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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和中国流行歌曲
告别流行歌曲
黎锦晖和他的继承者们创造了上世纪三四年代上海流行音乐的辉煌，当时的中国现代音乐是与国际流行音乐接轨的。在1933年至1935年间，黎锦晖曾致力于爵士乐的研究，为舞厅组建乐队、编写舞曲。
“他曾经把《特别快车》编写成爵士风格，美国有一个爱灵顿公爵，也写了一个类似于《特别快车》的曲子。有一个学者叫安德鲁·琼斯，他以为是黎锦晖抄袭了美国人的爵士乐，可是查证以后却发现，黎锦晖所作比爱灵顿公爵还早了一年。”黎泽荣说。安德鲁写作《留声中国》一书，介绍说有在上海舞厅演奏爵士乐的乐手，学了一些黎锦晖受西方爵士乐影响的“时代曲”，回到美国又把它们译回“美国歌”。
虽然在上海市场如日中天，但是，黎锦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就告别了流行歌曲，“两袖清风返故乡”。他的离开与好友田汉的劝说有关，田汉预言上海必将沦陷，劝他早日离开，否则必为日寇所利用。“第一，黎锦晖当时太有名了，怕日本人利用他；第二，那时左翼已容不下他，他的东西一出来，就遭批判；第三，由于电影的流行，歌舞表演在上海市场的份额也在减少。”黎泽荣解释父亲当时的决定。
黎锦晖固然离开上海到了故乡湖南，后又转移到重庆大后方，甚至想过前去延安，做了很多与抗日救亡有关的事情，但是这15年的流行歌曲祖师爷的历史却始终挥之不去。由于“政治迫害、流派打压以及时代错觉”，黎锦晖遭到“救亡派”和“学院派”的双重攻击。解放后，黎锦晖遭到“封杀”，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后来文艺出版机构还接到内部文件，规定黎锦晖的东西不能用。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人是盖棺论定，我是棺未盖，论已定！”非常凄凉。（张伟群《爱是黎锦晖后半生的秘密》）
50年代以后，不仅黎锦晖告别了流行歌曲，整个上海乃至中国也告别了曾经的“时代曲”。虽然对黎锦晖的批评不绝于耳，他自己也在音乐界声讨“黄色音乐”的形势下写过《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但是黎锦晖的心态不错，远离政治，看淡名利，靠写作为生，支撑一大家子。只是到1967年，“文革”爆发后不久，每日心惊胆战看着街坊和同事一个个被拖出去批斗的黎锦晖终于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许用火炉（杜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黎锦晖又冷又怕导致心脏病发作在上海去世。说到丈夫的死，梁惠方至今感叹万分，“还好，他在1967年就走了，没有受特别大的苦。”
李敖说，中国近世有“三大文妖”——刘海粟、张竞生和黎锦晖，都以超前行为而招来群起攻之，黎锦晖被正式解冻承认是最迟的。黎家人说，《辞海》的好几个版本，对黎锦晖条目的注解都不一样，一开始完全否定他的“黄色歌曲”，后来肯定他在儿童歌曲方面的贡献，但还留了一个“做过一些不健康的歌曲”的尾巴。直到2001年，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后，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关心下，才彻底重新评价。
50年代，香港拍摄了黎锦晖的同名歌曲电影《桃花江》，《葡萄仙子》和《特别快车》，在歌舞片《龙翔凤舞》中选用黎的歌曲《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使黎派音乐继续在香港流行。
其后，国语流行歌曲又唱到台湾，在《综艺》主持“流行歌曲黄金岁月”的张小燕开场白：从黎锦晖起，台湾流行歌曲有50年的历史。紫薇、蔡琴、邓丽君的出道，以及刘家昌一代的流行歌曲都是黎派音乐的传承。
当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飘进大陆，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流行歌曲来自港台。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末，黎锦晖就开创了中国的爵士时代。“黎派音乐”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