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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非常道》李寿全
凤凰网娱乐 2013年09月27日
2013年9月18日，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的大师李寿全做客凤凰网《非常道》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音乐和生活。
《张三的歌》诉移民悲情 误当情歌因够简单
杨樾：欢迎收看凤凰网《非常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樾。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一位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的大师李寿全老师来到《非常道》，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的音乐和他今天的生活。李老师，您好！
李寿全：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杨樾：其实在大陆过去的两三代人，都会受到台湾流行音乐很深刻的影响,您从那个时候走过来，回头看那个时候的激情和创作力，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李寿全：如果说混那么多作品在里面，是身逢其时，那个时间点刚好投入做音乐，我把我听过的西洋音乐、摇滚音乐的一些经验复制在国语的流行歌曲里面。当时的年代这方面还是在成长的一个时代，那个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和任何人说我们来做什么，那大家就一起来做了，你可以找一个作家写歌写词，大家也不会考虑有太多妥不妥的问题，很容易就一起做事情，包括那个时候的文学、电影、流行音乐，在那个时候都非常蓬勃，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那是那样的一个年代。
杨樾：你从一开始投身到刚才所讲的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要自己去唱歌呢？
李寿全：我还是觉得当制作人比唱歌有意思多了，因为当制作人的工作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最后要完成一张什么样的唱片，歌手只是扮演其中一部分的角色。如果我又是制作人，又是歌手，当你制作一张唱片的时候你还得去做宣传，那个时间拖太长。
杨樾：你并不想把精力放在那上面。
李寿全：可能是我的个性了，一般来讲是个性，可能我不太习惯当一个歌手必须要去演好一个歌手的角色，当制作人至少是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需要演什么。
杨樾：后来你出《8又二分之一》，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做这些其实你不喜欢的事情？
李寿全：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宣传，做了之后就更不想做了。
杨樾：所以就再也没有了。
李寿全：对，就不再想做了，当时会出这张唱片也是因为《未来的未来》，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我一开始先唱那个Demo给导演，导演觉得我的表达很好，他就说“用你的版本！”就这样出了这张《未来的未来》的单曲。出完之后，好像看起来可以出专辑，因为每个人都在出专辑嘛，创作者也可以出专辑，所以也就跟着大家一样，一起出了张专辑。出完之后就觉得有点不太适应，比如出完专辑之后开始有一点点知名度之后，那时候我的小孩子刚好一岁多，就提着在街上走，就有人跟我这样讲：“他怎么可以提着尿布在街上走？”
杨樾：大家已经开始把你当成个明星了。
李寿全：对，我觉得提着尿布是当爸爸的骄傲，OK，你当一个舞台上的艺人，其实你失去更多。所以，我回头看，当红的歌手，不管他的荣华富贵是什么，可是他们的牺牲很大。
杨樾：很多人最初听张三的歌，都是从听蔡琴的那一版最早听到，很多版，也许差不多最后才听到您那一版，很多人听完这首歌之后是把它当一首情歌来听的，因为这种两岸资讯深的不够通畅，让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真正的背景。而你作为原始的制作人，最初就参与这首作品制作的人，你看到这种反差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大家所理解的并不是你们想要传达的东西。
