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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听罗大佑，我们为什么怀念过去？
三联生活周刊 2022-05-28
5月27日星期五，罗大佑在星空与草坪的背景下，开了一场名为“童年”的线上演唱会，在2个多小时的直播中，千万人重温了记忆中的歌谣。
文｜黑麦
晚上8点，罗大佑安静地在草坪上弹奏了一首《滚滚红尘》，演出正式开始。唱过了《野百合也有春天》，又唱了《追梦人》，老罗才跟观众打招呼：“我一直在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和大家见面，希望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大家再唱唱，聊聊。” 他没有像以往的演唱会那样讲很多话，他的语言变得精炼，或许因为临近古稀之年，他似乎对过去充满了怀念，于是，拿着手机的我们，就听到了《爱的箴言》《恋曲1990》《光阴的故事》《童年》等经典的歌曲。
在此前的预告片上，罗大佑坦言上一次在大陆开演唱会，是两年前的事了。那也是我第二次采访罗大佑的时间。第一次采访他，是在2017年的初冬，老罗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和往来的记者们谈论着跨年演出，那时他刚刚做了父亲，又发布了《家3》的专辑，言语中多了一点温存的东西。此后的两年中，每当我想起罗大佑，就会想起他的一句歌词：早已忘情的世界，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第二次见面是在上海，老罗看起来精神了许多，或许是连续十几个月的演出让他重拾能量。他属于舞台，拿着吉他的他，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那次采访，我们从贸易战聊到台湾的年轻人；从布鲁斯说到免费的时代，他又变得喋喋不休。第一次采访时，我写他像一个时代的骑士，他骑累了，下了马。第二次见面，我突然感到这个骑士，好像又回到了马上。
如果你想了解罗大佑，就不妨从1973年的《歌》听到2021年的《只要是爱》，因为他一生的故事大多都写在了歌里。
几年前，一部台剧《光阴的故事》上映，描写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发生在台湾眷村里的故事，几个家庭，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导演觉得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最能概括这个变迁，于是，观众们时常听到一个男人低声吟唱着：“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罗大佑的青春，便是在这个年月开始的。1974年，作为医学院的学生，罗大佑已经为卫道中学学长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做了些曲子，那时的他还没开始商业创作，改编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在今天听起来青涩却也放松。《歌》是他的第一个正式作品，他把徐志摩的诗写成了歌，这首歌1977年成为电影《闪亮的日子》中的插曲。歌曲一开始就唱道：“当我死去的时候亲爱的，你别为我唱悲伤的歌，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也无需浓荫的柏树，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淋着雨也沾着露珠⋯⋯”第一首歌，唱的便是死亡，而这如同挽歌的声音，似乎也助推了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悲情创作。
电影讲的是一帮热爱欧美音乐的人，故事就像幼儿版《牯岭街》的前一半，彼时的张艾嘉和刘文正正值青葱岁月，刘文正在天主教的徐汇中学，张艾嘉在国际圣心女中，刘文正是中学的“正午合唱团”成员，他们常常结伴去百乐门跳舞，刘文正后来在自传《怀念我那闪亮的日子》中回忆：那些日子让人彻夜不眠。
在大学学医期间，罗大佑恋爱了，对象是护理系的女生夏志仁，他把几年的恋爱写成了《光阴的故事》，却把这段岁月以及创作了五年的《童年》最终交给另一个女人——张艾嘉。不过，他终究没有明白什么是爱情，却在给邓丽君的《爱的箴言》中依稀懂得，“我如何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而将自己给了你”。
整个70年代中期，罗大佑都在写着漂亮的情歌，《痴痴地等》《风儿你在轻轻地吹》是校园民谣一般的浪漫，他描写黄昏、日落西山时的点点霓虹灯，也偶尔海誓山盟付诸睡梦中，那是他文艺气息最旺盛的一段时间，不过这些浪漫很快随着他的成年，随着他走出校园、看到社会，随着他参与当年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随风而逝。风儿你在轻轻的吹
很长一段时间，《之乎者也》都是一张符号式的专辑，罗大佑用一种如同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摇滚方式，对台湾的校园民谣进行了一番洗礼，在这场如同革命的音乐气息中，台湾的民众似乎在那种调子里找到了一种与现实压抑的契合点。
