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人

鲍勃·迪伦内地开唱有点闷
北京日报 2011-04-07
李红艳

　　几乎没有人奢望70岁的鲍勃·迪伦能来中国内地。然而，他来了！昨晚，鲍勃·迪伦的歌声在北京飘扬。由于这很可能是北京观众唯一一次现场聆听这位“摇滚活化石”的机会，所以很多人都抱着膜拜、朝圣的心态前往。

　　一如预想，工人体育馆内接近满座。这是一场根本不需要通过媒体做任何宣传就能卖票的演唱会，因为鲍勃·迪伦的名字就是最神通的广告。有人调侃说：“主办方睡着觉就把票卖了！”这场演唱会的“牛”还在于全程不许摄像、照相。

　　昨晚，当沧桑、消瘦的鲍勃·迪伦拨弄着手中的吉他，发出第一声吟唱时，一场跨越国界的、关于音乐的朝圣就此拉开序幕。

　　舞台很简约，白色纱幔将舞台的三面遮挡了起来，灯光变幻不同的背景色调。现场没有多媒体大屏幕，除了场地内的观众，看台上的观众基本上看不清鲍勃·迪伦的表情。《Forever Young》、《Like a Rollingstone》、《Hard Rain》……鲍勃·迪伦或是弹奏吉他，或是吹奏口琴，或是耍弄键盘，一首接一首演唱着。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甚至略带一丝混浊，再加上现场音响效果不是很佳，所以时常听不清他喉咙里发出的究竟是怎样的歌词。

　　在对鲍勃·迪伦的歌不是太熟悉的情况下，大家只能边听边猜歌名。问了四周围的观众，十个当中有九个基本上都说不出来他唱的究竟是哪首歌。而在网络微博上，很多音乐人也在热闹地猜测鲍勃·迪伦究竟唱了哪些歌。

　　整场演出有点闷，鲍勃·迪伦自顾自演唱，与台下没有任何交流与互动。除了介绍乐队，他从头到尾没有说任何话。观众席上零星的几个荧光棒在闪烁，大家静静地聆听着，不见热烈的反响，只在每曲结束时报以热烈的礼节性掌声。有人戏称自己一晚上都在“打酱油”。出人意料的是，鲍勃·迪伦最终并未演唱那首最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被翻译为《答案在风中飘》的《Blowing in the Wind》。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鲍勃·迪伦的另类与不同寻常。

　　作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民谣歌手，人们对鲍勃·迪伦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赋予了太多标签，比如，伟大的文化符号、民谣摇滚奠基人、反战英雄、音乐界传奇……对中国乐迷来说，鲍勃·迪伦像一个传说一样存在着。

　　“即使从不听迪伦的人也会哭着喊着要去‘见证传奇’；资深乐迷即使对迪伦没多大感觉，也会想着去了个心愿；而有钱人会当做去赴一场上流豪宴，就像是奢侈品牌来京沪开旗舰店一样，不捧场好像自己就没存在感。”乐评人张小舟说得很直白。

　　就像本月3日鲍勃·迪伦在台北小巨蛋开唱，吸引了众多音乐人前往朝圣一样，昨晚的观众席中坐着崔健、汪峰、刘元、何勇等众多音乐人，还有画家岳敏君、刘晓东等人。导演田沁鑫在微博中说道：“不排戏了，赶往北京工人体育馆。今晚看属于鲍勃·迪伦的现场！不指望他带劲、刺激，就指望这个摇滚老炮儿给我精神！”

　　1961.411元，是昨晚演出的VIP票价。其背后隐含着一层纪念意义：1961年4月11日，鲍勃·迪伦第一次登台演出。1962年，鲍勃·迪伦发表了个人第一张专辑《鲍勃·迪伦》。国内引进的第一张鲍勃·迪伦唱片是在1992年，是鲍勃·迪伦在纽约举办从艺30周年音乐会的现场版。

　　时至今日，鲍勃·迪伦的歌声已经飘过了半个世纪，歌迷们开始在他的歌声中追忆青春岁月。让人钦佩的是，年迈的鲍勃·迪伦近些年仍有新作问世，外加永无休止地在全球巡演。在他的人生字典中，似乎没有“退休”一词。他曾孤傲地说：“到处露脸和人们的欢呼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做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做任何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做。”



鲍勃·迪伦引中国大腕集体“朝拜” 黄牛党不赚钱
新京报 2011-04-07

本网快讯（记者康沛）在一片喧嚣的期待声中，美国民谣和摇滚音乐的“活化石”鲍勃迪伦终于于昨日（4月6日）晚上在工人体育馆开唱。虽然以完全冷门的歌曲开场，全场和观众没有什么言语交流，一切回到音乐本身，但老迪伦独特的游吟诗人式的魅力征服了所有的观演歌迷。虽然布景简单，但迪伦乐队纯熟的技术和出色的音响效果也的确让北京的歌迷见识到了这位老歌手的高标准。

全场演唱会包括反场时间大概有两个小时，一共17首曲目，用“慢热”二字足以形容，从一开场的台下肃然无声，到最后的反场曲《forever young》口琴声中的全场疯狂，年逾七旬的迪伦的这场大陆首秀相当完美。

观众有范儿 黄牛犯头疼

与一般歌手开唱之后公关团队要争版面博宣传不同，鲍勃迪伦这次来京对于媒体一直都是拒绝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完全不接受采访，到演唱会不开放摄影区，没有发放一张媒体证，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与众不同的冷酷和神秘。

而演出开场前围绕在工体周边的观演歌迷群体也都不同寻常，简直是北京最有文艺腔调的一群人的集中营。崔健、何勇、陈升、汪峰、左小祖咒等摇滚界名流都出现在这里等待“朝圣”，观众席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不少人戴着迪伦标志性的牛仔帽前来观演，vintage装扮的漂亮女孩也有不少。来观演的人显然并不如一般的歌迷那么疯狂起劲，甚至在演唱会前场馆周边常见的卖碟和纪念品的小摊小贩都没有几个。

