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滚石音乐杂志之黄舒骏篇

黄舒骏：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港星是前几年的一个热潮，接下来我们就可能要接受日本人，日本的艺人、日本的媒体。我觉得台湾自己没有一种警觉：自己变成别人寄予的一个市场，而不是说这个地方真正有价值可发展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具有这样的市场规模，却没有谋略。我没有听到过唱片界在研究，比如说不要太久吧，未来三年、未来五年？除我听过你在做“十年的思考”之外，我真的没有听过唱片界的人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事实上我也问不到：“你觉得明年会产生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明年会产生什么样的ARTIST？那为什么？”
张培仁：这是我的专业。
（张培仁、黄舒骏大笑）
张培仁：这是我的专业。
黄舒骏：我就是只有听过你在做这个事情，我从严没有听过唱片界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在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啊，我常常觉得讲，即使你买牛肉面，你也得研究一下牛肉面怎么样做好吃。那为什么台湾唱片界是买音乐的，却没有人研究音乐怎么样可以买得更好？
张培仁：痛苦就在这里。因为大部分人都根本不知道音乐到底是什么。
黄舒骏：那真的是我们的耳朵有问题。
张培仁：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音乐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讲，象我在做音乐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以前在滚石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研究发展部门，专门搜集音乐界生活情报的东西。然后尝试在整个公司里去让所有的制作人和创作者在一起交谈，去了解在明年的时候整个社会将会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我没有要求每个人去八一样的东西，可是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里，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事，不要每个人做的东西南北有很大的差别。想象力可以跳跃，可是我们的本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事情在日本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这次“唐朝”去福冈演出，邀请的单位叫做“日本设计家协会”，这个协会每年都有一个定期性的大会，这个定期性的大会把日本所有知名的设计师集合在一起，所有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定好了一个主题，今年他们的主题是“亚洲新文化”。泛亚洲的，超过日本本土以外的。这个跟日本的政府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日本竭力想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发言，以亚洲的、至少是东亚的某一个程度的领袖来自居。它并不是一个政府的谋略而已，它这样八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脉动，设计师们就再去研究所谓的亚洲的新浪潮它的颜色是什么、它的文化羽翼是什么、它在服装上会产生什么、它在音乐上会变成什么东西。所有的设计师在一个共通的概念上去用各自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创造整个时代的新脉动。它是靠一群有才智的、对艺术敏感的、了解文化的、对未来对社会清晰认识的有人文科学训练的人去创造出来整个社会可以在一起的脉动。它是社会的进步，流行最高级的，我觉得就是做到这个程度。它虽然流行是创造的，它有设计的成分在，可它的设计是跟着整个世界在走的，它没有办法象美国一样非常自由地去选择文化，比如说今天是***，去年是RAP，去年是***（DEMIAN注：抱歉各位，我对欧美音乐陌生至极，英语又烂，实在无法听出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或如何拼写），它是跟随着所有人自由的做音乐，然后社会到了哪里就哪里。日本不是这样，可是它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创造了整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跟着世界在往前走。象台湾实在是一群……（黄舒骏笑）说“下三滥”有点严重，也就是一群完全没有认知的“民工”吧。大陆说“民工”，就是那种乡下工人的作业方法去创造。我们生活在文化里，文化在什么地方？