李寿全：我觉得还好，我会看到大部分也都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最近又被再讨论一次。我没有做太多的解释，因为毕竟那么多年了，这些当事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我都是很简单地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但是没关系，当作情歌也可以，当一个歌曲出来之后，听众会有自己解释的权利。老实说，这首歌非常多人唱过，江淑娜，陈升也唱过，庾澄庆也唱过，吴宗宪唱过，齐秦唱过，蔡琴唱过，它可能是仅次于《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唱的人多到主唱原来是谁唱的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我是不是主唱已经不重要了。我的专辑里面唯一一首不是我写的，就是这首歌，是我念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一心就是美国梦，想移民美国，他让他的太太先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假结婚过去，后来就弄假成真，他后来就在美国，为了两个小孩留在那边。当他写完《张三的歌》寄回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要不要回台湾写音乐？可是他还是为了两个小孩留在美国，这是一个蛮凄凉的移民故事。
所以，当时在这首歌里面，无论是我演唱，或者在电影中的父子关系，也是讲父子之间的感情，这首歌简单到所有人都可以唱，感情简单到所有人都可以依附在上面。所以，常常是一首简单的歌更能让大家产生不同的解读，所以每个人听到这首歌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同样一首歌，每个人当时听到时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以后累积下来的感情就不一样，这是音乐最美妙的地方。所以，一个流行音乐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共同喜欢，还真的有它特殊的意义。
创“天水乐集”重理想 早期流行乐曾遭轻视
李寿全：我一开始是从新格唱片进去，在台湾进到新格唱片以后就当制作人，进去一个月就做李建复的唱片，李建复的唱片做完之后，我一共做了四张唱片就离开了，跟李建复、蔡琴组一个天水乐集，算是台湾的第一个制作公司，完全没有资本的制作公司了，出了两张唱片，这两张唱片没有红，但是也没有卖。
杨樾：但这两张唱片都进了那“一百佳”。
李寿全：我们最近几天做复刻版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情，我说在那个时候才会做这张唱片，如果现在做就不会做了。
杨樾：为什么呢？
李寿全：因为那个时候你充满了理想，觉得这些都是可行的，认为只要做什么就可以红，可以卖，可以赚钱，类似这样，包括我在做李建复专辑的时候，李建复专辑首批在台湾就卖了两万多张，在当时是很畅销的。
杨樾：在天水乐集之后，当时台湾华语的流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巅峰状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这十年时间里，你在这种更蓬勃的状态下，自己的创作和制作的状态有没有改变？
李寿全：其实当我进入校园民歌的新格唱片的时候，其实我不那么喜欢那样的形式，我觉得那样太简单了，我进去以后开始去要求编曲，在编曲配器上或者整个音乐呈现上比较丰富的呈现，甚至我会把西洋做音乐的方式放进去。所以，李建复专辑中可以感受到它的编曲和其他校园民歌不一样，我已经开始会和编曲讲，归去来兮要用大提琴去做对话，狂野激情用其他的方式演奏，其实我会加进这样的东西，即使在《龙的传人》的时候也跟编曲沟通，我并没有太多去谈这首歌的编曲，其实我们当时用了很多比如人声的合唱是由远而近，到最后越来越近，或者配器上会让它制造出一些长江、黄河，一直到最后的发光，其实这些都有在编曲上花一点功夫的。从校园民歌变成流行歌曲的进化，其实我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推动者，我努力把音乐制作上的方式提高到专业一点，而不只是一把吉他的校园民歌。
杨樾：刚才我们谈到的，你从民歌时代把台湾的流行音乐和其他的音乐一起推动到一个真正流行音乐的鼎盛时期，今天你如何看待内地的这些民谣作者？他们实际上在重复三十年前台湾已经发生过的状况。
李寿全：其实民谣和校园民歌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民谣比较多的是要跟土地、跟人有关系，但是校园民歌当时是一个非常清新的，清淡到完全不去碰起这些问题，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感觉，年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转型，从原来台湾流行音乐的那种要么就是日本的歌曲，要么就是大陆上海滩时期老的音乐，刚好转到一个清新的唱法，以前的歌手唱歌都是浓妆艳抹，唱歌有乐队，要带舞蹈，唱歌都是很老式的，突然到民歌是一种很清新，甚至不化妆，一把吉他就可以唱一首歌。我觉得它是一个过渡时期，把最旧的突然间还到最简单的，但是它又不具有民谣的那种历史、土地的感觉。
