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枣

上海一周 2009.03.24

大枣

一衣给我来信说，虾米音乐网——一家致力于支持正版、鼓励音乐分享的音乐网站——正在组织一个关于《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的讨论，邀约从业界到歌迷发表观点；然后，他们将组织初选和投票，评出大陆乐迷心目中的200张；再然后，将这一切反馈给对岸的编者。随信，她递过来了一本书，一本两头都是是封面，正反/首尾交合在一起的台湾书，像条两头蛇。

《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是一本书。它不只是一本书，更主要的是，它是一个工程。挑选出台湾流行音乐的200张最佳专辑，然后写出精彩的评语，这并不难。难的是找出所有最权威的人士，予以投票、鉴定、认证，从而使这个榜单具有权威性、公信力；最后，还要请各有专长的专业耳朵，写下他们对这些专辑的评语，分工协作，各擅胜场，集腋成裘。

动员力浩大的宏伟工程

评100最佳的时候，也就是评从1975年9月到1993年1月这部分作品时，这本书共动员了前后两次总计100多位评委。初评评委109位，复评评委76位。这个评审团有多权威呢？让我挑一些人名列举一下。它包括优秀的歌手——王海玲、蔡琴、殷正洋、王新莲；杰出的音乐人——李宗盛、马兆骏、童安格、黄韵玲、小虫、王明辉、苏来、李寿全、沈光远、林明阳、姚谦、段钟潭、翁孝良、张弘毅、张培仁、曹俊鸿、陈美威、陈复明、陈扬、陈乐融、钮大可、黄大军、杨立德、靳铁章、刘虞瑞、历曼婷、韩贤光、谭健常；著名的电台主持人——李剑虹、陶晓清；有影响的文化界人士——方龙骧、吴念真、翁嘉铭、谢明训……这队伍真是豪壮，第一眼看上去直有精英尽萃、一网打尽之感，当然，决没有一网打尽，远着呢，这也埋下了这次评选有所侧重、有所偏颇、有所遗漏的一个伏笔。

我听台湾流行音乐，已经听了整整30年，比较系统、专门地听，也已经有20年的光阴。饶是如此，这个榜单仍是让我大开眼界，让我有登堂入室、一窥堂奥、豁然开朗之感。1994年，“百张最佳专辑”的结果刚一出来，网上有好事者立即将名单挂到了网上，而我当即下载，如获至宝，收藏焉、把玩焉、细读焉，由此发现我对七八十年代出品的台湾音乐的若干盲点。2003年，写《风雅颂和艺术的业余精神——概论台湾校园民歌》的时候，“百张最佳专辑”曾是我用以导航的海图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一张海图。

对校园民歌的爬梳、萃取、彰显，显然是“前100佳”的亮点。由于从唱片到磁带、从磁带到CD两次音乐传载媒介的重大变更，也由于海峡相隔，导致整个华语圈对台湾所发生的早期音乐史实无从经历，以下这些作品是少有人知的，甚至，闻所未闻：李建复《龙的传人》、《丘丘合唱团》、杨弦《中国现代民歌集》、蔡蓝钦《这个世界》、蔡琴&李建复《一千个春天》、《杨芳仪/徐晓菁重唱专辑》、王海玲《偈》、郑怡《心情》、《包美圣之歌》、《郑怡/王新莲/马宜中》、《唐晓诗专辑》。事实证明，这些作品不仅优秀，而且重要，是串起时间的珠串。由此，“百张最佳专辑”不仅成为乐迷搜求、收藏经典唱片的导购目录，还顺带完成了清理历史的工作。既捡拾起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闪闪珠贝；也予以甄选、鉴别，擦去蒙诸其上的泥垢，然后放于圣坛之上，使之炫目、发亮、光耀众生；还高质量地完成了蒐集、编年、考据等工作，提供了所有这些重要物品的可靠名称、准确时间、关键背景——每一个曾有幸深入历史的暗处并有所窥探的人应当知道，完成这些琐事决非易事；如果这件工作不是在1994年因群策群力而有幸完成，那么等时间再久一点，凭着某人一人之力，很可能，再要完成这些琐事，足以皓首穷经。

现在，上文述及的少有人知的作品，已经相当出名了。对于热爱台湾校园民歌的人来说，它们不仅出名，甚至称得上著名，称得上入门必知的基础知识。这就是“百张最佳专辑”的评选之功：让历史成就为历史，让历史的经典发出光亮，成为永恒的灯塔。

