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巡演票房爆棚，近期推出首张EP《北上列车》；接受本报专访，回望半年来组团心得
纵贯线 做老“新人”，不做新“愤青”
新京报 2009-09-04
拍摄时，深谙娱乐之道的周华健一下倒在罗大佑怀里，假装很柔弱地说：“这样我会怀孕的……”
1 巡演
老情人可能就坐在台下
新京报：成军以来最难忘的演唱会是哪场？
李宗盛：我觉得难忘的是情感上的难忘。台北毕竟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老情人可能坐在台下。去场馆时走过的路，气味、环境，都是那么熟悉。我在大陆生活得比较多，所以有点回乡的感觉。
张震岳：我也是。在台上的时候很紧张，因为第一场嘛，我们事前准备差不多一个月，就等这么一次。当初没想过后来会有这么多场次。
罗大佑：杭州那场我蛮惊讶的，大家也知道，杭州的票是很难卖的。没想到票房居然破了纪录，到《虹彩妹妹》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大合唱，好多人挤到第一排，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他们的个性。（张震岳开始旁若无人地哼唱《虹彩妹妹》）。杭州是上海人的后花园，照理说上海人在杭州要有个房子过悠闲的生活，演唱会是可有可无，或者说，观众是有礼貌但不会太兴奋、太亢奋的那种。
新京报：那你们出发前预计哪场应该是最亢奋的？台北？北京？
罗大佑：本来应该是北京和上海，但是没有想到杭州完全不输北京。北京是完全人数上的震慑力。
周华健：我们预估中有些地方是很斯文的，一站起来都会遭人白眼的那种。杭州就是这种典型的地方，可是最后居然全部迷失了。
新京报：年底你们在北京要再走两场？这样超大规模的巡演之前没想到吧？
周华健：有啦，已经开始了。我们组团，进展到哪里、该怎么做，都没有蓝本的，说白了连国外的都没有。我们真的去运作这个事情的时候，始终有些责任感、荣誉感，觉得我们还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生命。
新京报：《亡命之徒》可以说是纵贯线的主题歌么？
周华健：纵贯线的精神是在这首歌里的。我知道当阿岳想到“纵贯线”的时候，就是四个男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来，应该就有点“亡命之徒”的感觉。但从大哥（此处指罗大佑）的角度，他会发现他的和音可以变成“阿岳的大哥哥”的感觉，所以在歌词里会有“小子小子”什么的。这首歌是我们一起完成作品的最好例子。四个人一起创作的路程就好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累积，才会感觉到颜色是怎么样的，都是一步一步试出来的。这绝对没有我们原来想象中“几瓶酒喝喝，来吧就来吧，一个月就搞定”那样简单。
新京报：正式成立纵贯线前有没有其他人选？比如赵传，他在之前的访谈里讲，张震岳的位置本来是他的。
周华健：我们合唱过一首歌，不过那时候完全不是组团的概念。我们四个现在几乎是生活在一块儿。不是几乎，我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一块儿。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过再加入团员？
罗大佑：没有。我们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年。
新京报：一年后一定解散？
李宗盛：会。这是一开始就讲好的，纵贯线是公司的一个Project（策划案），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实验。
2 骨肉皮 一路巡回，“女皇”一路被抓
新京报：创作过程中有过意见不一的情况吗？
罗大佑：这个当然会有啦。就是因为这个才好玩啊。
李宗盛：不一样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冲突。它可能是一个加，可能是一个乘。我们几个人做音乐的时间蛮长的，大家会以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包袱，各有各的经验和见解。这反而是我们四个人想在一块儿、互相融合的体验。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对吃什么饭的争论比做音乐的争执更多一点。
周华健：吃饭拿主意的通常都是我吧。
新京报：演唱会中单人秀的时候，另外三人都在干吗？
周华健：都围着监视器，观摩对方演出的时候，他的“点”在哪里。后来轻松一点了，就开始模仿其他人的姿势。
李宗盛：就像华健唱到“因为我怕……”，我们三个就“因为我怕……”（做跪下状）。挺搞笑的。不过模仿阿岳比较难，他会后空翻、前空翻。阿岳做音乐也比较unique（独特），他的音乐都是玩出来的，上台也不是要取悦谁，就是把自己的歌唱完就下去了。