杨樾：还是没有根。
李寿全：对，所以它很快就过了，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再来就是进入到比较成熟的流行音乐，这个流行音乐包括很多，流行音乐可以有摇滚，可以有民谣，可以有任何形式的音乐，都可以成为流行音乐，它已经变成综合性的音乐。
杨樾：它已经变成一个大的概念。
李寿全：从校园民歌进到流行歌曲，它算是比较成熟了，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一块，很多所谓念过书的人学过音乐的人，他愿意来做流行音乐，在早期是没有这些人的。
杨樾：对，大家都不是科班的。
李寿全：大家都认为唱歌的就是一个唱歌的，一般讲，不是那么地瞧得起或看得起，学古典音乐，你总会去做流行音乐。可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间里有转换，开始很多比较有想法的人进入流行音乐中来，这是很重要的。校园民歌只是短短的几年，可是它是一个开始，让大家做音乐的态度不一样。
杨樾：你有没有听最近几年内地民谣的作品吗？
李寿全：我有稍微地听到一些，但是这和校园民歌是不一样的，也跟台湾原创的民谣歌手不太一样，这边可能多了一些社会的感想在里面。
内地电视强势 歌手为商业翻唱丧失创作活力
杨樾：在八十年代，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最鼎盛的时期，您推出来的蔡琴、苏芮、王杰、力宏、张悬，我们今天回想这些歌手，每一个人在歌坛都是一等一的，能够立得住的。那么，您作为一个横跨三十几年的制作人，看到今天整个的华语乐坛，我们挖掘新人和推出新人的这种境况不如以前容易了，为什么会这样？
李寿全：如果你把我以前做的歌手这样排下来会看一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自己做的音乐里面，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对我创作音乐来讲，我会希望是一个新的歌手，新的音乐，或者是一个新的个性，我不会去复制市场上同样的歌手或者作品。但反而是现在一般的唱片业或者是投资做音乐的公司，他们比较喜欢复制，有成功的例子，做一样的，有一个参考。
杨樾：这样风险小了。
李寿全：风险小，对。像我们做，可能会碰到一个不成功的，比如说我曾经做过方维珍，我觉得她的声音非常好，连费玉清都说她的声音好，可是是一个不成功的唱片，除了少数的一些爱音乐的人还是把这张唱片当成很重要的收藏，但是这就是流行音乐中有时候最好玩也最痛苦的地方，你不晓得他为什么成功了，也不晓得他为什么失败了，它完全是不太能够掌握的。
杨樾：除了有可以掌握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是不可以掌握的，甚至还跟这个人的命有关系，有的人天生就是能吃上这口饭。
李寿全：对，很奇怪。所以，我常常讲，做音乐，成功的，不见得他的音乐是好的，好的音乐不见得会成功，但是音乐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坏，所有人听到音乐的时候，他觉得到底觉得是好是坏，那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
杨樾：现在很多制作公司，包括制作人，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成功的范例去复制，可是问题在于目前我们看到华语乐坛，内地、香港、台湾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即便是复制也没成功，那怎么办？而且复制的失败率还比创造性的更高。
李寿全：我想，相较台湾和大陆，为什么台湾的创作力会比较强一点？比如说，至少这几年出现张悬、苏打绿、五月天，或者是从新马到台湾去发展的歌手也都成功了，蔡健雅、曹格、孙燕姿、梁静茹，老一点的歌手都在大陆，还在做商演，80年代旧的歌还在唱。大陆的状况是因为电视的强势，整个掌握媒体和资源的人都在只做那一块，并没有给大陆的做音乐的人机会，他做节目只是为了收视，甚至是为了满足客户。所以，这些歌手还是唱台湾以前的歌曲，永远在唱旧的歌，改编来改编去，还是唱旧的作品，那样的行业虽然做的是和音乐有关系，但是我不认为它是文创，它是一个娱乐事业。那么，文创事业是根本，最快在台湾可以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市场小，而台湾的成功和不成功的比例差距不大，苏打绿很红，可是一个小团体在地下乐团做了十年也还可以活着，大家也都认识他，互相也都很尊重，我觉得很特别，在台湾的环境里很红的和很不红的互相都很尊重。
可是在大陆差异太大的，我比较担心的是所有真的有心做音乐或者是有能力做音乐的人，两年没有机会，他就放弃了。我只希望有资源或者平台的人会想到这一点，让其他的人可以多做这些事情。