因此，这样的评价毫不夸张，《台湾流行音乐200张最佳专辑》“梳理了流行音乐的珠玉脉络”，是台湾歌曲发展的线路地图。

评选工程的机器属性

但凡有评选，就有评选的盲区；有规则，就有规则的命门。选举工作，是一项汇集各族群代表，以一定的组织形式，一定的推举、定评规则，将众意见汇集归纳、最终期望达到民意完美表达的系统工程。我参加过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组织工作，并忝任其二、三、四届评委会主席，深知这盲区、命门的不可避免。有时想，即便是上帝亲临，也无法制定一个完美的规则吧。评选规则、组织形式的设立，虽然源自人性，充分运作起来却是有违人性的，只为这运作起来的并非是某一个强健的大脑，而是一种人为的、机械化的组织；同样的，它也源自公平、公正等原则，但运作之后产生的结果，却未必是公平、公正的。所以，评选最后表现出来的，不管多完美，一定是一种近似机器的属性。中国人都知道国家机器这个词儿，是的，机器，评选机构就像是架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六亲不认，不是尊重所有人，而是所有人都得尊重这架机器，否则，结果会比不公正还要不公正。

理性地看这个问题，面对一个艺术评选结果，真正有价值的提问并不是诘问它是否公正，而是应该诘问它所反映出来的趣味，通过这个趣味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如何。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流行音乐200张最佳专辑》是一个优质工程，它公布了它的所有评委名单、评选规则，还公布了部分统计结果，甚至全部初选名单。从这些资料的完全公开，我们能完全洞悉它的趣味、秉性，从中获得海量信息。即或对评选结果不满意，我们也可以猜测、推究出偏差所在，问题为何。

“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面对《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我的第一个有趣的疑问是，它是如何回避亲/友关系的？从最后的名单来看，许多获选者既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也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这可是个大漏洞。按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是评选活动最不易撇清关系、达到公正的关键，没想到《台湾流行音乐200张最佳专辑》，恰恰在这一点上犯有致命缺陷。

在艺术的评判上，一旦涉及利益问题，人就发昏。远的不说，就说乐评吧，如果我跟某位音乐人有比较密切的私交，那么对他的作品，我的评论就会打折扣，许多本应该尖锐的批评，就不太说得出口。何况评论的对象中有这么多自己的作品、自己公司的作品、自己朋友的作品，那该如何应处？

一个好的评委会，应该是一个中立机构。但难题在于，凡专业的评审，评委必须具有专业眼光，必须具有权威性；而要达到足够的权威性，他必然是出自这个专业的，即便不是这一批作品的作者，也必与这一批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找到绝对的“利益非相关者”，谈何容易！

没办法解决，可是有办法改善。第一、尽量地找到相对中立者，比如，评歌手，找制作人来评；评专辑，找乐评人来评；评这批人，找另一批人来评；就是一种相对中立者。第二、建立回避制度，即对有亲/友关系的评委，对有亲/友关系的投票对象，予以临时回避。第三、尽量增加代表的广泛性，虽然评委都是同一个圈子出来的，评的对象也都是同一个圈子的，那么，设若让所有人都加入进来，所有的民意都充分地表达、碰撞，那么利益问题将会相抗、平衡、抵消，民意最终浮现出来，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由此达到最后的结果，可能公正。

在这个方案设计上，《台湾流行音乐200张最佳专辑》确有它的缺陷。相当于关系人评关系人的评选。“前100佳”，评出的主体是“台湾校园民歌”，而参与评审者，大多是民歌运动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在这个范畴内，由于参与者极其广泛，代表性比较全面，这部分结果的产生还是比较理想的，得出的榜单也比较权威。

“前100佳”榜单的缺憾

以下是我感到的“前100佳”榜单的缺憾，不是评选有问题，也不是评选产生了什么失误，有些就是按此评选，必然会产生如此结果，这就是该“专辑评选”的题中应有之意。但以我的眼界观察，要谈“台湾流行音乐史”，以下这些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但是“百张最佳专辑”完全没有反映，或者没有充分地反映。

