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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华裔诗人郑愁予的无常观

[新华网]华裔诗人郑愁予的无常观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1/24/content_5646069.htm

华裔诗人郑愁予的无常观
2007年1月24日 新华网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郑愁予教授写于1954年的《错误》,传颂逾半世纪,成为中国现代诗的经典名句,历年来被海内外收入教科书与参考书。此诗写的是大时代战争年月,小城中路过的归人与闺中人等待的情怀,寓意深刻。

现年74岁的旅美名诗人郑愁予教授为美国耶鲁大学终身驻校诗人及荣休教授,同时在美国、香港和海峡两岸讲学。郑愁予教授创作逾半世纪,誉满文坛,对现代诗有深广影响。他大半生在校园度过,亦因担任某全球环保组织代表,曾旅行东西方多个国家地区。

郑教授去年年初至年底应邀访港,在香港大学讲学,任名誉教授,因此笔者有幸与之畅谈城市、文学、人生。郑愁予教授说他正在思考有关香港文化的问题。他访港讲学大半年,也以香港为题材创作了数十首诗,将于今年夏秋结集出版。诗集拟名为《沙湾幽径长》,收录郑愁予教授最新诗集约四十首,其中二三十首是以香港为题材而写。

诗集命名与郑教授在港居住的沙湾径有关。位于香港岛薄扶林区的沙湾径,背山面海。“大街是消耗能源、消耗精神的感觉;而宁静是一种深度,是精神存在的境界。”他说。

郑愁予教授曾说他的创作是受中国传统的任侠精神和人生的“无常观”影响。这种无常观隐现绵延于其半世纪以来的诗作中。

一般说“无常”可能以为是消极情绪,但郑愁予教授解释:“正因感悟人生无常,而衍生悲悯心和任侠情怀。”由此说来“无常”倒是导人积极的缘由。郑教授说,无常观是一种宇宙观,了解无常,而后自会产生悲悯心,有若高僧超脱;反之,若贪求无度的人生只会愈来愈痛苦、可怜。正因有无常观,就会努力工作,发达后就应出钱出力回馈社会。

郑愁予教授是性情中人,深具知识分子襟怀,他曾于2003年赋诗相赠台湾著名作曲家、歌手罗大佑,事缘罗大佑因不满美国特使访台时建议台湾应派兵赴伊拉克助战,愤而在演唱会中怒撕自己的美国护照。这种保护民族尊严的良知与正义感,郑愁予深为欣赏,因而赋长诗相赠,题为《你的真爱,来自生就的台湾良心》。

“诗是媒介物,可以联系感情。我们21世纪的城市人也可以像古人即兴写诗给朋友,抒发情怀,表达对他人的欣赏和敬重,也为自我寻出人生观的定位。承传古人的丰富文化遗产,发自内心的创作,真挚的情思,才会有共鸣。这样的诗才有生命。”(林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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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博客

 

郑愁予

 

By [ 许知远 ]  2006-5-3 1:05:35

下午四点半,在亚洲研究中心,听郑愁予讲演读诗。

73岁的老先生,不像是个诗人,像是口才不好的老教授。身材不高,面色微黑,西装整齐,一条红色领带,讲起话了是有点河北味道的普通话,一点台湾腔都没有。

讲演的主题是诗歌中的政治关切的切入。

他讲到了四十年代末的北平,一个15岁的少年开始学写新诗,一心要作一个人道主义者。那一代青年都左倾。然后,他到了台湾,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蓝色还是红色,是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创作激情与内心痛苦的共同根源。他对于党派没有兴趣,对于中国的朴素情感支持着他。

他读了年轻时纪念孙中山所写的诗,他说至今读起来,他仍会落泪。其中几句,抄录如下:

然而 让我们想到

耳语像春风一样自江南绿过来

古老的大地在青年人的走告中复生

在海外

南洋诸岛被‘演说’一个个拍醒

在檀香山 日本 在新旧大陆

在无论哪里

凡是有拖着小辫子的那个艰苦民族

沉默而无希望地工作着的地方

边传布着您的名字

那么 乡亲啊 还等着什么呢

自银行中提出点滴苦守的款子吧

而且 变卖异乡的虚业吧 折价再折价

活像一群染上嗜好的败家子

当三月桃花如霞 十月枫似火

燃烧的江南正如檄文在火化着

而首先祝告天地和先人的 该是

‘祖国啊,祖国!终于去革命了!’