杨樾：转过头来讲，其实这里面存在着另一层的困惑也很大，已经成名的人，我们说分了好多层，底层的人一年一场演出都没有，他自己闷着在一个地下室里做音乐，最赚钱的人一年可以赚一亿人民币，赚一亿人民币的人也没有做出好音乐来，怎么办？好像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李寿全：创作上、环境上因为差距太大，尤其目前又是电视台最强势，如果它不做，大概也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唱片公司也都不再考虑音乐了，而是考虑艺人的经纪。
杨樾：因为做唱片怎么都是赔的。
李寿全：早期做音乐是制作导向，制作人决定，制作音乐可以变成市场的流行或者主流，所以制作人的分量非常重。到中期是企宣导向，因为企宣费越来越贵，一张唱片的制作费可能是20%，企宣占80%，唱片公司的老板一定就听企宣的，因为它占了大部分的投资，所以企宣企说的话算。到现在变成经纪人说得算，因为他的歌手可以赚钱来cover做唱片的成本。
杨樾：他会告诉制作人，“给他做几首什么样的歌，这样他可以出去演出。”
李寿全：对，现在完全不会考虑制作人，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跑到大陆来当评审了。
内地选秀歌手太易红 普遍技术好内涵差
杨樾：你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有没有在电视里看一下内地的这些电视选秀节目？
李寿全：有，我在台湾，这些视频都看得到。
杨樾：像《好声音》这样的。
李寿全：对。
杨樾：你对这些选手有什么看法？你觉得他们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人出来？像杨宗纬或者萧敬腾当年那样也是靠选秀出来。
李寿全：就不晓得这些电视台怎么样来做后续的，好像他们进入前几名都要签约，这是目前台湾、大陆都面临的问题，台湾的选秀节目也是一样，当歌手参加选秀节目红了以后，马上就开始做表演了，就开始赚钱了，中间不像以前早期的唱片歌手，可能签约两年还在训练，不管有没有训练，他还在摸索，还在公司，还在找他的个性，找到一个最对的或者最好的方式再出现。但是现在歌手很容易就跨过，一下就红了，红了以后也从来没有思考什么样的感情在唱这个歌，因为他已经到这个位置了，我听过几个，在一个演唱会里有台湾的歌手和大陆选秀出来的歌手，我发现大陆选秀的歌手声音很好。
杨樾：先天的部分没问题。
李寿全：可是他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晓得他在唱什么，他只是在把歌唱完。我发现几个台湾来的歌手，他还是有他自己个性的部分，在音乐的表达方式上有他的想法。我发现有这样的落差，选秀节目里面太快红了对歌手不是好事。
杨樾：但是现在市场很残酷。
李寿全：除非他够聪明，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杨樾：他够聪明，可能有时候也身不由己，他签到公司，是不是公司也还要够聪明，他也够聪明，都要聪明才可以。
李寿全：这没有办法，流行音乐本来就是在反映大环境的一个现在，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不好，表现的大环境就是不好，这是一定的。
杨樾：你从观察这些选手来讲，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表演、他们的唱功，这些硬性的部分跟当年华语歌坛最盛世时候的那些艺人比起来，你觉得他们够好吗？
李寿全：技术上我觉得都比以前好，但是要回到内涵上还是差。这也是为什么八零年代的歌手到现在还可以存在的原因，就像你看到齐秦在《我是歌手》中出现的时候，他还是有他的个性在，还是有他的特色在。
缺失压抑和禁锢 中国摇滚乐早已“变味”
杨樾：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内地的大流行音乐范畴中，摇滚音乐曾经是一枝独秀的，尤其是在魔岩、中国火的时代，在滚石进到内地之后，那种强有力、很先进的制作方式和推广方式，把一些中国很好的摇滚音乐人推到了超过很多流行巨星的程度。后来这一下子这一拔浪潮就下去了，但是从最近这两年看，这个浪潮又有点要复兴的意思，但是还没有完成复兴。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一个月以前黑豹乐队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这也是当年中国卖唱片卖得最多的摇滚乐队，在最近几天唐朝乐队也要发布他们的全新专辑，正式上市了，很多歌我们也听到了。您和中国的这些摇滚音乐家有没有接触？
李寿全：基本上没有，但是他们的音乐我都有听过。我想，摇滚乐队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摇滚乐需要很大的能量，你在创作上或者表演表现上需要很大的能量，就像当我写出《一样的月光》的时候，那是我听了那么多摇滚乐累积在身上的冲动和因子，突然间在一首歌里，我想要写一个摇滚歌曲的时候写了《一样的月光》。