一、 对“前民歌历史”完全忽视。

刘家昌至少应该有一张唱片进入百大，但是没有，甚至他的个人作品都没怎么进入评选者的视野。按照评选所列出的时间段，刘家昌在1975年9月之后其实出过重量级的专辑，如《刘家昌作品集》，但连候选都没选上。
这其实反映了此次评选的一种导向，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次评选的趣味所在。民歌运动所颠覆的正是刘家昌所代表的老派流行音乐，是当时压在这批创造者身上的“反动”势力。它们在前一轮历史中如日中天，所以在后一轮审视中干脆视而不见，这是历史的隔代颠倒，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
随刘家昌一起，歌曲作家庄奴、左宏元、古月，知名唱将姚苏蓉、尤雅、余天、青山、岳雷、萧丽珠、林淑容……“前民歌干将”尽被弃置不顾。
凤飞飞在“前民歌历史”上的作为一个席位都未得到；邓丽君只得一席（《淡淡幽情》，第45名），成为那一代艺术中几乎唯一的代表，提醒着那同样也属于不可磨灭的历史。

二、 民歌唱将几乎全军覆灭。

几乎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民歌时代影响最大的歌手刘文正，竟然连一张唱片都没挤进去。细读这个榜单可以发现，这决不是偶然的，结果就是如此，同样地反映了一种坚定的趣味。
同刘文正一起被置于榜单之外的，是一系列商业上极其成功、名声冠盖在众校园歌手之上、签约大公司、学生身份可疑的唱将。同属于这个身份，只是蔡琴、费玉清侥幸逃脱了。其他如银霞、潘安邦、黄仲昆、李碧华……当时的当红人物，无一不成为这个榜单上的失败者，现在，你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谁让他们当年那么红、那么有销量、那么商业化和大众化呢？

三、“夏潮运动”线索隐伏不现。

侯德健《龙的传人续篇》（1982）列在了初选名单中，但居然没有被选中！导致“校园民歌运动”的重要一支——“夏潮运动”完全隐伏不现。“夏潮”本来就重行动轻录音，重政治轻艺术（狭义艺术），硕果仅存的作品理当全部进入候选名单才是，但杨祖珺《杨祖珺之歌》甚至连初选名单都没进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连带着产生了另一个结果：榜单第一名是罗大佑《之乎者也》，给予一种暗示：台湾流行音乐的社会觉醒、人文思想意识皆由罗大佑始，而在罗大佑的前行者侯德健那里，这一精神力量实在已经够强大、其艺术表现力也实在已经够完善。现在，这一段“前历史”也被轻轻地抹去。

四、 边缘上的价值可疑者，他们的历史地位在哪儿？

以下这些人，是风格独具者，其演唱才能在各时代仅见，魅力暗施，潜在影响数代，并足以继续流传下去，用一个词，也就是说，经典。但他们不属于校园民歌运动，进一步说，在历史的各项运动描述中，也不太容易找得到其所属的渊源、流派、系统，于是他们被可悲地忽略掉了，在百佳决选名单中尽被略去：
张镐哲、姜育恒、曲祐良、高明骏、东方快车、杨庆煌、张信哲、费翔……你还能到哪里找到这样的嗓音？你还能到哪里找到这样用力的、别样的、巅峰的表达？
赵咏华、曾淑勤、曾庆瑜，极致的女歌手，不像男星那么有特色，但是也有一种极致和完美。
高凌风、欧阳菲菲的华语Disco，虽然我不喜欢，但是，它曾经代表了潮流的流向，是一种歌唱风格典型。
邓妙华《心灵之约》，时间的一颗遗珠。
潘美辰的创作和演唱风格，是不应该被遗漏的一派代表，在她的时代，她与方季惟、李翊君曾共同发展出一种歌曲风格，在她前面和后面的时代，这种风格没有替代品。
曹松章《小巷阳光》、刘铮《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凡人二重唱《杜鹃鸟的黄昏》、赵一豪《把我自己掏出来》，奇峰突起的四个异数，没有人跟他们相同。
李恕权不是一个音乐水平极为高段、在各个阶段都属孤例的异类吗？而且，他还在自我发展着，直至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
他们并非没有专辑可选，其中部分人物，专辑的概念性还相当高。