据了解，这场演唱会的门票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不少迪伦的铁杆歌迷都是能拿到赠票的“圈内人”，而比起前段时间来京开唱引起座位爆满的老鹰乐队来说，迪伦的歌又确实不那么易懂而大众化。演出开场前，工体馆门口的黄牛基本都没有什么赚钱的空间，求票的人们都能以低于半价的人从黄牛党手里买到票。

布景最简单 打扮有标志

而这场演唱会的布景是近些年来所有演出中最简单的，工体开放了半面台，平时演唱会的led屏幕和复杂的设置完全没有，一块白布就是所有的布景装置，每首歌都辅以不同颜色的灯光，仅此而已。

偌大的工体馆昨晚像极了一个小酒馆的气氛，而且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小酒馆，这场演唱会本来就应该出现在一个小小的livehouse而不是大家排排坐的工人体育馆。台前的一盏投影灯把迪伦弹键盘的身影隐约投射在他背后的的布景布上，模糊的整体效果极像是人们想象中的“60年代”。幕布一直空白到最后的三首歌，满屏的火焰和一个眼睛带着皇冠的纹样一一出现，虽含蓄但足以引发联想。迪伦的装束一如人们想象，略正式的牛仔帽，西服和紧身裤，都是他的标志性打扮。



鲍勃·迪伦内地首场演唱会 “答案”仍在风中飘
中国新闻社 2011-04-06

　　中新社北京4月6日电 (记者 陈孟统)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中国内地首场演唱会6日在北京举行。他现场演唱经典歌曲《Like a Rolling Stone》(像个流浪汉)，而另一首脍炙人口的《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却不在歌单之列，让人期待其8日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场演唱会。

　　两小时演唱17首歌曲，这位有着“世界民谣之父”之称的传奇歌手期间两次返场。一身黑色西服，头戴白色牛仔帽，迪伦没有用中文跟中国观众打招呼，也没有把精力“浪费”在表演以外的地方。临近结束，他也只是和乐手站成一排向观众致意，场下则报以欢呼和掌声。

　　歌唱半世纪之久，一向以吉他弹唱表演为主的迪伦，当天却以键盘(电子琴)演奏开场。没有绚丽的灯光和舞台效果，他用招牌式的沙哑歌喉和口琴独奏，带领听众“回归”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谣的“黄金时代”。

　　这场演出上座率达九成。场外“演唱会经济”活跃，除与迪伦有关的海报、唱片、T恤外，内地一家知名杂志也在现场推销其新出版的迪伦封面杂志。一位模仿迪伦表演风格的歌迷，在会场入口自弹自唱，吸引不少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

　　欧美歌手演唱会门票在内地一向紧俏，加之迪伦知名度颇高，中低票价早已售罄，不少歌迷只能对着内场票价捂紧钱包。一位外国记者也不得不找“黄牛”，询问有无便宜的票。

　　鲍勃·迪伦是美国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家、诗人，曾获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歌词因寓意深刻而在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时期广为传唱。他在由《滚石》杂志评选的“百位最伟大艺术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

追梦人

北京晚报 2011-04-07

　　新闻现场

　　冷门起热门终

　　昨晚，70岁的鲍勃·迪伦终于站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没有炫目的声光电、也没有大屏幕，极其简单的一块幕布和几束射灯，将偌大的工体变得如同老酒馆味道。从八点到十点，从开场的冷门歌曲，到让全场沸腾的两次返场，两个小时的演出，17首曲目，没说一句话，没有人们最耳熟能详的《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但鲍老一曲口琴配唱的《Forever young》，给了人们一个肯定的答案：鲍勃·迪伦，永远年轻。

　　昨晚的工人体育馆周围，“黄牛党”的神情有些沮丧，因为很难收到退票。票贩子们拿着钞票，冲着来往人群多是喊着“谁有票？”而非“谁要票？”而场馆周围的小商小贩们显然找到了不少新的商机，贩卖起各种和鲍勃·迪伦有关的海报、T恤、音像制品……

　　昨晚登台的鲍勃·迪伦，服饰装束并不特别，一顶标志性的礼帽，一身西服套装。以冷门的《Gonna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开场，让气氛热烈的现场略微平静了一些。接下来的几首上世纪六十年代风味十足的歌曲，让不少人都纷纷打听“鲍勃·迪伦到底唱的是哪首歌？”然而，就连《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ivisited)、《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这样的经典名曲，旋律、节奏、编曲也都被改变了，歌迷们常常等他用沧桑沙哑的嗓音唱了半首，才依稀辨认出是哪首歌曲。

　　但这并不妨碍鲍勃·迪伦的演唱渐入佳境，味道愈来愈足，愈发彰显出其炉火纯青的底蕴和功力。无论是他的演唱，还是他的吉他、键盘、口琴演奏，都和其他几位乐手的投入演奏融为一体。虽然不像很多摇滚乐队的表演那样声嘶力竭、震耳欲聋，却能以一种近似乡村民谣、布鲁斯的风格，给人以暗潮汹涌的震撼和感动。场地里的观众早就都站起来了，几乎站着听完全场；看台上的观众们也都纷纷起立，不同肤色和头发的人们都跟着音乐摇摆、哼唱。

　　在第一次返场唱过两首歌曲之后，鲍勃·迪伦再次返场，最终以一曲《Forever young》(永远年轻)为这场如梦如幻的演唱会画上句号。其中一段口琴演奏尤其令人如痴如醉，也令全场起立欢呼，为之沸腾。然而，就在这高涨热烈的气氛当中，鲍勃·迪伦一言不发，和乐手们一起谢幕离场。很多还没听过瘾的观众还在痴痴地等待着那首最经典的《Blowin' In The Wind》，然而，“答案”却没有在风中飘起。本报记者王润 CFP图