可是，你要是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你是没有办法称得起“摇滚”这个旗帜的，更何况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压抑、没有限制、没有禁锢的时候，摇滚就没有它的立足点了，当每个人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你怎么摇滚？你开着跑车过着很好生活的时候，摇滚音乐就不存在了。所以，全世界的摇滚也都在慢慢缩小，越来越没落了，已经没有摇滚的那个（土壤），即使摇滚团唱的音乐也变讲的是爱情，可能关心一下环保的问题，其它地方人群的问题。我相信，有摇滚的地方，一定有压抑在，才会出现摇滚的。我不晓得是不是现在大陆还可以有摇滚出来，但是我觉得它的环境、它的时空已经不像当时那样了。
杨樾：一定是这样的，心境也不一样
李寿全：包括听众也不一样了，除非你玩的是英式摇滚，在宣泄一些所谓比较隐讳的话题，才能引起注意。
杨樾：我发现台湾已经是这样，红蚂蚁那个年代那样的乐队，黑名单工作室，他们那会儿的那种。
李寿全：现在这种时候，听众已经不太需要这样的东西。
杨樾：虽然还有地下的音乐人在做，但是他没有办法走到主流的层面上来。
《明天会更好》罗大佑原版“灰暗批判”
杨樾：从八十年代初走到今天，大家经历了很多个曾经有过梦想的阶段，今天就很担心有一些人在梦想追逐的过程中坚持不下去。我突然想起来，在八五年的时候，张艾嘉、您、大佑等很多音乐人一起来唱《明天会更好》，那个时候真的是是一个盛世，过去三十几年的华语流行乐坛发生过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也只有两次，一次是台湾的音乐家做了《明天会更好》，到了第二年世界和平年的时候大陆有一首《让世界充满爱》。为什么今天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盛况呢？真的是聚集了台湾最好的、最顶级的音乐家凑在一起。
李寿全：当时是一个世界潮流了，从英国的《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到《We Are The World》，其实台湾当时大家对那些全都是陌生的，可是大家只知道一件事情：“美国歌手可以，我们的歌手也可以啊，我们也来做一首！”做什么呢？我们就聚在一起做了《明天会更好》，为什么要做这首歌？基本上只是想证明我们的歌手也可以做这样一首歌，台湾的流行音乐市场可以有这样一首歌。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钱捐给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因为它为了照顾我们的“明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可是这首歌在香港发行是捐给了儿童合唱团，基本上都和“明天”有关系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大家都没有任何互相的猜忌或者排挤，大家都为了一件事情在做，所以才会这么感动人，所有的人都没有介意他们唱什么位置，因为我说了算！（笑）
杨樾：对，你是制作人。
李寿全：对，我是制作人，我排好了，但是我有一定的排法，比如蔡琴唱第一个，因为她的音域可以唱第一句，后面的太高了，她不能唱，所以她就唱第一个。第二个我会选择男生，就从里面挑出余天，类似的方式往后唱。当时唱片卖得最好的几个人，费玉清、江蕙、黄莺莺他们会唱一整段，里面有一个有点身障的歌手叫李佩菁，有一个位置唱一句话，其他的不红的就排在后面唱大合唱。大家都没意见，大家都很开心地把这首歌唱完。
杨樾：当时这首歌的歌词是你们几个一起写的，怎么分的呢？
李寿全：歌是大佑写的，歌的词曲都是他写的，你知道，大佑的歌词通常都会带有一点点批判或者灰暗，作为《明天会更好》就感觉到歌词不太合调，大家说我们一起来改好了，最后的歌曲谁改？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到底改多少，我也不晓得，但是要把它变成一首看起来比较阳光一点的。大佑也许很不满意，“为什么歌词被改成这样？”（笑）
杨樾：大佑有跟你提过这事儿吗？
李寿全：我忘了，他没有提。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要那么严肃去看那个事情的过程。
MV兴起蒙蔽听觉 结束台湾音乐黄金年代
杨樾：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能感觉到，这张专辑中，包括你那个时候写的其他作品，你还和《搭错车》等很杰出的作家合作，把音乐做促成。也就是说，音乐、文学、电影方方面面的艺术都能凑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很繁荣的状态。
李寿全：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棒的地方，我常常讲，当时从八零年到九零年的十年是台湾音乐的黄金时代。
杨樾：为什么没有了呢？