五、 校园民歌的遗珠之憾。

虽然《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前100佳”经典地表现了对校园民歌的历史概括，但是它还是让某些颇具代表性的校园民歌干将及其作品意外出局。它们有：
《邰肇玫创作专辑》、陈明韶《浮云游子》、黄大城《唐山子民》、苏来《美丽的心情》、靳铁章《素描》、王梦麟《阿美阿美》、木吉他《散场电影》、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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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种学的意义

“后100佳”评选所覆盖的时间是1993年2月至2005年12月，“展示出原住民歌谣、流行、摇滚、庞克、放客、R&B、Hip-Hop……等多元风貌的涵括性”（叶云平语）。但在我看来，正像“前100佳”主要彰显了校园民歌，“后100佳”极大地凸显了台湾的本土民族歌唱（即原住民歌谣），它们原本埋没在流行音乐的七色纷披之下，但通过“后100佳”极大的张扬，这个历史的重要线索变得分明了。

这个历史的线索，在“前100佳”就已经隐约存在，但作品还不成势，成势确实是晚近的事。这是相异于千篇一律、世界大同的流行音乐，而带有土地的气息、民族的气质的别样歌唱，具有音乐人种学的意义。通过前后连缀、绵延长达30年的观照，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与陶晓清、马世芳、叶云平，带领台湾的音乐文化人士，统筹整理出这条牛逼线索，依我看，这是《台湾流行音乐200张最佳专辑》最了不起的功绩，比对校园民歌历史的彰显还要了不起。这条线索是：

沈文程《心事谁人知》——《洪荣宏专辑（三）》——《桂花巷》——潘越云《情字这条路》——黑名单工作室《抓狂歌》——陈明章《下午的一出戏》——林强《向前走》——罗大佑《原乡》——陈小霞《大脚姐仔》——《少年吔，安拉！》——陈芬兰《杨三郎纪念专辑》——《新宝岛康乐队》——吴俊霖《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凤飞飞《想要谈同调》——江蕙《酒后的心声》（以上为“前100佳”中的台语专辑，唱闽南语，却不一定是原住民）

（以下为“后100佳”中的原住民音乐创作，不一定唱闽南语，却是扎根在台湾山地上的乡土歌唱）陈小霞《化妆师》——林强《娱乐世界》——猪头皮《我是神经病》——《新宝岛康乐队第Ⅱ集》——蔡振南《生命的太阳》——浊水溪公社《肛門乐欲期作品辑》——黑名单工作室《摇篮曲》——许景淳《天顶的月娘啊》——金门王与李炳辉《流浪到淡水》——伍佰&CHINA BLUE《树枝孤鸟》——陈建年《海洋》——纪晓君《圣民歌——太阳风草原的声音》——郭英男与马兰吟唱队《横跨黄色地球》——巴奈《泥娃娃》——交工乐队《菊花夜行军》——陈建年《大地》——谢宇威《一侪•花树下》——生祥与瓦窑坑3《临暗》——王宏恩《走风的人》——胡德夫《匆匆》。

而两个100的前十大，可谓具有品位标示意义，是大旗。结果，“前前十大”挤进了2张台语，林强《向前走》和黑名单工作室《抓狂歌》；“后前十大”，5张半“台唱”雄踞前6名，陈建年《海洋》、胡德夫《匆匆》、伍佰《浪人情歌》（算半张）、纪晓君《圣民歌——太阳风草原的声音》、伍佰&CHINA BLUE《树枝孤鸟》、金门王与李炳辉《流浪到淡水》。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200大评选很“台”，相当“台”！

“后100佳”榜单的缺憾

“后100佳”榜单最大的缺憾，是时间的积淀不够。1993年到2005年，堪称华语流行音乐最纷乱的12年，也是最没有方向感的12年，用马世芳的话来说，“在这个‘歌曲泛滥、专辑贬值’的时代，这样一本指南，会不会变成‘专辑时代’回光返照的最后纪念？”这样的一个时代，本身就有太多疑问，还没有来得及解答，加上回望的间隔着实太短，时间的浪涛还没有对花花世界的五色浮华进行充分的淘洗和沉淀，时尚的力量还很大。有时候，因为时尚，加重了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关注度；又有时候，同样因为时尚，我们反而会刻意回避一些风云人物，以为他（她）就是流俗的。这都干扰了我们的眼光。