　　记者快评 新鲜的活化石

　　对中国歌迷来说，能够在有生之年，在中国看到这个被称为摇滚乐“活化石”的现场演唱会，与其说是期待已久，不如说是意外惊喜。

　　然而，这一次他真的来了。因此这一场来之不易的个人演唱会，也被歌迷们、尤其是曾经和现在的文艺青年们称之为“朝圣之旅”、“圆梦之夜”。就连很少报道摇滚乐的中央电视台，昨晚也特意播出了一档名为《让答案在风中飘一会儿》的专题节目，称鲍勃·迪伦到来，对中国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是一次“集体补课”。

　　不过，对于很多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鲍勃·迪伦的人来说，他只是一个面目模糊、说不出几首代表歌曲的陌生人。上海一家著名媒体在刊登鲍勃·迪伦来华巡演的消息时，甚至配错了图片，遭到网络各种恶搞。就连一些号称顶礼膜拜他的人，其实对他的了解也是不甚了了。因此这一场盛会中，朝圣者有之，补课者有之，附庸风雅者有之，凑热闹者也大有人在。

　　但这并不足为怪。实际上，鲍勃·迪伦本身就是一个特立独行、善于让自己不断变成陌生人的特殊家伙。即便是对他的经典歌曲如数家珍的歌迷，也常常会因为鲍勃·迪伦将它们改动得面目全非而感到新鲜陌生甚至不知所措。所以，与其幻想着全场卡拉OK大合唱，不如干脆当成听一支新乐队的表演，那种崭新的感动更能让人领略音乐的本质和魅力。

　　正如一位70后观众所言：“我们并没有听着鲍勃·迪伦的歌曲长大，对他的亲近熟悉也远不如对崔健、罗大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来瞻仰写出过‘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真正称之为一个人’的精神领袖。虽然座位离得太远，看不清他那本来就不熟悉的脸庞；对他歌曲也不很熟，搞不懂那些经典的歌词到底都说了啥。但他来了，就在你眼前弹着，唱着，沧桑的声音里有酒，带刀，这不比什么都重要？”

本报记者王润


　　幕后花絮

　　集体朝拜“太师傅”

　　昨晚，鲍勃·迪伦北京举办演唱会。这一消息就足以让整个中国音乐界激动。何况，这是他以70岁高龄、自1961年首次登台演唱50年来第一次在从未正式发行过他专辑的中国内地开演唱会。这样的演出被赋予了太多精神层面的意义。

　　鲍勃·迪伦在世界流行音乐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为下层人民写歌”、“反商业反而在商业上更成功”等都成为不止一代人效仿的对象。虽然他并未直接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甚至昨晚相当多的中国观众对他的作品并不“感冒”，但他的“精神输出”却让众多音乐人和乐迷把他视为“太师傅”。因此，昨晚前来工体的明星奇多。音乐界的崔健、刘元、何勇、郑钧、陈升、汪峰、左小诅咒、林依轮、木玛、周云山、曹操、张有待、张玮玮、痛仰乐队、谭维维；乐评及作家界的袁岳、黄燎原、大仙；话剧界的孟京辉、田沁鑫；画坛的岳敏君、刘晓东；音乐公司老板宋柯、杨越；央视主播谢颖颖、电台DJ“飞鱼秀”小飞等都来到“朝圣”。

　　主动要求加唱一首

　　与大家的热切期待相对应的是，鲍勃·迪伦首次中国个唱的舞台布置却极其简单，苛刻一些说，与北京中型演出酒吧的规格差不太多。演出中，王菲的惜字如金在“鲍公”面前就算小巫见大巫。“鲍公”整场演出除了介绍乐手外，连句“谢谢”及“你好”之类的寒暄都没有。

　　因为“毫不废话”、不唱“大金曲”以及太过精简的场地设置，鲍勃·迪伦似乎给北京观众留下了冷漠的直观印象。但实际上这个一生“爱自由”、“爱叛逆”的老头子内心却对这次北京及中国之行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戴方在演出后采访主办方歌华莱恩的负责人，据主办方透露，原本演唱会与台北场一样只有一次返场。但鲍勃·迪伦在下台后觉得现场气氛很好，又向主办方提出可以再登台一次。于是就有了昨晚最后一首歌《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当70岁的“鲍公”充满活力地演唱这首歌时，演唱会的精神意义又多了一重。

　　想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另据演唱会主办方向记者透露，鲍勃·迪伦一行到京后，主办方按照以往习惯，向他推荐故宫、长城的游览安排。但鲍勃·迪伦不为所动，他主动提出的是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并且想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但由于现场排队很长，最终暂时放弃这个安排。他还问中方工作人员毛泽东的家乡离北京有多远？最后鲍勃·迪伦满怀兴致地在北京饭店西侧的南河沿大街走了好一会儿，串了几条胡同才回到酒店。据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表示，鲍勃·迪伦来台北时，也在入住的喜来登饭店附近“溜达”了半天，似乎他对城市的人文景观更感兴趣。

本报记者 刘颖

追梦人

鲍勃·迪伦今晚上海开唱
东方早报 2011-04-08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又一次猛烈的掌声哨声，招来的却是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满室灯光与散场提示，黑西装的歌者与他灰西装的乐队没有再出现。

　　4月6日21时52分，历时108分钟的鲍勃·迪伦北京演唱会落幕。此前因为观众的热情，鲍勃·迪伦已二度返场，献上经典之作《Forever Young》，这使得他北京演唱会的曲目最后定在17首，比三天前的台北演唱会多了一首。