李寿全：全世界都是一样吧，第一个影响到音乐的是开始有MV，大家用视觉去影响你的听觉，本来你听音乐是你有自己的想象，有自己的感动，当它变成有MV，有画面给你的时候，你就被限制住了，它已经决定了画面。所以，那个感动是完全变成视觉。当听觉被蒙蔽的时候，音乐一定会往下掉，这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再有是全世界的互联太快了，以前都是大家关在家里做自己的音乐，可是当你知道全世界都有音乐市场，那边有市场，别人音乐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开始混淆，“我是不是要做跟他一样的音乐？”“我是不是要为了那个市场做什么音乐？”全世界的音乐变成一样的时候，就少了它的特殊性。所以，大家会觉得你不晓得它到底是哪一国的歌曲了，这两个原因再加上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做音乐的人工具变方便了，可是同时也就扼杀了实体市场的销售，大家说的音乐是网络下载，网络下载是可以付费的，可是付费当然没有不付费的方便，不付费的多方便！所以，对所有人来讲，方便是他最重要的原因，就算他有心要去付费，但是过程会觉得很辛苦、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会选择干脆免费下载。所以，现在会听音乐的人就会去听演唱会，为什么现在演唱会这么发达？因为买CD的钱都可以省下来，可以为他买一场音乐会的门票。所以，对创作者来讲，开始进入比较辛苦的阶段。
杨樾：这个行业的每个从业者都在想为什么不再有那样的盛世？视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自己在MTV电视台工作过，1980年在美国MTV电视台成立，差不多那个时间有了第一支MusicRadio，这个噩梦就开始了，我自己都说这就是一个噩梦的开始，真正地、发自真心的音乐被扼杀就是从MTV电视台出现开始的，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
李寿全：其实大家可以做尝试，你今天看着电视听音乐，你把眼睛闭起来听音乐跟你看着有画面的听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樾：人在动用视觉的时候大脑是不转的，只动用听觉的时候，大脑高度活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了，已经没有办法去回避一个视觉的音乐化时代了。
李寿全：对。
吴念真张大春皆为我作“处女”词
杨樾：我们转回来说到您唯一的那张唱片，等了六个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其实当时第一次拿到唱片打开那一页习惯性地去看，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台湾的其他大师级的音乐家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只有您这儿会出现，你跟很多台湾的伟大作家在合作，吴念真、张大春、詹宏志，而且张大春写了不止一首。为什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别人就没有，只有你跟作家关系好吗？
李寿全：我是一个什么都想碰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个性适合当制作人，制作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和不同的人沟通，从开始作词作曲到编曲，到录音室要跟乐师、演奏家谈，我要知道他演奏什么，我要给他什么样的讯息让他演奏，其实我要从头到尾掌控这些事情，到最后把产品做出来，跟录音室要谈录音师的话，我要用不同的语言去跟很多人沟通。所以，也因为这样，也因为我曾经听过那么多外国唱片，四五千张的外国唱片等于是我的学习过程，所以当我跟作家谈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一个他所想要表达的，不是一般的流行歌词，可能是他有的意念，他觉得“对呀，把这个写成歌词也不错”，然后就合作。
杨樾：以前有给别人写过歌词吗？
李寿全：吴念真的第一首歌是跟我合作，张大春的第一首是跟我合作，詹宏志的第一首也是跟我合作。
杨樾：他们在跟你合作之后，又给别人写过吗？
李寿全：不多，吴念真有，但是会写台语的，詹宏志好像也还写过一次，张大春好像也没有了。
杨樾：他们就被你说动了，从写那么大部头的书，然后跑来给你写歌词。
李寿全：当时大春还年轻嘛，当时在麦田的咖啡厅里面，我就说现在写这首歌，怎么写？大春也没写过，就开始讨论，我们想象一个、一个画面，像个电影画面一样，怎么样用文字把它变成歌词，比如像《未来的未来》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下写的，镜头是一个窗子里面下着雨，外面有车子的声音，大致用文学上的“雨水和车身拥挤在窗口”，就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拉开，看到什么，我们是用这种画面的构成去写歌词的，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喜欢讲一个事情，一个叙事，而不是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定要有一个氛围去讲，然后再慢慢进入到心里面。
