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枣

东方早报 2008-5-2

　　林黑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任何名人的死讯都要泛起波澜。不论是惯例的花圈还是新颖的领悟，都能制造思想火花的碰撞。而他确是稀罕品种，一本书洛阳纸贵，其报丧鸟和黑色预言家的价值使他与别的巨人并驾齐驱。宁化飞灰，不作尘埃，2008年4月29日凌晨，老英雄柏杨合眼在病床。

　　许多人都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感受，这证明我们曾经同船而渡。当时，柏杨就是新奇的强电刺激，是惊世的雷霆！我虽然还没梦想杂文生涯，做人要做那样的人的种子却暗暗落下。偏激因为年轻，盲从因为年轻，我们的冲动和快意是第一场宿醉。

　　如果说以前的文化人、思想家，是以作品叫大家向往，能在精神层面引起受众共鸣并赢得亲近，如今，很多人却是以上镜次数、引起争议的话题等，而被人记住，文字里的意义相对冲淡。柏杨的名字已很遥远，远到了教科书里，而时间的覆盖性和山景的变化多端，也使他的面目模糊而具有多样性。

　　李敖笔下的柏杨，不免多疑和小气，与权贵者的周旋也首鼠两端。而“锵锵三人行”里，柏杨在其最后一任太太张香华的风趣形容中，又是个小心诡诈周旋于前房与后房之间的男人了；著作等身，警句却不再来，他更像平常人了。89岁的人生丰富多彩，可以千山万水，可以赤橙红绿，叫我们羡慕。

　　也许只有尼采的直言才能洞穿千年的麻木和铁屋子的黑暗，使柏杨有分量的却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憎恨。因为柏杨的出现，许多热爱中华的人展现了他们的道德力量和精湛研究。

　　感谢信息的不受阻碍，我知道了更多的柏杨。从“符号”而“全身”，他也不免被清算，被起底，被抹黑，连他的民族属性也有谣传，揭其鹦鹉学舌斥其哗众取宠者有之，说他是勇士的和骂他为烂人的一样多。“要是一个医生不好好给病人治病，却整天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病人，那当然不可能治好病！”认识他的“短板”，并不费力。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印证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正确……”———这又是可怕的联想，难道老电池还要给精英们站一回台吗？普通老百姓的义愤感情，若总是百流归海般地蒙受“义和团”之污名，那就是埋伏笔和存债务了。

　　还是杂文时代。不对呀，那时没有磁悬浮，没有证监会，没有艳照门，更没有许霆案件的大逆转。全民乱讲有没有柏杨的开拓性功劳？被巨多的人在乎，他活得真是很成功。“吴刚伐树我洗缸”———连他的自吹自擂都那么率性和直白。数十年过去，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心，也不缺自省心。

　　柏杨歇了，我们仍在路上。

大枣

东方早报 2008-5-2

　　西风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一些大陆学人日益趋同胡适的观点，把“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截然分开，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前者的民族主义倾向打乱了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节奏，使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甚至，新文化运动本身也受到了质疑：

　　“不妨问问‘新不容旧’的新文化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90个年头过去，今天在纪念它的历史成绩的同时，亦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它给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邵建：《新文化到底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最强大的基因莫过于“君为臣纲”，强权代表真理、忠君就是爱国，这属于专制的文化基因。今天，检讨新文化运动的负面作用固然政治正确，但若把后来走的一些弯路也归罪于这场运动，那不如说这个地球没有人类比较好，环境绝对保护得好。

　　试问：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专制少了吗？大规模反抗只是迫于要被饿死，不得不来回更换主子，穷折腾。如果脱离具体历史情境，连“穷折腾”都要全盘否定，那人类为追求正义所付出的血泪都算是浪费了，都站在原地等死好了，反正人总归都会死去。

　　与新文化运动给国人带来的民主与科学相比，其负面作用实在是有限得不值一提。拯救了亿万生灵的青霉素尚且有负面作用，何况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

　　钱玄同激烈得要废除汉字。被专制了多年，国人的耳朵一向不大好使，而现实又那么黑暗，那么令人绝望，说点过头话，至少能振聋发聩，起到反思传统文化的作用，这很了不起。

　　鲁迅先生对反现代文明的恶势力的愤怒一以贯之，所谓“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不过是激愤之言，针对的也只是思想，而非肉体的消灭。邵建先生居然认为“这鲁迅还要把主张文言的人拉出去枪毙两次”，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鲁迅的评价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谓“一个都不饶恕”，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分析，掐头去尾的话，世上的文豪都该回炉。如果和“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对帮闲文人的鄙视结合起来看，鲁迅的“一个都不饶恕”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自由和自由的敌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交锋，从来就是针锋相对。连自由的皮都没有，在那里奢谈宽容的毛，也不觉得可笑？胡适一辈子都在反抗专制，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他说“鲁迅是我们的人”才是宽容的本来面目：条条大路通罗马，激进与否，只是态度和方法的区别，目的是一样的。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便放到今天，亦不无教育或现实意义。追求自由民主与国家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本身并不矛盾，运用得当，后者还会为前者提供强大的推力。

　　“五四”运动的激烈手段不无检讨之处，但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团体，除了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一无所有，要求他们按照我们事后理解的理性行事，是否有马后炮之嫌？

　　我想，在全民认同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今天，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拿出“五四”的勇气，继续新文化运动的指向，借奥运的东风，积极融入现代文明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