　　鲍勃·迪伦已于昨日抵沪，准备今天晚上在上海大舞台的演唱会。

　　站着听完演唱会

　　鲍勃·迪伦北京演唱会的舞台布置极其朴素，背景仅一块白色幕布，舞台上架着各种乐器。时间一到，铃响灯灭，一片哨声掌声的喧动中，音乐起，舞台亮，黑西服黄衬衣小圆礼帽的歌手出现在右侧键盘边开始唱歌，他甚至不需要站在舞台中央，却能使观众在音乐乍响时全体起立。

　　用一个词来形容鲍勃·迪伦北京演唱会的气氛，或许是“渐入佳境”。鲍勃·迪伦照例只唱歌，只与他的乐队互动交流；而观众们的表现一开始也相对拘谨，或许因为开始几首歌曲并不为人熟知，现场的音响效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听过现场的歌手张楚表示，现场的音效更适合一两千人的小场馆，而不是能容纳12000人的工人体育馆。

　　到第四首歌《Tangled Up In Blue》，迪伦吹了一段口琴，全场爆发掌声，气氛逐渐热烈。出道以来，迪伦的口琴技艺有口皆碑，当年他20岁即能签约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即是因为他的口琴独奏感动了制作人。

　　而后，《A Hard Rain's A-Gonna Fall》、《Highway 61 Revisited》等歌曲引发观众小规模的合唱。很多观众都是站着听完全程。

　　习惯某种演唱会模式的人，或许会觉得鲍勃·迪伦有些沉闷。全场只是他一个人自弹自唱。没有大屏幕LED的画面直播，也没有炫目的声光化电，没有调节气氛的串词寒暄，更没有现学现卖的“你好”或者“我爱你们”。鲍勃·迪伦唯一一次开口说话，是在第一次返场，唱完《Like A Rolling Stone》之后，一一介绍他的乐队成员。

　　但许多人——包括许多知名人士——都站在舞台前看完这场“很闷”的演出。一场演唱会如同一场仪式，令听众回归记忆，也让歌者不老。这个站在舞台正中弹着吉他唱着歌的人，即便白发、皱纹明显，即便他下月即将满70周岁，即便舞台之下他已有些佝偻，也常令人错觉他仍是个青年——如他的《My Back Pages》中所唱：“我彼时那样苍老，现在可年轻多了。”

　　“听不全也听不懂”

　　迪伦的创作自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巡回演唱会自1988年始，一年百余场唱游世界，至今已延续23年。迪伦在巡演中重新集结了大批歌迷，一些歌迷开始追着他全球跑。

　　然而，迪伦的表演始终难以预测，他的演唱曲目场场不同，加之其现场的发挥，时有即兴歌词、随意曲调，重新编排老歌，虽其巡回演唱似无止境，但每场也都是绝版。评论界对于迪伦的演出褒贬不一，理查德·威廉斯等人认为迪伦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方式，演绎他自己的丰富遗产。另一些乐评人则认为他和观众缺少沟通，“低沉的咆哮着，咀嚼、混合、吐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词，使得它们面目全非，并且无法辨别。”北京演唱会也不例外，歌曲的旋律、和弦、节奏等多被改编，加上鲍勃·迪伦含混的吐字与沙哑的嗓音，整场演唱会并没有出现万人合唱的场面。

　　有论者称：“他如果想让人潸然泪下是特别简单的事情，唱对旋律就会让那些想听老歌的人哭，可他没有那么做。”曾追过多场演唱会的马世芳表示：“不到迪伦开口唱第一句，你多半压根儿猜不出是哪首歌，有时候咬字实在含糊，开口唱了也未必辨认得出。”媒体人袁越则把迪伦的表现理解为酒吧乐队的风格，“摇滚乐的精髓是让人Have Fun，没有多少人在乎你唱的是什么。”

　　同样，在选曲上，迪伦也保持自己不讨好、不煽情的风格，原本一直为舆论所期待的迪伦成名曲、台北返场时演唱的《Blowin' In The Wind》，并没有出现在北京演唱会。在台北与北京场的歌曲中，有六首重复，但同样的歌曲，迪伦也有不同的演绎。

　　这是鲍勃·迪伦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演出，继3日和6日在台北和北京的演出后，今晚，他将登台上海大舞台。接着，他将先后周游越南胡志明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4月下旬，他还将在澳大利亚6个城市举办9场演唱会，在新西兰奥克兰举办一场演唱会。



谁是鲍勃·迪伦
马俊

　　70岁的人难道不应该退休吗？但鲍勃·迪伦不愿意，现在还来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怎么赞美似乎都不过分。

　　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出生于1941年5月24日的明尼苏达州苏必利尔湖畔的德卢斯，成长于附近另一个小镇希宾。少年迪伦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乡村小子，喜欢乡村音乐。直到14岁，他在戏院里第一次见识了摇滚，这点燃了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摇滚乐队，有过短暂的演出。1959年进入明尼苏达大学，他的兴趣从摇滚乐转向乡村民谣。他也曾就此进行解释，“我对于摇滚乐感到不满足……它有掷地有声的歌词，让人血脉贲张的旋律……但歌曲并不严肃，或者说，没有反映现实。当我接触民谣，我意识到这是一件更严肃的事。歌曲中充满着更多的绝望、悲伤、喜悦，对超自然的信仰和更深刻的感受。”

　　他开始在大学边上一个名叫“10点学者”的咖啡馆驻唱，并成为当地Dinkytown民谣圈的活跃人士。在这期间，他称自己“鲍勃·迪伦”。2004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提到改名的问题，迪伦说：“你知道，你出生于一个错误的名字、错误的父母。我的意思是，它们只是恰好发生。你可以想怎么叫自己就怎么叫自己。这是个自由的国度。”

