗大佑：对对对
谭琳：那您发啦！
陈逸子：想考医学博士当时。
谭琳：当然当时肯定不如现在了。
罗大佑：我还是比较喜欢音乐，香港的朋友还是比较多一些的。我来的慢了一些，其实要到纽约来，我二十多岁就应该来，真的要早一点。怎么讲，香港的朋友还是多一点。
谭琳：中国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小的时候到国外来可能更容易融入一些。大了反而会觉得这个社会有点和我们格格不入了。其实您看，您的歌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其实照我和逸子来看是影响了几代人，因为我们是80后，就您发歌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
陈逸子：我们父母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您的歌一路成长起来的。
谭琳：对，而且您看您那个时候的歌，歌词写得那么深刻，很多人都把您当做是英雄一样的人物，因为您针砭时弊么，而且有很多人也那么说过啊，就是听了您的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包括您当时写的很多歌，即使拿到今天也一样是很受感染。我记得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的是《亚细亚的孤儿》。对，我还专门把它的歌词今天又找出来今天又重新看了一遍，我是觉得这个歌词你看：“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孔距，没有谁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其实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看这个歌词是一番含义，你现在再来看，把它放到中国一个大环境。当然那个时候你可能写的是台湾，但是你把它拿到现在，今时今日，你依然觉得你深受感触。而且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高晓松，因为他之前有一个节目，他有谈到华语乐坛，然后他对您的评价特别特别高，他说您是一个超级预言家。在您歌里些的很多东西今天都实现了。
罗大佑：没有没有，不能这样讲。其实做创作是一种，它不能讲是一种凭空想象，不过你基本上是在体验自己的人生，也在感受一些可能比你受难更多的人的一种可能会有的体验。
陈逸子：所以您的创作是一种出于您内心的一种善意和良心对不对？
罗大佑：那必须得有，必须得有，我相信一个创作人他即使没有经过那么不好的环境，他即使没有亲自受苦受难，可是他得真的去想象那些受苦受难人的那种环境。即使我们没有在非洲挨饿，或者饿死或者受寒受冻，可是我们真的得去体谅那些最不幸的人的那些苦难。
谭琳：就是你能够感同身受，当您想到的时候。
罗大佑：我们必须要，因为哪一天我们会变成那样子我们不知道。
陈逸子：所以您写《明天会更好》，对不对？
罗大佑：对对，因为人，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很确定的，我们哪一天都会在那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这是很确定的。那去那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之前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弱。我们不会直接就上去或者被埋下去，所以在上去和下去之前呢，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弱一点，要么是坐轮椅，要么是躺床上，要么就是需要人家照顾。你都会有一段时间是你比较弱的，那段时间呢你就是需要人家帮忙了。我觉得什么叫老，老的定义不是说什么什么长胡子啊，什么头发变白啊，什么皱纹；老的定义对我来讲是造成别人负担，就是老。造成别人负担叫做老，你看那个人好老，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已经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堪入目。我上次看他都没有这么老，这次看他怎么这么老，意思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让人家担心你是不是这么老，你懂我的意思。
谭琳：明白。
罗大佑：就是老给人家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为什么把自己弄的年轻一点，就是（年轻）是每个人的义务。
陈逸子：所以您还是带着鸭舌帽，看上去像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
罗大佑：当然也不要把自己扮的那么年轻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变弱变老的可能，所以你去帮别人是应该的，因为你帮别人如果变成习惯的话，你就会有一天是帮着自己。因为这是一种人的通性嘛。所以我们写歌的时候就是要找到一种人的共性，就把人的同情心，这个共同性找出来。我觉得只是写歌的人，或者说做共同事业的人必须要有的一种心理，像写童年我觉得他虽然不是在讲这个事情。童年这首歌他多多少少讲到每个人成长的一些背景，它会引起一些微笑，甚至早期在童年这首歌它引起一些朋友眼泪里一些笑意的感觉。
陈逸子：那您写《鹿港小镇》的话，是不是其中也是包含着对这些社会中人的一些同情呢？
罗大佑：对，其实那时候你看到，就是说新的楼盖起来了，可是旧楼拆掉了，可是那些旧楼后来变成古迹会更珍贵啊，新楼永远会有的嘛。原来看到那么了不起的10层楼，现在20层楼30层楼。
