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明年1月24日将于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本地第一次个人演唱会，新闻还没有见报，排版时，编辑就早早快乐向同好预告着。
当年从他的歌声、歌曲和歌词中的叛逆、喧嚣和孤高汲取文学或者次文化养分的一代人，大概都隐隐有一种等到迟来“正义”的复杂感觉。听罗大佑唱愤世嫉俗的《鹿港小镇》的那几年，通常是生命处于与全世界对抗的微妙年代，自认前卫而不屑于寻求认同的年轻岁月。
那个时候，对政治似懂非懂地听着《亚细亚的孤儿》；对爱情自以为是地听着《恋曲1980》；对生命不太珍惜地听着《将进酒》；对自己不很了解地尝试通过《现象七十二变》了解自己，或者通过《稻草人》的轻柔淡远与自己疏离。罗大佑的歌是偏心的指南针，在生命最初的摸索和心甘情愿的模糊之间，让一代人中的某些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岁月与哀愁。这是流行音乐的能耐与魅力所在。
回头看罗大佑的玩世况味，再对照今天周杰伦的含糊，仿佛又找到当年自己欣赏，或者沉迷于罗大佑歌曲时，左邻右舍对自己的摇头与不可思议的表情。同样的，周杰伦唱出的歌词与诠释的自负中有属于另一个年代该有的不被认同的风格与气魄，正如当年听鲍布·狄伦（Bob Dylan）的更早一代的人，也各自有属于自己的偏执与不被理解的快乐。这就是时代的不可取代。
周杰伦唱《东风破》的懒散与随心所欲当然也饱受“听不懂”的人批评为“难道这就是唱歌？”却其实很接近当年罗大佑被我的华文老师以表情所唾弃的那种境界。从这隔世代的对比中，我满足地感应到鲜明的时代风格。
世界在改变，但总有人不让他们生存的世界产生太大的变化，甚至努力在挽回一些什么。
看看华文教学，我的华文老师们今天摇着头说，当年也是这么教我们的，既没有新意也不必创意，为什么华文的传承到今天必须这么困难？我想这不应该是教学方法的问题，也不应该是教师的完全责任，而是时代改变了学生接受与接收信息的方式、心态和想法。
正如当年我们对父母手上的藤条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尊敬与畏惧，虽然百般不愿意却仍屈服在威吓之下。现在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藤条明显是落伍且不人道的具体图腾。要改变的是藤条吗？
问题当然不在藤条本身，而是对象不同了；必须认清的正是“对象不同”这一个事实，再喂以准确的养分。当年听的歌至今还是那么触动心弦，却也还是同样无法得到另一些人的认同，问题不在歌曲本身。
教导华文因此必须随对象生存时代和品味的改变，做出摆脱本质的调整。看广告好了，广告是最必须配合顾客想法与接受度而“随波逐流”的产品，如果能以制作广告的心思与心态处理华文教学的细致棘手问题，相信很能改变华文的老旧形象，进而产生意想不到的贴切效果。
不论是从罗大佑到周杰伦，还是从余光中到几米，喜欢其实可以跨越年代，也可以停滞不前，关键在于对象的处理，而不是产品。
听罗大佑的歌大概无法让人悟出深奥的道理，但那不关罗大佑的事。
(联合早报 2003.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