　　大学生涯只持续了一年，随即迪伦去了纽约。在著名的民歌圣地格林尼治村，迪伦决心变成“著名的民谣歌手”，而摇滚暂时被忘记了。他很快就红了，他唱得很主流，优美动听。和他签约的哥伦比亚公司将他看成最重要的新人，他有了专门的经纪人，被称为最有潜力的民谣歌手，被公认为最有才华的创作者。

　　迪伦并没有谋求所谓启蒙者的角色扮演，但他的那些歌确乎成了1960年代初期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旗帜。他自己也热衷于这样的活动，曾挤进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现场，写下《战争的主人》之类的反战歌曲。

　　迪伦还跟披头士有过历史性会面。有一个段子说，1964年披头士到了美国，为了第一次见面不至于尴尬，迪伦请几位英国朋友抽大麻。结果披头士表示从来没抽过这东西。迪伦很惊讶，“你们不是有首歌唱‘我一碰你就高了’（When I touch you, I get high）？”披头士有点尴尬地纠正说，其实是“我无法隐藏（I can't hide）”。正是这次会晤，让披头士意识到了歌词的力量，迪伦也重新发现了摇滚。

　　迪伦对于自己被打上明显的标签感到恼火，他是能把各种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的唯一人选，拒绝被定义被归纳。在他千变万化且没有明确秩序的音乐中，任何界定的尝试可能都会丢失一部分意义。1966年8月，迪伦遭遇了一次摩托车祸。在这次重大人生变故之后，他差不多有两年没露面。而他的音乐，转入了隐蔽的地下并持续突破自我。在1967年他跟“乐队”合作的所有歌曲，都被命名为《地下室磁带》，并在地下销售。

　　1971年，他出版了一本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塔兰图拉》。1974年他与“乐队”的美国巡演，卖出了600万张门票，声名如日中天。但在当时的普遍看法当中，迪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位巨星属于已经逝去的1960年代。他的表现似乎也在佐证旁人的猜测，他那把独特的木吉他和他沙哑的民谣嗓音，都已经陈旧不堪。他也不再出很多新唱片，似乎创造力也有些枯竭了。但他还在写和唱。1992年的《As I Been to You》和1993年的《World Gone Wrong》中，他重新拾起早期的民谣，翻唱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歌曲。

　　后来的迪伦，不仅是个歌手，还致力于成为一个作家。2004年他出版了《Chronicles, Vol. 1》，作为计划里三部曲自传中的第一部。这本书写了他的童年，他怎样在纽约奋斗并出人头地，人到中年之后如何陷入了创作低潮。迪伦的号召力非同凡响，他的自传在图书排行榜上停留了19周之久。后来，迪伦还成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常客。

　　其实早在1991年的时候，格莱美就迫不及待地把终生成就奖发给了他。但迪伦不买账。从那之后，他又活跃了20年。



我们为什么还要听迪伦？
张铁志

　　迪伦（Bob Dylan）终于要来华人世界演唱。

　　这个演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场外国巨星来台，因为迪伦不仅仅是一个名字闪亮的歌者，而是20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巨人。

　　这次也不只是一场感伤的怀旧，或者一场热闹的朝圣——当然也都是，但问题是我们怀的是什么“旧”、朝的是什么“圣”？

　　或者，我们为什么还要听迪伦？

　　首先，迪伦改变了民谣与摇滚乐。当摇滚乐在1950年代诞生后，它只是一种青少年的欲望躁动。在与民谣相遇后，摇滚乐开始有思想，开始注入关怀社会的理想主义基因。而迪伦首先作为一个民谣歌手，激进地翻转了民谣的语言与唱腔，让民谣从底层人民的悲苦或者1950年代后的流行化美声唱法，转化成一种真正深刻的艺术。

　　然后，当他很快地在1960年代中期将吉他插上电，转向民谣摇滚后，又用“垮掉的一代”的想象，让摇滚从天真的娱乐变得更为世故与深邃（也正是在这个196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听到地下天鹅绒和大门的黑暗，以及披头士的更成熟）。

　　其次，迪伦是1960年代这个20世纪最疯狂迷人年代的精神代表。“飘在风中”和“时代正在改变”唱出了一整个反文化青年世代的困惑与吶喊，许多其他歌曲则为那些正在燃烧的反战与民权运动提供了更愤怒或忧伤的火种。

　　然后，他告别抗议，并从1965到1966年发表三张摇滚专辑。更为深沉与晦涩的音乐，仿佛预示了时代的改变：因为1960年代前期的乐观与希望到中期后变得更愤怒与暴力，不论是因为从越南传回来的血腥影像，或者是因为反对越战而出现的抗议行动，或者是黑人在不满于非暴力民权运动的限制而开始暴动，甚至主张武力革命。暴雨终于来临。

　　迪伦接着在1967年后接连出版几张歌词更内省性、宗教性，音乐则更传统、乡村的专辑，再一次写下一则则隐喻。因为1960年代狂嚣的摇滚反文化开始消沉，嬉皮的灿烂花朵也早已凋零，而一整个世代的骚动最后选出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尼克松。即将来临的1970年代正是一个保守与沉闷的年代。

　　再者，迪伦为世界示范了一个摇滚传奇如何优雅老去。太多的巨星与传奇在功成名就、在苍老之后，就不再具有创造力，而只是靠着贩卖怀旧金曲来淘金。但不服老的迪伦，却一再探索音乐的可能性，推出与以往不同的优秀作品，且他在演唱会上甚少演唱那些著名的曲子，或即使演唱，也改编到让听众难以辨识。因为，他不是要来讨好观众的。