晚上,吃了咸蛋、叉烧,在太平山顶散了步,被淋了雨之后,在宿舍里读Russell Jacoby的Picture Imperfect.在UCLA教课时,他问班里那些阳光灿烂的年轻人,你们的Utopia的理想是是什么?答案令他不无惊奇,因为它们都是如此的健康而值得赞美,他要设立环球的健康系统,人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医生;生态汽车;等等等等,其中最雄心勃勃的不过是一个全面的福利国家。

我们的年轻人正在失去想象力吗?在书的开头,他提到了Lewis Mumford在1922年的话“Our most important task at the present moment is to build castles in the sky”,40年之后,他都奇怪自己为何作为如此大胆的语言,这位20世纪首屈一指的城市专家(也被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头其实应该给刚刚离开的JK·Galbraith))说“I was still living in the hopeful spirit of an earlier age”, he had been writing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great 19 century, with its fund of buyoant idealism and robust social enterprise.'

我不得不承认,生活在我们这一时代的年轻人,正变得琐碎化、单唯化,我们欢呼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雄GOOGLE brothers,更多拥有的是程度上的想象力(更多的信息放在一起),工具上的想象力,而非价值上的想象力。

 

源文档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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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这种不分蓝绿白里透红的特征,就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吧

然后

诗人这个称谓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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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愁予、王蒙 曾經放逐 所以寬廣

【聯合報╱記者李承宇/台北報導】
2009.03.09


都曾有被放逐經驗的大陸作家王蒙(左)與台灣詩人鄭愁予(右),都認為政治不可能為文學服務。
記者高智洋/攝影

台灣詩人鄭愁予與大陸作家王蒙,兩位相交卅載的文人,各有一場「放逐」的人生際遇,也都因此開拓了生命的視野。鄭愁予獲頒元智大學桂冠文學家獎,主辦單位昨天特別邀請老友王蒙來台與他對談。

鄭愁予的詩享譽華文世界,「我達達的馬蹄聲是美麗的錯誤」、「這土地我一方來,將八方離去」更是膾炙人口的詩句;王蒙形容他「瀟灑、寧靜、超然,但內心火熱」。鄭愁予幼年時隨軍人父親在大陸輾轉遷徙,後來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而被吊銷護照、有家歸不得。他形容家鄉「是可以帶著走的」,詩句中的文化歷史情懷,其實早已存在心中。

王蒙以小說聞名,當過大陸文化部長,也被提名過諾貝爾文學獎。他曾為了躲避政治紛擾而「自我放逐」到新疆十幾年。他認為在新疆的艱困生活,「讓長久生活在北京的我不這麼嬌嫩」。

新疆的惡劣環境讓他瞭解什麼是「生存的挑戰」,他覺得這讓日後的人生更堅強、寬廣。鄭愁予也觀察到王蒙的開闊胸襟,「他筆下的人物都充滿高度包容」。

兩位好友都在北京念過中學。當鄭愁予回憶當時如何從教會學校爬棗樹翻牆去參加示威遊行,王蒙則笑說「自己很羞愧」,因為唯一的翻牆經驗是為了去看棒球賽,「腳還因此受傷」。不過王蒙的批判性格也很鮮明,一九五六年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描寫一個年輕人對官僚組織的不滿,引起轟動,王蒙還因此被畫為右派。

鄭愁予和王蒙都懷疑「政治能為文學服務」的說法,王蒙認為個人的才能才是寫出好作品的關鍵;鄭愁予則說,「政府」必須支持弱勢的文化,但是「政治」不該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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