以我的心得，我觉得，这些“百佳”是可疑的：伍佰、陶喆、王菲、陈绮贞、杨乃文、五月天、范晓萱、周杰伦（入选作品过多）；陈建年、张惠妹、乱弹、自然卷、糯米团、陈奕迅（入选一张足矣）；王力宏《公转自转》、梁静茹《勇气》、《周蕙精选》（以上所选或非本人最佳，或该艺人所有专辑都不够分量）；而这些“非百佳”是可惜的：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暗淡的月》、狗毛《冲动》、《黄韵玲的黄韵玲》、熊天平《火柴天堂》、《七月一日生》（夏潮合辑）、陈永淘《阿淘的歌/离开台湾八百米》、哈狗帮《九局下半》、许哲珮《气球》、陈冠茜《欲言又止》、Lisa《More Lisa…》、78bpm《红月亮》、信乐团《天高地厚》、王城《多美丽呀》，它们或者没有进入决选，或者压根儿就没进入评审团的视野。

100+100＜200

《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是两次工程。前一百张，1994年结束，结集而成《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并在当年出版。时至2005年，当初一手催生此项工程的陶晓清与马世芳，以及长期进行“年度专辑/单曲”评选的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共同有了将此项工程继续向下延伸的想法，由此再开选坛，选出1993年2月之后的新一百张，合而成为“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

两次工程，分段评选，导致这30年的时光被人为地隔成两截。这样的评选，和一次性地评出1975.9~2005.12月的结果是不同的。由于无法贯通整个30年，缺乏了通观、通览、通识、整体统筹，而导致了前后两个时段比例的不当，部分艺人入选数量比例不当，部分艺人入选作品准头失准，部分有代表性的艺人失去了出头的机会。这些整体缺陷，几乎是所有加层建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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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缺陷不止于此，通观《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这部浩大工程，还有以下弊症，且让我不避冒犯地一一指出：

一、 专辑评介呈速生态，轻浅，过于感性，易碎。

除翁嘉铭、马世芳、马欣等人之外，部分评介呈现出令人不堪的良莠不齐姿态。缺少纵览历史的通识眼光，缺少贯通新旧中西的通透乐识，缺少勾画整部专辑灵魂的点睛之笔，缺少对专辑个案的乐史坐标、人文价值、时代位置的有力揭示。部分评介仍然在就专辑说专辑，就歌曲说歌曲，甚至沦为产品说明式的、新碟速递式的简单吹捧。尤其是“后一百”，这个问题极为突出，认识浮浅，观点幼稚，甚至连文字上的语病都没有熨平。