　　最后，对华语音乐来说，迪伦深深影响了台湾在1970年代开始发展的民歌。胡德夫、李双泽、林怀民他们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听到迪伦的歌，而那正好是台湾从战后高度闭锁的黑夜中开始解放出来的年代。迪伦的抗议民谣仿佛洞口外的光，让他们开始认识民歌，认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认识1960年代的反抗与躁动。然后，他们开始弹起吉他，唱自己的歌，并且试着用音乐和文化去介入这块土地上的种种矛盾。接着，1970年代的民歌又影响了整个华语世界的流行歌曲。

　　因此，聆听迪伦，思索迪伦，其实就是回首我们自己的音乐历史，寻找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如何像一块石头不断向前滚动？



我和迪伦的一本流水账
杨波

　　我最初听西方摇滚乐是在1991年，算是较早接触到这种胆敢歌颂个人负面情绪的歌曲类型的国内青年。那一年鲍勃·迪伦整50岁，从他发行第一张唱片算起，已过去29个年头。现在则又过去了20年。可喜可贺，熬到70岁，他终于熬到要来中国演出了。

　　1990年代初西方摇滚乐的主流是重金属，盗版磁带里皆是“枪与玫瑰”、“金属”、“极端”这样的乐队，国内则是长发飘逸、动辄嘶叫的“唐朝”和“黑豹”。那时中国青年乐迷对摇滚乐的普遍判断是，越重越吵越狠，越好。尽管通过读一些一鳞半爪的西方摇滚乐介绍，鲍勃·迪伦之名业已如雷贯耳，但他的唱片却遍寻不得，打口里的情形亦是同样。直到1992年，才好不容易从打口里买到一盘“旅行者威尔伯利兄弟”乐队的唱片《第三辑》，这支乐队在1988年，由鲍勃·迪伦、前“披头士”的乔治·哈里森、“心碎者”乐队灵魂人物汤姆·佩蒂等超级大腕们即兴组合而成，他们都是唱歌好手，在专辑里你唱一首、我唱一句，不时还和个声，唱片听了几遍，却不知哪首由鲍勃·迪伦领衔，所以不确定他的嗓音和风范究竟怎样。

　　到1994或1995年，中唱不知为何突发奇想引进出版了他两张一套的《30周年纪念演唱会》专辑，录音自1992年10月，内容由主办方邀请来的传统的或主流的音乐名人对迪伦名曲的翻唱构成，多达29首的曲目里只有2首是由本尊亲自演唱的，要命的是，那两首尤其难听。我记得但凡听摇滚的都买了一套，当菩萨供着，却连一遍都没有听完——这是对鲍勃·迪伦在中国处境的一种恰当写意。

　　回头想，我一直以来难以接受他的音乐，确实主要因为我是从重金属、Grunge开始受到西方摇滚乐蛊惑的，就算后来开始往回听“平克·弗洛伊德”、“地下丝绒”、“披头士”……这些也都被安在布鲁斯的派系里，深受美国黑人音乐的恩惠。而迪伦的音乐根源则是白人民谣，完全处于另一个美学范畴。这是他跟“猫王”、“滚石”、“披头士”音乐上质的区别，也是我及多数国内乐迷难以接受其音乐的根源所在。西方摇滚乐，特别是美国摇滚乐当然是黑皮肤的，但也略微透着一点白，迪伦的风格恰相反，他首先是白皮肤的，但也略微透着一点黑。

　　大概10年前，我曾一咬牙50元一张的价格买到他最早的六张唱片——人们现在但凡提到他哪首经典歌曲或歌词，多是出自这六张——却怎么也听不下去。左小祖咒在他歌曲《尊敬》里唱道：“当嘲笑你的人开始为你念诗：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到蓝天？你即刻学会说套用的蹩脚诗：一个人要哭多少次才能感到不委屈。”这是向迪伦名曲《随风而去》致意。所以，也不能说他对中国的影响是零，在左小祖咒《北京画报》的唱腔里，以及一位叫杨一的民谣歌手的唱腔里，似能听出一丝丝他那种唉声叹气、满含嘲弄的尾声和口气。

　　说白了，鲍勃·迪伦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但他无处不在。最近一次遇到他是在一部名为《色欲世代》的日本电影里，几个少年跑到海岛一个旅馆里寻找“Free Sex”，属于励志青春片，片中主角狂迷迪伦，因旅店店主拿出一张迪伦的唱片而将之视为知己，影片结束时，内向胆怯的主角在毕业典礼上以迪伦的咿呀腔调唱了一首歌，技惊四座，令女同学们刮目相看。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初，那时的日本中学生可以被迪伦影响，那时的中国中学生正被什么东西影响呢？当迪伦真的来了，我相信那些日本中学生的激动发狂是真诚的，而此时此刻的中国中学生啊，你们这股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劲头又是源于何方？



迪伦的智力
唐学鹏

　　伟大的歌者鲍勃·迪伦今晚将在上海大舞台做一场演出。就影响力而言，迪伦是个现象级的歌手，他被认为是整个激动人心的1960年代的嗓音，他跟民权运动的关系已写成了无数本“大厚砖头”，他歌词中呈现出的对社会批判的巧妙让人击节赞善。不过，最让文青激动的，是他关于个体自我的判断，他没有“迷失域”。他跟歌迷经常对着干，歌迷骂“叛徒”退场他带头鼓掌，他撕碎一个又一个挂在自己身上的文化标签，他甚至恨别人说他真诚，他直接说：“《战争之王》这首歌哪有那么多文化深意，就是为了赚点小钱。”他几乎让人一头雾水地突兀地信基督了，终结了当时摇滚歌手对神的“符号挑战”。总之，他让吹捧者、合作者感到尴尬，让贴标签的人觉得“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多人由此转向对抗的路线。现在，历史反过来将荣耀降临到这种“撕碎”上，迪伦的“不装”成了其牛×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也不想唠叨这些老生常谈的玩意。迪伦无疑是个智力极高的人，他的音乐写作让民谣和摇滚都变得不那么“黏糊”和蠢，他的音乐歌词让人豁然开朗，原来摇滚乐还可以有思想，还可以很文艺，还可以有批评性，而不仅仅是“我爱你，我吻你”反反复复。猫王给了摇滚身体，而迪伦给了摇滚灵魂。斯普林斯汀在迪伦进入“摇滚名人堂”的时候说：“没有迪伦，披头士不会有‘佩帕军士’，性手枪不会出‘上帝拯救女王’，U2不会有‘因爱之名’，迪伦触发了他们。”所以，迪伦的智力形态是很有意思的，这其实也是个盲点，因为人们知道迪伦的脑子很牛，甚至让其他的牛人感到很牛，但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形态而牛。