罗大佑：他唱歌我觉得像在冲浪一样。
李宗盛：我们创作前期，你知道我在什么状态下写歌吗？我感觉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我前天才知道，阿岳白天跑去冲浪，下午写写歌，晚上就开始约会。好羡慕哦。
新京报：有种说法，阿岳单独表演时有人扎堆去厕所。
罗大佑：我们演出的时候也有年轻的观众上洗手间，一样的。
张震岳：我不太在乎下面的人，想要留下来听就留下来，我不会让你们绝对不能走，我不是这样的个性。用音乐沟通的话，它某个部分就会变成很特定的族群想要的。
罗大佑：演唱会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嘛，干嘛要那么正襟危坐？又不是开党员大会。（笑）
张震岳：我们去听别人的演唱会也是一样。听到有些比较冷门的，这首歌不熟，赶快去尿尿！一样的道理。
新京报：Coldplay会通过观察唱哪首歌上厕所的人比较多而得知哪首歌是不受欢迎的，访谈的时候他们讲这是“厕所定律”。
周华健：当然啊，可是Coldplay蛮逊的！我印象中没发现过谁去上厕所。
罗大佑：你听到自己不太熟的歌，或者你听到自己不太进入节奏的歌，憋得太久了，于是就忍不住了嘛！
新京报：有人说纵贯线纳入阿岳是为了吸引年轻人。
张震岳：我觉得是相互的。（周华健：他有时候把的妹还蛮老的。）我们彼此都会吸引彼此的听众。表演时会看到台下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二代甚至三代同看表演。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听过我的歌，他们可能想，“哦，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表演”。听我的歌的晚辈可能没听过大佑的歌，他们也可以去听听看经典到底是怎么产生，好听在哪里。
新京报：三位大哥天天和年轻人相处，会不会从他的人生态度中改变自己？
周华健：（一声叹息）有点难。
新京报：巡演过程中有没有碰到特别热情的骨肉皮？
周华健：我们的骨肉皮就是黄牛党！说起来蛮丢脸的。我们一路巡回，他们一路被抓，然后马上新血就来了，简直是前赴后继。有次广州抓黄牛党，说是连根都拔起来了，然后居然又神奇地出现了，他们手里有我们的演出时间表。
罗大佑：这对于他们来讲也还蛮骄傲的。
周华健：几个“女皇”（指女黄牛贩）大概都50岁以上。
罗大佑：经验老到，技术精湛。
3 唱片业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说唱片业会被电信业接手，你们怎么看？
张震岳：整个唱片业不景气，可是创作的人变多了，因为现在不管要什么，用一台电脑就可以轻易达成。（罗大佑：这是一件好事情。）聪明一点的人会运用网络把想法传达出去，这和以前比起来快很多。可是因为市场没有了，大家听也是在网络上。所以你需要做取舍。你要赚钱的话，我现在告诉你，很难。可是你写一首很好的歌想要人家听到，很容易。我们做这张专辑，可能大半都会被盗版垄断，可演唱会、现场表演是真的东西。（周华健：无法翻版的。）所以有利有弊。十几二十年前的唱片市场好，可是那时候表演的市场没这么大。现在反过来了。
周华健：这应该是唱片公司头痛的问题啦。我们的好处就是，都是创作人。
新京报：你们平时也会利用网络下载音乐吗？
周华健：其实科技手段真的很方便。比如我人在台北录音，可以叫北京的朋友帮我编曲，然后发给我，不需要飞过来。可我的歌也能这样方便地扩散出去。说到大家不会去买唱片，那也没有办法，科技真的没有故意要欺负我们。
新京报：所以你们对音乐行业还是比较乐观？
周华健：对。我只顾创作的部分。这个年头，再写点什么好听的，我的成就感会大一些。不该是多部车或多栋房子的问题。
罗大佑：我个人觉得，任何一个有创意的创作者都不要担心会被历史或者整个潮流忽略掉。重要是坚持度。我不觉得历史上有任何一个好的作曲家被埋没了。创作了几百首好的歌，却完全没有人知道他？我不觉得在我的印象中少听了很多好歌，只觉得好像有更多好的音乐我没有听到。那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好好去发掘而已。
4 新人
新京报：宗盛大哥会经常去看北京乐队演出？
周华健：他出门不太方便吧（笑）。
李宗盛：很多啊，像MAO啊、以前的无名高地，都还行。不过有些摇滚乐手看到李宗盛，都做不屑状。我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我是pop的！我们这些人，音乐沟通的层面比较广，讲土一点就是比较流行，我一直希望音乐能被更多人听到，这当中有很多经验可以交换的。通常你不受欢迎，都是因为沟通方式人家不理解、不喜欢，或者全世界只有200个人理解你在说什么。一讲到北京音乐的氛围，我就谈得比较严肃，因为有很多你们讲的“愤青”！