二、对30年经典风格的代表性不够。

前后两次评审虽然标准略有不同，但总体上前后一致。叶云平在阐述“后100佳”的标准时确定了关键的两条：EP、合辑、精选辑不列入评选范围；评审标准关注五个指标：整张专辑表现（非依单曲成就）/制作，原创性，词，曲，演唱。其中，对合辑等的排除是新增的，其余并无异样。1993年第一次评选百佳时，吴清圣阐述原则，提示和强调了这几个方面：不评鉴演奏曲；“原创性”指整张专辑是否能突破既有格局，而展现出新鲜的、不同的风格；“词”指歌词的水准而言；“曲”包括旋律、编曲和演奏的水准；“演唱”指歌手在声腔方面的诠释与表现。
这是非常简洁而又一举抓住关键的了不起的规则。若我来制定规则，结局很可能会跟它一模一样。但如前文所说，评选这项工程，一旦运作起来便会部分表现出机器的属性。标准之下，必有冤魂。我是通览这200张最终结果时才发现：由于它在词、曲、唱之首单列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创性，原创性单独评分，一起计入总值，结果它导致了以下有趣现象：
1、 榜单之最佳并非歌手之最佳。
从专辑的完善程度而言，最有分量、最完美、最优秀的专辑，往往并不是一位歌手的第一张，或新风格乍现的首张，或最知名的某张名作。但这次评选，全部导致了与此相反的结果。
从导购的意义而言，消费者总希望能按图索骥购买到歌手的最佳代表作，但按这个200最佳目录，希望注定落空。此榜单昭示的是一种历史价值，标示的是一种近似于历史重大事件的编年史成果。在这个规则下，突破最重要，第一张/突破之作/盛名之作一定会入选为最佳专辑。而在我看来，实际情形是，第二或第N张/续作/无名之作，其整体制作水准达到最佳的例子反倒更多。
比如罗大佑，第一个阶段的最佳之作绝对是《未来的主人翁》，而非处女作《之乎者也》。如果我们是想了解历史，当然首选《之乎者也》；但如果我们是想欣赏、收藏一张罗大佑的最佳唱片，当然是选《未来的主人翁》；甚至，选他更后期的《恋曲2000》，在我看来也甚为靠谱，这才是他集大成的、真正登峰造极的巅峰之作。
以这种观点看，以下歌手的最佳，或许应该调换为这个目录（括弧内是200最佳专辑的入选作品，或排位相对靠前的作品）：
陈淑桦《明天还爱我吗》（《跟你说听你说》）、赵传《四》（《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陈升《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拥挤的乐园》）、费玉清《情深往事/直到永远》（《变色的长城》）、黄舒骏《雁渡寒潭》（《马不停蹄的忧伤》）、黄莺莺《雪在烧》（《只有分离》）、文章《单身汉/望天》（《365里路》）、伍思凯《等着你，爱着你》（《爱要怎么说》）、郑智化《单身逃亡》或《堕落天使》（《老幺的故事》）、张惠妹《Bad Boy》（《姊妹》）、王力宏《唯一》（《公转自转》）、王菲《寓言》（《只爱陌生人》）、陈珊妮《后来我们都哭了》（《完美的呻吟》）。
而一些歌手的早期突破作品，今天看来，已经可以弃选不用。他们早期那一点点光芒，属贫瘠年代发出，当时听来珍贵，但后来更完美更醇厚的同类作品完全掩去了其早期光亮，现在再听，难免幼稚粗糙失望之感。以前一百为例（后一百中需要剔除的太多了），这些可以弃选的作品有：蔡琴《出塞曲》、薛岳《摇滚舞台》（应匀给李亚明的某一张，比如《鸟与树》或《存在》）、张清芳《激情过后》、周华健《心的方向》。
2、 对经典人声和艺术多样化的代表性不够。
强调原创性，可能会低估那些没什么突破性但有着巨大感染力量的专辑；可能会重视历史意义，而低估那些不在历史的主要脉络上却风采自现的专辑；可能会重视人文价值，而低估那些没什么精神内涵却有丰富音乐性和深厚情感的专辑；还有，专业评选会自觉不自觉地贬抑那些在商业上过于成功的明星，这是历史奇妙的摆荡现象和平衡术。
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反正这样的结果出现了：
——那些魅力之嗓、特异之嗓、风格之嗓、实力之嗓或者被踢出局，或者所占席位过少；加上前文述及的“前民歌历史”被忽视、民歌唱将纷纷落马两个事实，导致现在这个榜单无法全面反映30年台湾人声的代表性。硕果仅存的魅力之嗓，或者属于校园/原住民系列，或者是兼有人文性、音乐突破意义的对象。张镐哲、姜育恒、曲祐良、高明骏、东方快车、杨庆煌、信乐团、殷正洋这些异嗓的缺席是不可思议的；唱作俱佳的歌唱奇才明显被低估，齐秦、童安格、伍思凯、陈淑桦仅有1张，周华健只有2张作品入围的事实，明显与其优秀专辑众多的事实不成比例。
——那些在商业上得志的，这一回统统都不得志。费翔、张信哲、巫启贤、张宇、孟庭苇、黄品源、许茹芸、柯以敏、刘若英、任贤齐、动力火车、赵咏华、万芳、徐若瑄、无印良品、阿牛、游鸿明、黄立行等，可能也是某一类创作/演唱风格的代表者，这一回却被剃了光头。这导致了一个结果，最佳专辑200张对这30年台湾流行音乐的代表性是不够的。虽然，以上诸位并非绝对有资格入选，但比之那些远非重大的人物，竟占据了那么多完全不具代表性的席位，这样的结果有必要改写。
三、 对制作人的个人音乐探索彰显不够。
可能是因为“不评鉴演奏曲”这一规则，导致这个榜单对幕后制作人在纯粹音乐上的探索重视程度不够。实际上，这是流行音乐中非常有趣的一个领域，曾出现不少风格极为独特的概念制作，不属于人文意义的概念，而纯然是音乐上的整体概念，精彩，但往往不被大众所识。
存在着两类制作人。一类制作人本身就是卓越的歌手，他们的个人作品甚至会比他们为明星制作的专辑更受关注，另一类制作人主要是专业制作人身份，更偏重音乐、幕后的角色，其个人作品没有多少历史或人文意义，偶尔出片，似乎是玩票性质，游离于流行音乐和人文浪潮的边缘地带。但也正因为此，这些作品比他们为专业歌手制作的专辑要放得开，更具有音乐上的私人探索意味，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地脱离流行工业的标准产品模式，向着音乐探索的异地飞驰而去。这时的作品，属于流行音乐专辑中的异品。
“200佳”涉及到的这类作品，有李寿全《8又二分之一》、小虫《葬心》、陈扬《桂花巷》、黄韵玲《平凡》、李欣芸《国际漫游》，它们或因作品中有一二人声而幸存，或因制作人本人歌唱力量的足够强大而与歌手唱片傲然同列。但是有更多的奇品、异品终未入眼，比如我零星知道的：滚石《新乐园》、陈扬《盆地边缘》、李泰祥《错误》、陈世兴《空/山/灵/雨》、詹宏达等《台北春天新故乡》、《张四十三与他的三姑六婆》、陈美威+李士先《二元一次：走钢索的人》、《鲍比达的新音乐》、涂惠元《躲在音乐背后的人》、黄韵玲《心动》、侯孝贤《太阳》、Ray《R.A.Y》、《一个李骥》。
而纽大可的专辑，既属专辑典范，又属人声典范。他真是一个韵味十足的人，即便作为歌手，也属于大歌手。
还有吴金黛《我的海洋》这样的作品，还有像吴金黛那样纯音乐的、民族音乐的一大堆风潮唱片，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是检点历史时必须要考虑的。
四、 大陆、香港作品入选不系统。
这属于小节。依我之见，大陆、香港作品（在台湾发行的）可以从这个榜单上拿掉，把位置让给更多台湾原产的作品。一来可以保持纯粹性，二来——这才是最主要的——对这部分音乐的评选实在只是零星点缀，不系统，完全不能反映出这两地的音乐风貌；如果真是按标准评选，列在候选名单上的大陆作品几乎全都可以上榜，比之榜上部分台湾作品，它们在风格差异性和作品力量上，都胜出太多。