　　智力形态，经济学一般将其划分成两类，一种是固定积累型，一种是短期喷发型。这其实来源于工厂管理，大多时候，生产效率的提高来自熟能生巧。同样是工人，老师傅比年轻人强得多，因为他们有经验，在长期实践中有自己的窍门积累，生产速度会比年轻学徒们高得多。这叫做智力的固定积累。像法官这种工种，也是固定积累型，老人家断案比年轻法官周全，眼光更毒辣。另外，外科手术大夫也符合固定积累型智力的特征，没有患者敢让毛头小伙子做“脑部手术”。

　　如果工厂引入新的管理改革或流水线技术，我们会发现短期内工厂产出会喷发性上升，不过随着这种“溢出”的扩散，这种喷发性收益日后会消失，变得平庸。像数学家，就是典型的短期喷发型智力。希尔伯特说，大多数人在35岁之前将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都弄出来了。据说诗人也有这种特征，像“老诗人”这种修辞是一种羞辱，基本上暗示这家伙目前处于脑损状态。但对于音乐家、导演、画家、摄影师等艺术从业者，就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有的人越老越牛，有的人年轻就牛过劲了，那么迪伦属于哪一种呢？

　　如果从1962年出版的专辑《Bob Dylan》算，到2009年的《Together Through Life》，这里面有大量的“一鱼多食”（很多专辑收录老歌然后重新演绎），也有应景的圣诞专辑，也有一些私享品（不公开发行），然后比较多本权威音乐杂志里“迪伦最佳20首歌曲”——这是个很累很烦的工作，结论很确凿也容易猜到：迪伦的黄金年代无疑是1960年代，1966年那场车祸是一个分水岭，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其间也会有一些佳作，但到了1980年代就非常低迷了。

　　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哪一份“最佳20首歌曲”，其中大约70%出自《重返61号公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和《Blonde on Blonde》以及《时代正在改变》，这基本上是1962—1966年的作品，随后1970年代的专辑《Blood on the Tracks》是一个亮点，但也仅仅提供1首而已，1980年代以后的歌曲在这些单子上几乎不见。当然，我个人很喜欢1989年的《Oh Mercy》专辑，但这只是私人见解，而不是公共意见。

　　所以，跟列侬、波诺甚至斯普林斯汀相比，迪伦的辉煌期都要短得多，他是个在20多岁惊艳绽放的巨星，然后在30岁多一点就迅速收敛至一条温吞线。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歌手都没有像迪伦这样绝对短期喷发型。40岁刚过的迪伦这样评价自己20多岁的作品：“如果我不写这些，别人也会写。但我现在无法写，我现在看这些歌曲，我会想，它们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怎么抓住了它，比如‘像一块滚石’，就像一个幽灵塞给了你，然后就消失了，于是它就在那里了。我回头看它们，我感到很困惑，它们给我一种敬畏感。”迪伦在1995年说，“当你长大，你的经验会阻碍你，你想取得创作的主动权，但是你什么也得不到，它会阻止你，你要让你的大脑不要想太多……”

　　看来，迪伦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的智力形态。他真是个牛×的家伙。

　　（作者系《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

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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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奇民謠及搖滾教父鮑勃·迪倫亞洲巡演，點燃台北樂迷懷舊的心，接受中國大陸樂迷的音樂朝聖，為香港觀眾提供純粹的音樂；也讓大家追念美國六十年代「反叛文化」的理想主義情懷。

兩套上世紀六零年代鮑勃·迪倫（Bob Dylan，港譯卜戴倫，台譯巴布‧狄倫）的演唱會紀錄片" Don't Look Back" 和"The Other Side of the Mirror"，日前正式以藍光版本問世，人們得以再次回味，他當年巡演英國及獻唱美國紐波特藝術節的精采實況。而這種「經典重溫」意義，也應鮑勃·迪倫亞洲巡演的契機，更為人津津樂道。自四月三日在台北小巨蛋首度登台，這位傳奇的民謠與搖滾之父，先後在北京、上海、越南、香港及新加坡開唱。兩岸三地樂迷雖皆為他首度來華而瘋狂，但三地文化背景與時代經驗的差異，既決定了鮑勃·迪倫現場所演唱曲目的不同，也在三地觀眾對他的共同熱愛中，置入了三重迥異理解。

鮑勃·迪倫的台灣譯名巴布‧狄倫，帶有一份格外親切的本土味道，而這位素以個人傾向選擇表演曲目的歌神，也無疑最厚愛台灣樂迷，他在台北站演唱了幾乎所有成名作及各式各樣經典代表作，熱血沸騰的Gotta Serve Somebody開場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慢歌與快歌交錯、吉他伴奏與激越的口琴聲，一路點燃台下所有老樂迷們那顆得償所望之心。而《像一塊滾石》和《在風中飄蕩》兩首締造過六十時代文化圖騰的encore（再唱）曲目，則像是獻贈台灣的一份獨特知遇，令許多在場者眼內泛出淚光。儘管全場上座率僅六成，舞台呈現亦頗為單調，但鮑勃·迪倫作為一座文化與歷史記憶交纏的音樂里程碑，卻在台灣土地上，給予了觀眾最高的音樂濃度。