杨樾：其实那张作品中描述了很多比较小的、更年轻的人的生活，您当时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包括把他们几位拉过来。
李寿全：那个是我观察到的，比如说《我的志愿》讲的就是我自己从小台湾考大学制度上很好玩的事情，我把它写成我的志愿；《残缺角落》是我真的在新闻上看到一个吹口琴、卖口香糖的人的故事，只是很特别的是，我和张大春在写残缺的角落这个故事写完的时候，突然间张大春的朋友打电话说那个人后来自己点火自杀了。
杨樾：所以后来有两个版。
李寿全：Part2是讲到多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故事等于是在写完歌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写一个吹口琴、卖口香糖的故事，可是没有想到还有一个续编是他后来自杀的事情，这是整个创作过程同时发生的。比如我们写到“加州的彩虹”，那个时候我们台湾那个年代所有大学漂亮的长头发的女孩子都往美国去了，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写成有点点讽刺，向往美国的漂亮的女孩子，是在寻找加州的彩虹。大家都知道加州不下雨嘛，我们就暗讽说，你到一个不下雨的地方，怎么会找到彩虹？我们在交换的过程中，用一些歌词的趣味去把当时的一些现象呈现出来。所以，这些都是我周围发生的事情。
李寿全是大师级音乐家 内心广阔包容
凤凰网：你对李寿全的谈话印象与期待有何不同？
杨樾：大体上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因为之前跟他也沟通过，而且实际上他这一辈的这些大师级的音乐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都差不多，就是那种历经了整个华语歌坛的繁华、衰落，再繁华、再衰落。在他们的内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广阔的世界，他能够包容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微观的这些小的变化，在他们那儿都已经不是事儿了，这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触。我们很多时候要从他们身上所学到的是，不要只是着眼于眼前的那些小的东西。
凤凰网：与内地音乐人相比，他的不同之处在于？
杨樾：他对于潮流的把控，他始终没有落伍，他快六十岁了，但是他还在看我们的《好声音》这样的节目，他也能够清晰地判断出我们的这些选手的优势在哪儿、他们的缺点在哪儿。也就是说，他的大脑没有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在八十年代初，在八十年代以前就做出过《龙的传人》、做出过蔡琴这样的一个多么自身的人，我就要把自己停留在自己曾经的辉煌之上。”他没有，他即便是这些年更多地投身到佛教和慈善音乐的创作当中，但是很显然，他一点儿都没有脱离整个市场，他一直在观察，他在聆听，好与不好，他都在听。即便是台湾的那些很资深的音乐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大部分人也没有做到，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而我们内地有一些，当然很难找到一个他这样的资深音乐人横跨流行音乐三十多年，因为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历史毕竟比较短，但是很多人走到一个位置上就永远停留在那个位置上了，当更年轻一辈，70后、80后、90后，今天我们甚至要考虑00后的人想要听什么样音乐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漠不关心。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吧，他关心不了那么多，他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但李寿全老师所表现出来的是他都关心。
凤凰网：他因低调而独特？
杨樾：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刚才自己也讲到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并不是那么想当一个歌手，甚至他要恐惧要去演唱、要去唱通告，这些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他给自己设计出一个定位，我李寿全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跟你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很低调，我不包装，我很质朴，我一直躲在幕后，这不是设计出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