罗大佑：讲到北京的摇滚乐，我有个感觉哦，就是都太“牛逼”了，都蛮自以为是。这个感觉太厉害了。比如崔健，当时有多少人好像非要把他打下来。这太奇怪了。我觉得做音乐是应该尽量深化自己的音乐，一有个对象你就非要打下来不可，这个想法要不得，革命革命闹闹闹，批斗精神还是很严重。不愿意去听别人的音乐，不吸收别人的音乐，那是最大的致命伤。
新京报：“愤青”是你们对北京音乐圈的主要印象？
周华健：不不不，不见得。
罗大佑：我讲一句话，可能不客气一点。奥运闭幕式时，英国不是派吉米·佩吉来吗？我觉得英国人其实有点不客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北京搞他们十几年，老子一个人搞垮你们北京摇滚乐。谁能弹得过他嘛！到现在为止，15年，你就是搞不过他。真的，全部加起来也搞不过。真的不客气。
新京报：最近有发掘新人或者发现有什么好听的东西吗？
周华健：阿岳的ipod里面都是啊。
张震岳：我的公司有个网站叫streetvoice，上面有好多独立的音乐家。你们可以上去听听看，包括我自己的一些demo，也会丢上去。
李宗盛：发掘好的东西还是困难的。第一，这样的平台太多了；第二，大部分都是垃圾，没什么听头。我的做法是订杂志。杂志会先帮你过滤一次。
5 时代
新京报：你们现在还会相信媒体和乐评吗？
罗大佑：我相信那种做得很仔细、而且一路在做的，然后看他们坚持力怎么样。
张震岳：乐评分两种，一种写得比较浅一点，先讲包装，再看拍照拍得怎么样，那种没意思。另一种讲得比较细一点，从你的编曲、词意下手。
李宗盛：大部分我看到的，像阿岳讲的，我觉得不叫乐评，那是听后感。什么“我想到北方的冬天”之类的，非常矫情。我经常看电子乐的乐评，你知道，电子乐玩的就是空间、音色、相位、频率，所有非常细节的东西你真的要蛮懂，才说得出名堂。老实讲，乐评界内行的不是很多。
新京报：现在喜欢音乐的年轻人遇到的困扰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因为资讯少，找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反倒因为资讯太多，大家都迷失了。包括你刚讲到的“垃圾乐评”。
罗大佑：对，就是什么都太多。你看我是纵贯线的键盘手，但我发现我现在对键盘已经没兴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所有的键盘就是个大电脑嘛，什么都有。
新京报：所以你偏好原声乐器？
罗大佑：我们要找，必然是从最少的字句、最感动人的歌词着手，然后用最简单的旋律、用“真的可以弹得动的音”去感人，而不是通过音色的变化。音本身弹出来就是有感情的。键盘乐器已经变成资讯爆炸的音乐实验所，太多音色可以找，就没意思了。
周华健：其实检查一首歌好不好听，就是词和曲的关系。最好是一把声音跟一把吉他就好了。这次《北上列车》没有故意用很多乐器，我们呈现出来的歌都在这个方向之内。
罗大佑：从《亲爱的兄弟姐妹》、《公路》、《天使的眼泪》、《抱着你》……我们都是最简单的意思。电吉他的效果讲穿了就是给点回音和杂音嘛，“哇哇哇”这样子而已。
新京报：所以宗盛大哥的吉他工厂不会出电吉他？
罗大佑：他不会有这个想法的。
李宗盛：我是一个Hardcore（硬核、“死磕”）的吉他手，我只有木吉他。
周华健：我们在台上用的都是他的“李吉他”。
新京报：在你们看来，乐坛好的词作是否也越来越少呢？现在的歌词都写得很复杂很华丽。
罗大佑：词跟旋律是在一起的。你的意思是旋律好得很多吗？我觉得好的旋律也不多耶。说到底只是用心在写歌的人不多。
周华健：电脑介入以后，很多人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写一首新歌。那写第二首、第三首，甚至到第十首……就没了。有很多突然吓死你的创意出现，可是那个人只能提供一个好玩的创意。很多“怪歌”出来，但深度是没有的。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没有批判性？
周华健：好像整个社会氛围很难批判得起来吧。
张震岳：对啊，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都比较趋向于安稳。批判的东西，是不是在一个世界或者社会有一点动荡的时候，才会产生出来的呢？那么安稳，我都不知道要批判什么。
罗大佑：好像批判的人，不是下台就是就被关起来了。
张震岳：所以这是个时代的问题，否则随便这样写出来就变成无病呻吟。
新京报：作为艺术家，你们喜欢激烈的还是平和的时代？
罗大佑：当然喜欢平和的时代。我现在做音乐就是为了和，为了和谐。
周华健：我刚刚交的下一部曲就叫《天地人和》。
新京报：但有人觉得更激烈的时代更有创作主题。
罗大佑：那当然可能。可是更激烈的年代有可能完全禁止创作啊。
张震岳：其实这种东西要看你觉得有没有趣。一个比较安稳的时代，你的听觉也是可以很刺激啊。你有没有想过用重金属去唱儿歌呢？
周华健：（转头对另外三人说）好呀，我们再弄一个！
罗大佑：（装作不屑地）吓死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