黄舒骏：当一个环境的乱数太多的话，你就很难精确地删选出比如各行各业应该去的人、应该做这些事的人，或者同样做这些事情的人它有品质的高下。因为乱数太多就很难区别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好的企划跟一个不好的企划在台湾怎么样去判定？比如说一个勤劳的企划是不是个好的企划？一个懒惰的企划问题是他是一个天才横溢的人，他可能“嘣”一个想法，可以创造在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奇迹。一个每天很认真跟ARTIST沟通，可是他自己不创造的这个企划是不是好的？诸如此类，就是我们……
张培仁：没有公正的评价标准。
黄舒骏：而且我们这样做，随便乱做一个人，也有到达三、四十万的数字，很认真做的人也许只做了几万张。看这个企划的指标是用销售量呢？品质呢？还是个人工作态度？还是创造力？我觉得没有。这变成说，什么样的人只要他想做企划，他主可以来做这件事情。这几年来我在唱片的工作中除了做音乐之外，每次比如说要做造型啊、做头发啊，台湾都有个标准程序，说你要去请一个头发师、你要去买一件衣服。那我有一个比较熟的发型设计师，他就跟我讲，他很感慨的说：“我最近真的是不行了。”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他说：“头发剪了十几年，可是我现在看到那些唱片公司带了艺人来剪头发的那个企划啊，我问他们，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啊，那个头发要怎么怎么剪，讲得很好。我就很畏慎地问他们企划做几年？‘半年！’”他做半年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讲你这个头发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对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这么主观的去做，去讲，学习一种姿态。
张培仁：我觉得这就是僧多粥少下产生的自大狂现象。任何人都以为自己很利害，这就是坐井观天的井蛙心态，夜郎自大。对不起，我们不能再说了，我们来听一下音乐，让我们来听黄舒骏的《你让我心生音乐》。
（《你让我心生音乐》）
张培仁：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滚石音乐杂志”，我是张培仁。今天还是在这里和黄舒骏谈一下他的、我们在一起听他的唱片，可是我们谈的主题其实都没有谈到他当时的创作状态，（黄舒骏笑）我们今天比较多的谈的是台湾的文化乱象，这可能也是台湾社会乱象的一种呈现的模式。文化这种东西，它都反应在比如音乐、电影、文学，在过去我们都只能从少数的电影和音乐里看到社会的变化，可是我们比如说从历史，历史是可以改变的，书是可以人写的，但音乐呢？当它成为一种畅销、成为一种现象的时候是不能抹灭的，因为确实这个时候人们都在听这个东西。那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人们回过来看这个时候的台湾会用什么角度来评价呢？他可能用很荒诞的角度来评价。
黄舒骏：其实我已经有心理准备，象我们念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一路念下来，其实中间也许有一二百年甚至五百年就是一笔带过，是空白。我已经有心理准备说台湾的这段时间是不是要这样子。未来的时候人在写台湾的这段时间就是：“乱！五十年！”有什么大事？“没有。”有什么东西？“没有。”就是说它没有一个……
张培仁：就是对人类的未来没有任何贡献。
黄舒骏：对，它也许是一个重整期，然后很混乱。将来记录的也许是重整前、重整后，中间的这个过程是一笔带过。我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有时候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创作也有它的幸运的年代。那创作的幸福的年代不见得是……
张培仁：人类的幸福。
黄舒骏：嗯。它也许是个痛苦的年代，或者是个大的灾难，这个会导致创作上幸福的年代，他很幸福，他有很多的素材，很多内心的挤压，让你产生伟大的创作。可是台湾的现状是其实大家都很苦闷，可是这种苦闷是细细碎碎的，是混乱的，纷杂的，但是你说也说不出什么。你说大家生活不好吗？生活又蛮好的。
张培仁：其实象你讲的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其实它呈现的所有人的都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彼此都在用不同的角度争夺有限的资源所产生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争夺，不管在文化上、经济上、在各式各样的东西上，每个人都在争夺，每个人都尝试去取得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面，没有办法一起来创造一件事情，它就造成了所有危机的来源。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本书是卡缪的《瘟疫》（DEMIAN注：大陆翻为加缪《鼠疫》），你应该看过这个书？