人们开始试图记住他的旋律和歌词，试图效仿他的方式抗争，也开始有人把他当成英雄或是一面旗帜。随后，很多人在《亚细亚孤儿》中的儿童合唱团、军用鼓和送葬唢呐的交替声中听到了一种愤慨和戏谑，也在《吾乡印象》里的胡琴、月琴、把乌等传统乐器中听到了一股对大陆的情怀。而此时，他的音乐已经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隐喻。
那时大陆的私人录音机里偶尔会播出几首罗大佑的作品，他的音乐如同一个气旋，徘徊在那个尘封已久的海峡之间。在离开台北的1985年前，罗大佑还出版了几张专辑，其中包括《青春舞曲》和《家》。《青春舞曲》是一张现场录音，也是罗大佑“黑色时期”最后的纪念品。在中华体育馆的舞台上，罗大佑面对成千上万骚动的歌迷，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巨大的压力是他无法只身负荷的。当人潮散去，他看着空荡荡的舞台，“有种被击败的感觉”。他不知道把自己当着千万人的面掏干之后，还能剩下什么来面对自己。他说：“我确实是演唱会中最孤独的那个人。”
1985年，罗大佑离开了那个名叫台北的家，按他的话说：“就是有人看我不爽啊，所以我决定让我们彼此拉开一些距离。”另一个让罗大佑“少小离家”的原因是《明天会更好》。1985年，这一年是世界和平年，华人歌坛也效仿迈克·杰克逊组织了公益歌唱项目，然而歌曲的极大成功，被执政党所利用，他为此感到愤慨，甚至失望，辗转来到纽约，随后又去了香港，他用一个移民者的视角审视着这个已经具备现代化的华人城市，然而他仍深感华人世界的漂泊，由此写下《海上花》《东方之珠》《恋曲1990》。有那么一段时间，作为电影《阿郎的故事》插曲的《恋曲1990》如同香港“城市之歌”被众人传唱，然而更被大陆所熟知的是《东方之珠》，罗大佑在1987年根据郑国江的词写成，他想表达的是一种眷恋之情，一个庞大民族的哀伤，十年后，这首歌被赋予了新的政治高度，成为一曲表达香港沧桑变化的歌曲。
90年代初，罗大佑还成立了“音乐工厂”，发掘了一批日后具有影响力的音乐人。音乐人刘卓辉曾说，没有罗大佑，香港乐坛或许现在还在沾沾自喜。那是香港最具活力的十年，等待香港的是憧憬，或许也是未知。《你的样子》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国语版的片尾曲，最开始很多人觉得罗大佑唱的是阿郎，后来越发感到他唱的就是香港，特别是那句“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皇后大道东》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看似探讨了移民后裔在新旧交替之际的各种文化制度冲突，实际一句“会有铁路城巴也会有的士，但是路线可能要问问何事”足以说明来意。罗大佑在音乐中提问、彷徨、担忧，充满自由意识的香港音乐人在罗大佑的启发下，才开始通过文艺作品表达自己的体会和诉求。不久，一些外力再次促使他买了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1995年的纽约，高度自治的“自动化”城市，让他感到了真正的现代感和某种饱经风霜后的安逸，他也自诩为逃家的流浪者，这个称谓会让他记得台湾。在《戏梦纽约》一书中，罗大佑的好友周龙章回忆道，那时他对朋友都好，很有礼貌，但也容易吵架骂人。
多数人对罗大佑的记忆停留在这一时期，自2000年起，他回到华语世界，不断的开着各种演唱会。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是他和童声合唱团一起唱的《西风的话》，他说自己和黄自有相似的经历，年轻轻地离开家，去了国外，在文化的冲突与隔阂之间，他也看到了新的世界。
又过了很多年，他开始为“家”创作音乐。这让很多人对这个带有“愤青”印记的年轻音乐人感到惊讶。当时的滚石唱片对于这张专辑有两派声音，一方面是想通过这样一张更精致、更动听的音乐表达温情与保守，试图洗刷《之乎者也》时的“抗议”标签；而另一方面则认为，《家》呈现的罗大佑的长期观察，那里充满了他对社会和台湾的整体疲倦。总之，这张风格最保守的《家》，反而是罗大佑专辑中送审未通过的歌曲最多的一张。很多年后，罗大佑觉得，当时的《家》，记录的只是他对于“家”的第一个印象，一个与父母紧密相连的空间，一个正对或是背对着的故乡，一个依稀的方向，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老罗告诉我，有两件事让他有过写歌的冲动，一次是刚刚结束的高中同学聚会，阔别了近半世纪的20个同学相聚，让他感触颇多；另一件是他站在台湾的街头，看着浩浩荡荡运载生活的摩托车，看着那些呼啸而过的年轻人，突然有了一种疑惑和隐忧。
2003年的非典时期，他写过一首名叫伴侣的歌，17年后，他又写了《伴侣2020》。在专辑的文案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将会记载，2020春，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终于被地球改变了他们的习性的一个季节。我的女儿，在三十年以后，会告诉她的朋友们说：那一年的春天，有很大的传染病，我们从此都戴起了口罩，学校延迟了开课……
想到这首歌，再看这场名为“童年”的线上演唱会，不由得有些感慨，疫情或许彻底地改变了某些事物，某些习惯，某些性情。光阴的歌，唱了百遍，一些沉甸甸的理想主义，一些曾经坚固的东西，或许都烟消云散了。我们这些“电脑儿童”，最终还是抱着手机和电脑，打开了他的演唱会，在余音中，回忆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