谭琳：我之前没有听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点想不通，我说一个学医学的，为什么会最后去玩摇滚了，做音乐了。刚听您这么说我发现了它有一个共同点，因为医生他是实质性的救死扶伤；您作为这个歌曲的创作者，您是心灵上的救死扶伤，给人以力量、启迪。这里呢我要说一个，不但是做音乐的人受你的启发，年轻人受你的启发，包括我们中国的一大批名嘴都说是您的粉丝。像什么崔永元啊白岩松啊，全都是你的粉丝。那白岩松是你的歌迷，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的追星方式不是去关心他的夫人是谁。”他说他是您的歌迷，他追您，“而是着迷于他的思想痕迹。在我心中罗大佑是一个人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摇滚的，哲学的，理性的；另一个呢是伤感的，脆弱的，柔情的。”
陈逸子：您觉得他了解你么？觉得他说的对吗？
罗大佑：应该算是对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就像会从医院里面再跑到录音室里面，这两个很极端的。因为医院大家知道是很多人，很多护士，很多穿白袍的人。录音室里面是一个完全孤单的一个地方，录音室里面甚至你唱歌的时候你要把灯关的很暗，你才能真正找到那种很寂寞的，一个人在那边才能录音，才能把那种所谓的最孤单的声音唱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是很极端的，我其实是个蛮矛盾的人，我相信做音乐或者做创作，任何一个需要把心里面最深处那种人性的感觉挖出来的人，都是很孤单的，都是很寂寞的。我来以前19号，我才跟林夕聊天，我说：“哎，林夕你今天又几点睡觉。”11点钟才睡觉，他也是日夜颠倒，林夕也是写了3000多首歌词这样的了，而且他的歌词，应该说是真正很红很红的歌不下数百首嘛。他不能说这句话该怎么写怎么写，没有人能去帮忙他的。
陈逸子：很孤单啊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做。
罗大佑：而且上床我们的脑袋也不能像电脑一样重新启动或是会关掉的嘛，不能休眠的嘛。
谭琳：还在不停的思考。
罗大佑：所以我们这些人真正失眠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像陈辉阳，我们最近一起在做一个杜琪峰的戏嘛，陈辉阳，林夕，我们最近三个人总是：“哎你最近吃了什么失眠的药。”就是这样子的。
陈逸子：那您女儿出生之后您心里的的这两个矛盾体有没有稍微平和一些呢？
罗大佑：有有有，好问题。
陈逸子：那对您的创作有没有一些转移？
罗大佑：她让我真的很开心，因为这个开心真的是，这种开心就像，怎么讲，她现在笑是这样的，四肢晃动的很好笑。小朋友的笑它真的是没有为什么而笑，不像我们看到一个支票进来了笑。我们的笑是很分场合的，条件很多。我们的笑声有很多理由，小朋友的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看到你的笑他就笑，那些东西我想会激发我的一些新的创作灵感，应该会的。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感动，会让我很多事情改变的，我想在这个年纪会有一些这样的改变是一种幸福。
谭琳：罗老师，您看您原来的作品很多都是针砭时弊，家国情怀，您现在是不是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啊？比如说现在的钓鱼岛问题您有没有关注啊？
罗大佑：我当然关心咯。像那个时候在写家国、社会关怀、政治关怀、人文关怀的时候，罗大佑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嘛，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问题蛮多的。像最近钓鱼岛的问题，我觉得，又来了，又搞这些事情。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岛主怎么一直没出现啊？
陈逸子：让我们从他手上买过来。
罗大佑：买方卖方，这个卖方怎么一直没出现。买方一直在讲很多事情，卖方怎么一直没出现，太有趣了。
谭琳：那您以后会不会说目前这些时事啊，比如说，之前那么多灾难，现在又有那么多政治问题要解决。您会不会依然以这些作为你创作的背景啊？
罗大佑：它都会是题材之一，但我更关心的是后面人性的东西。比如说人性的贪婪，人性的这种好斗，不顾大局的和平，去恶意的挑起争端。大家经过超过半个世纪，好不容易找到和平。大局的和平如果不顾的话，很多事情真的是会越搞越糟。我们就看看伊拉克战争就知道了嘛。一个伊拉克战争以后，布什把整个美国的国力经济，受到全世界多少国家的敌视。他搞砸了多少事情。因为钓鱼岛这个事情，擦枪走火，出了什么事情。你要知道这种恶意的挑衅本身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损伤和坏处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坏，更注重他后面恶意的这种心灵。日本人处心积虑去买，他怎么会挑9月11号去做这个事情呢？
谭琳：它是故意的，真缺德。
罗大佑：这个本身说明了很多事情。
谭琳：您在美国这段时间，艺术圈也发生了大事，华人李安奥斯卡又拿奖了。您看了没，关注了没？
罗大佑：太开心了。那天正好没有时间看，我那天正好有事情，跟几个曼哈顿这边的老朋友正在聊天，正在喝酒，谈一些事情。很开心。李安当时我们过来的时候，85年、86年过来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都在写剧本，都在整理剧本。我们都在East Village那边，几个室外的咖啡店聊天。每次碰到他都在写剧本，每次碰到他都在整理剧本。她那个时候应该住在纽约上州，首都叫什么。
陈逸子：Albany。
罗大佑：对。就开车下来，老婆在养他。
谭琳：他那个时候很沮丧吧？
陈逸子：他状态是什么样，您当时认识他的时候？
罗大佑：我觉得一个导演都是在整理剧本的时候，情况不太好吧。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一定是要坚持，熬过那段时间，才有最大的勇气、最大的能量去把所有人带出来。太替他开心了嘛。每次他得奖的时候，他的题材是那么的不同。他从《断背山》、《卧虎藏龙》到这次《少年派》，他题材是那么的不同。表示你能够熬过那么多不同的，那么多长的时间。他可以展现的事情是那么多的事情。太替他开心了，真的。
谭琳：都是一种沉淀，您和他都是一种人生啊、艺术的积淀，岁月的积淀。艺术上的成就。
谭琳：谢谢罗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