《瘟疫》很简单，它讲这个城市是市场里叫卖出来的春天，一定需要一场瘟疫才能让人重新体会生命的价值，在后面黑死病侵袭整个城市，死了一堆人之后，整个城市变得让人觉得比较接近人的本质。它是一个市场里面叫卖出来的春天，每个人都在卖卖卖，其实人的本性就开始泯末，一个社会应该要维系的最简单的力量就不见了。比如说象先前说伟大的音乐要在苦难的时代才会诞生，然后才会被人接受和体会。因为人只有在那个时候，不见棺材不掉泪，才会体会到文化和艺术动人心魄的东西在哪里。那个是没有预见的、没有对历史有认知的人。比如说象60年代才会产生那么好的摇滚乐一样。那大陆在90年代、在今天产生摇滚乐，也有它的历史意义。它在历史上一直会重复发生，可是每一百年也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在台湾碰到的就是整个东西都在往下掉掉掉掉，然后你在这里就看到所有东西一路下去。
黄舒骏：而且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倒过来想要以人的本质去创作的人开始要怀疑自己。我现在做的到底对不对？因为我发现我现在身旁越来越多告诉我“不对”的声音。真是蛮痛心的。一路上音乐我觉得我很自然，然后我觉得我为音乐去想音乐的事情。可是现在摆在台湾这个环境的尺度上来讲，却是似乎是不合尺度的。
张培仁：我们俩其实有一样的问题。连我在做一个幕后的人，我都遭遇到这个的障碍。我们先听一下黄舒骏的《避风港》，我们现在就好像在避风港里一样。
（《避风港》）

张培仁：我虽然喜欢伟大的音乐，但我也没有说要把时代变坏的意思。
黄舒骏：（笑）那当然。
张培仁：可是能够在一个……那种人文反醒是一个民族的气质，你知道吗？
黄：对。
张：它是一个人的社会的气质，它不是一定要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一定要到混乱的时代才感觉生命呢？生命难道不能在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吗？那个是一个持恒的一种社会的态度、一种民族流传下来应该要有的民族反醒的基础。在我的工作里面，其实我进这个行业的工作，我当时进来的时候就是做企划的。我做企划的时候，最让我快乐的事情是为伟大的音乐家和伟大的作品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些音乐里面真正动人的力量。那是我对我工作的定义。当它开始转变成我必须自己要去附加很多东西到很多商品里而不是作品里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工作，那个对我是没有意义的。也许那个可以赚比较多的钱。我就觉得，比如象我现在在做大陆的产品在台湾的宣传，其实我已经尽量去抹低所谓商业化的包装的色彩。虽然我知道我在这里面加进去一些设计性浓厚的动作，它会产生比较好的销售结果。也许我知道有些动作去使它的销售量比现在更好，可是我尽量不去做它。因为我知道我一旦开始做它，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步入了整个社会的恶制循环里面。我宁愿让这个东西只买给少数的真正听音乐的人，这对我来讲是在台湾做这个事情的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傻子的行为。你可以多卖唱片你为什么不卖？你可能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物销售额你为什么不去创造？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办法采取一个比较低调的态度重新开始的机会，那你一定在那个恶制循环里面，所有的人争执不休，最后即使好的商品它都会呈现一种恶质的影响出来。那我其实象……我这个节目常常都希望针对未来的大陆的整个音乐的宏观市场、整个华人音乐的宏观市场做一些期望。那我们在讲的台湾恶制的发生，在大陆将来也极有可能会有重蹈覆辙的机会，会有很大的机会。我们不象比如在美国，你看到你一个唱片封面，为什么这个唱片封面就这么对呢？
（黄舒骏大笑）
张培仁：你没有觉得？你看平克．弗洛依德的封面跟他的音乐……
黄舒骏：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时间的累积。我相信我的唱片的封面，如果我有三年的时间来想我的唱片的封面，我一定可以从一百种甚至一千种的设计里面挑到最对的那一种。但是如果我只有三天的时间的话，我甚至从两个……
张培仁：你前面五、六年就是这个样子，都被唱片公司在后面推挤。
黄舒骏：所以我回来看我自己的东西好了，心中知道是许多的遗憾。除了音乐之外，很多的周边的配合，很多的遗憾。但是这个遗憾变成说，你没有经过这些遣憾你甚至无法出现，你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这样的一个管道才能够出现，包括你上媒体。象我最近十二月要在台湾发行新专辑，就开始有酝酿宣传动作。你说发行有很多的电视的制作单位，它们很高兴说我要上电视了。那这一方面我其实，对于唱片公司来说可能他们很得意，说我们有个ARTIST是很受电视台欢迎的。一方面我发现我自己很悲哀，我已经做了五、六年了，我还是每一个片子必须要上电视，还后要上所有该上的节目，做所有该做的游戏，然后讲那些你知道你自己根本不想讲的话。但是我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抽离这些宣传的动作，单纯的发行一张唱片？我想台湾今年已经有一个很棒的ARTIST做了这个事情，他叫林强（DEMIAN注：音译），他已经做了这个事情。我当时多么希望他成功，老实讲。就说他的做法有没有哪些缺失，可是他的动作……