這自然源於台灣對鮑勃·迪倫的濃厚認受。六、七十年代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一代樂迷，是鮑勃·迪倫民謠風暴與激進靈魂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大量本土青年在那個年代前往美國留學，他們切身經歷並投入過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的狂熱現場，百花齊放的解放精神和抗議之音介入過他們的青春，更成為他們與鮑勃·迪倫所共享的記憶。今時今日，當年那批留學生中，仍不乏活躍在政商學界的社會中堅，加之台灣對音樂文化扣連接納的活躍氛圍，使它成為兩岸三地對鮑勃·迪倫理解最扎實的土壤。

台灣最能感受當年語境

六十年代風華正茂的年輕一族，如今憶起一九六三年華盛頓大遊行，除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另道刻骨銘心的符號，一定是鮑勃·迪倫在遊行中現身獻唱、為黑人爭取民權。故而，台灣樂迷最懂鮑勃·迪倫，是因為他們永遠會將他放回六十年代的歷史語境，追溯他的傳奇故事，也追懷自己時光倒流的青春，也因此，才有台北演唱會現場「每個人都年輕過」的共同情愫。

中國大陸門戶網站網易曾以一期娛樂專題，指出去看鮑勃·迪倫越南站演出，‘性價比’更高，且給出了詳細可行性分析；京滬兩場演唱會的票價之高，可見一斑。兩地最高票價皆為一千九百六十一點四一一人民幣（約三百美元，紀念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迪倫第一次登舞台），而又以北京站性價比更低一籌——只有最高票價能進入內場區，而看台票竟貴達一千兩百二十八元。這相比越南僅七百八十七元的VIP最高票價，反差巨大。在大陸兩站，鮑勃·迪倫都以Gonna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開場，所演奏的代表作數目則都遠不及台北，因而又被大陸觀眾戲謔為「花最多的錢、聽最少的歌」。這位在嚴整的西服禮帽之下，始終藏一顆叛逆之心的抗議英雄，對自己那些名作的重新編曲改造，本已為現場聽眾增添不少困惑，更遑論所演曲目，大陸樂迷本不熟悉。

但兩場演唱會的舞台現場，相比台北，都更為別致炫目，兌現了此前鮑勃·迪倫要給中國樂迷「一場簡樸虛幻的魅力演出」之承諾。兩地觀眾亦都在encore時段，欣賞到經典的 Forever Young，鮑勃·迪倫在北京更兩次encore，牽動全場熱潮。而在上海站，惜字如金的這位殿堂搖滾大師，淡淡一句「謝謝，粉絲們」，對樂迷而言，已足構成一種幸運。從未歷經自由與夢想神話的年輕搖滾愛好者們，在鮑勃·迪倫寶刀未老的口琴聲中，情不自禁為親耳聆聽、親眼目睹，瘋狂之至。

大陸對現實的投射

六、七十年代的大陸有自身發展軌跡，因而對全無歷史記憶的年輕一代中國大陸樂迷而言，他們所認知、接受的鮑勃·迪倫是一個傳奇，而他們對他蘊藏更多的是對「歌神中的歌神」的「朝聖」心態。能親身看一場鮑勃·迪倫的演唱會，其中「還願」意味遠高於領略其音樂價值本身。而這個傳奇與大陸觀眾其實隔膜甚遠，但時下青年又往往會藉其音樂中的理想主義精神與浪漫情懷，映照自身的現實感受。因此，既身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傳奇、又同時兼具投射現實的功能意義——在大陸影響力卓絕而不可複製的鮑勃·迪倫，正是這樣一種曖昧而弔詭的存在。

較之於此前以反越戰民謠而聞名的歌神，在越戰結束三十六年後首次踏上胡志明市所遭遇的冷清——越南站巡演，票僅賣出了一半；香港觀眾對鮑勃·迪倫的反應足夠熱烈，在觀眾熱烈呼聲之下，甚至加開了第二場。曲目方面，儘管鮑勃·迪倫演唱的代表作數量不及台北，卻也另有精采，來自"Highway 61 Revisited"專輯的五首作品，帶領觀眾重溫了他從民謠向搖滾轉型的激憤之路。而演出情態上，則趨於平衡與回歸。無論是台上幾乎完全不使用效果器、演奏搖滾布魯斯的樂器原聲，抑或台下樂迷肢體幅度適中的輕輕搖擺，都像達成了一種回歸音樂本身平凡力量的默契。

香港難忘歲月的標籤

香港站的舞台布置，在鮑勃·迪倫此次亞洲巡演中堪稱最簡陋。外部氛圍的低調，反而使這位搖滾樂歌神還原出了年屆七旬仍特立獨行的故我風格——尊重音樂本身的魅力。在那個搖滾現場，他以疏離姿態，提供了最純粹的音樂。

而香港樂迷對鮑勃·迪倫的態度，既沒有台灣那樣深重的情意結，也不像中國大陸樂迷抱著「音樂朝聖」的心態去看現場。他們理解這位搖滾傳奇人物之於那個年代的意義，也曾深受其音樂感染，但東西文化過早交融的獨特背景，令他們在愛這位教父的同時，並不會為之狂熱。鮑勃·迪倫於香港而言，更像一道歲月的標籤、和代表一種思潮印跡的文化符號。這種感情上的距離，與珍視自由與民主價值的特質，或許反而使香港成為最適合對鮑勃·迪倫兩岸三地巡唱作出反思的城市。鮑勃·迪倫作為六十年代西方文化座標，帶給兩岸三地不同意義。■

二十五卷　十九期 (201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