“筑起可以瞭望的塔台”（吴清圣语）；“梳理流行音乐的珠玉脉络”（叶云平语）；留存历史；提供经典唱片指南……这些出发时的目的，随着《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的出版发行，应该说已经尽皆实现。这里唠唠叨叨说了一万字的废话，提出值得关注或应该另外入选的作品名单，决非是要真的转换已有的榜单。凡评选，就有规则；凡有规则，就有规则下的必然结果。如果真的可以随便调换，那么整个评选的公正、意义都将失去。但我想，《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看起来是在留存历史，其实也是在做一件瞻望未来的事，虽然书已出定，但关于它的成长并没有终止，这就是，到底哪些作品将成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作？这需要更悠久的时间、更广泛意见的参与、更博大的历史沉淀，来逐渐达成。

已经听到人说，《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是台湾流行音乐唱片搜求的圣经。是的，本书原本就有指南、导引的目的，但有一种歧途是，将此作为“最高指示”，凡圣经所载即为圣物，凡圣经不记即低人一等，如果真以这个标准衡量，这本书还差得有距离。不仅200佳榜单可能遗漏不该遗漏的力作，而且，聆赏音乐还有其他趣味，观察历史也还有许多角度，要把这一切都专美、占尽，远着呢！还有，你是在用你的耳朵在聆听，而不是用马世芳的耳朵在聆听。对马世芳的耳朵，凡人需要敬畏、参照，在敬畏、参照的同时需要醒觉、发现，培养自己的智识、本心。所以这篇议论定下了这样的题目：距离圣经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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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评选挺好的，但也是很个人的事。要是评论每个人都能写出自己的200张专辑。
当年堇色也搞过，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挚爱。评选本身就是挂一漏万的，但是只要有诚意就好。
不想多说，要是说得多的话一本书也写不完，只说二点民歌选的很多了，只是海山的选得少。但你从民歌演唱会也能看出，海山确实弟不过新格，二夏潮没法选，李没有专辑，杨的专辑被回收了，有的人不多，而胡的专辑近几年才出，这样太有点苛责了，我挺马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