张培仁：他的动作是对的，可是那个MTV导演太烂了，把他拍坏了。（黄舒骏大笑）那个案子我在做的。那个MTV拍得太烂了。
黄舒骏：我当时是多么渴望他能够成功。我觉得他一旦一成功，哇，那简直是帮我们开了一条康庄大道，让这些创作型的艺人知道我可以在完全不上电视的状况下，保持到怎样的一个销售量，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没有成功，使得这件事的发生可能还要再延后好几年。
张培仁：我以前是有鸿鹄大志，认为我经手的案子不上电视、不做宣传，唱片一样可以被接受，我有我的方案可以作业。可那次的失败让我很沮丧，主要是执行的环节疏忽太多，有很多东西出去它的品质不到那里，你没有办法。那些东西都不能代表音乐，这个时候就麻烦了，因为人们没有什么机会听到，因此你必须每一个动作都能够完整的代表音乐。那些东西出来的品质不能代表，原来期望的效果都已经失败了。整个非常沮丧。如果那次出来的话，对后面一定会有影响。
黄舒骏：一定有很大的影响。象我现在想说，我是一个电视台欢迎的ARTIST，对我来说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呢？因为我这么地排斥它，它们却在我身上找到了它们喜欢的特质。也许是说我在电视上可以多讲一些话、我放得开，或者是有些小聪明，可这些是跟我的音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为什么我在台湾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会成为这样的一个ARTIST？所以这其实自己蛮麻烦的。我还是觉得说我觉得音乐的这些人要想办法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音乐的环境。这是我刚刚讲的说，现在的唱片界变成台湾的泛演艺界一样，所有的人都被挤压到这个地方，我必须在这个音乐界中找到一个更纯净的音乐界，才能够发展做自己真正想要做音乐的部分。
张培仁：对，我们可能会在一起花多一点的时间谈这个部分。
（《你以为》）
张培仁：其实象音乐这种东西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之辛苦，其实是整个文化深度和本质的问题。像欧美，平克．弗洛伊德几年才出一张唱片？三、四年才有一张，他有非常长的时间去累积，使他们在音乐上的思维、构思上的思维到封面、美术、MTV的每一个东西，甚至演唱会时、巡回演出时的一套概念，都能用很清楚的创意传达出来。平克．弗洛伊德刚刚取消了去东京的演唱会。他本来要去东京的，我说我一定要去。可是他为什么取消？因为那个器材的费用超过了他们的演出费用，没有人能够负担，光器材的费用就要160万美金，那个东西不能负担，可是所有的器材都是在服务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它那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状况的时候，音乐有了一种呈现的时候，美术也会有一种相关状况的呈现，它是所有人的共通思维，一群人在一起共通呈现一种意念跟想法。然后这个时候你去传达你的音乐给他，他非常快速的理解你的音乐是什么，然后给了你一个封面，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对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就说为什么这些封面都对呢？那个东西是经过检查，那个音乐跟封面的套用的颜色、笔调、笔触是粗糙的是精细的，是光亮的还是阴暗的，是夸耀的还是保守的是退缩的，是民谣的还是摇滚的，是前卫的还是蓝调的？它都有那个风格有一个传承在里面，经过清楚的酝酿。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封面，我的天哪！这个企划这个想法，那个企划那个想法，你跑到美术设计他给你八个想法。大家都聪明，我承认。
黄舒骏：而且大家都很快速的拿了很多的参考资料，而不是你真正经过了讨论去发展出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DEMIANi注：磁带翻面）
张培仁：…………文化兴盛的时候，这个期间我们可能是在——西方的音乐可能比我们成熟、比我们先进二十年的程度，我们是在对抗人家二十年积累的成果，它有全世界的音乐市场，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要跟西方人站在同样一个位阶上面去彼此看待。你知道那是多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现在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为什么在做魔岩这个公司的时候，它当然是赔钱的！然后赔很多钱去做，是因为你去对抗人家整个西方二十年累积的全世界的市场跟传统，跟它到你这里来用轻易的方法可以赚那么一点钱。
黄舒骏：而且这个五大唱片公司，我现在真的是对所有的国际唱片公司真的是这个梦已经破灭了。我原先以为它会把我们整个的触角伸展，但发现真的是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说你对于五大唱片公司、总公司来讲，台湾任何一个ARTIST就是一个编号跟一个销售数字。它不需要了解、也不要了解，根本没有兴趣说你这个ARTIST是唱这类歌曲的、你那个ARTIST是唱那类歌曲的，他是个有价值的是、值得培养的什么。它完全是没有兴趣的。包括它在台湾培训的，台湾人的这些经理人们也是这样看自己的ARTIST，通通是编号，通通是销售数字。五大唱片公司来了后，更加速了台湾现在唱片界在文化的……
张培仁：这个东西的萎缩。
黄舒骏：严重萎缩！
张培仁：我们现在听一下黄舒骏《我是谁》专辑中的《离开》，我觉得每一首歌都跟我们讲的话有意义。
（《离开》）
张培仁：时光飞逝，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段。我刚刚在跟黄舒骏讲今天我们这个交谈，平常我们不太容易这样激动，今天简直是已经暴跳如雷了。（黄舒骏笑）可是今天这个交谈，的确让我在检视我的工作时有更清淅的认知。在过去我做的时候，我凭借的大概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感情、我对文化的感情、我对音乐的感情、我对它有一个期望，它带着很强的虚幻跟梦幻的特质在做它。好像大家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派，大家觉得太理想主义了。可是我其实确定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的真实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是我很大的收获。一直到这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东西，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朋友能够很深切理解我们到底在说的是什么。今天听这个节目的人，你将来极有可能会走进这个行业，你可能会因为喜欢音乐而走进来，你千万要建立典范。如果你只是想要做我们刚才说的不当的行为，去别的行业，你绝对可以赚比较多的钱。文化这个东西，在这个时期，我们只有这个时候，在十年、二十年还有一点机会可以去做出一点东西来跟西方平起平坐。
黄舒骏：不过我还要再说一点。我去大陆的时候，我感觉到大陆的年轻朋友们对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可以做这么多的现在在华人地区的流行音乐，可以做这么多东西感到很惊讶，事实上是蛮佩服的。你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工业来讲，整个华人地区，台湾现在是一个重镇。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身处在这个重镇的实际的工作者，真的很良心的说出台湾现在流行音乐的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扩散到整个华人地区去了。渐渐的大家就会听到说：“噢？怎么现在来的音乐是这么回事？”尤其我现在收到的来信，我会发现我越来越喜欢收到从大陆地区的朋友的来信，我发现他们在写信给我的时候写的东西，还是相当的人性的、很人文的。他是因为感受到你的歌曲的某些意含，他写信告诉你，告诉你的感动。我可以告诉各位，在台湾现在的歌迷写信来的都是要照片的，他很少会要跟你讨论这些东西。我在五、六年前感受到的台湾的那些可爱的年青人现在真的已经不见了，可是我在大陆却找到了更多这样子的年轻朋友。
张培仁：我确定。因为我在大陆说过很多朋友对你的音乐的支持，是我亲身感受到的。他们有跟我谈，我也收到信件，去了解这一点。大陆在这个时期，因为在过去只有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是半华人，香港是英殖民地的地方，它是纯粹商业化的地方，它本来就是五大唱片公司的占区。只有台湾是稍微纯粹，可是这个纯粹性正在抹灭的时候，大陆正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只要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在将来都还会有机会。那些这样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我今天很有收获。
我也是。我觉得通过交谈真的是可以整理出自己很多本来以为是很复杂很矛盾的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讲清淅很多。刚好我们今天的歌都跟我们的谈话很接近，我们来听黄舒骏的《我是谁》，我们将来有机会跟黄舒骏在一起再来咒骂一下、希望将来不是咒骂，是来赞美一下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
（《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