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列侬是我的精神领导 教父二字很幼稚
2008年2月29日 精品购物指南
最近这一年，陶喆很少来北京，也很少这样坐下来静心长聊自己钟爱的音乐和电影。
没有新作品问世的日子，陶喆依然很忙，忙着在现场演出中找寻灵感，忙着在不停的疑问和被疑问中认识自我。依然绝口不提感情，但从他谈创作音乐的态度，还是可窥见他对待爱情的态度：创作和恋爱一样，就看你有没有掏心掏肺。
担心被遗忘的时候越来越少
记者：一直没有发新片，这大半年在忙什么？
陶喆：这大半年很有趣，专辑没有录，但可以说一直在忙演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演出，大演出、小演出、中型演出，可以说在2007年，是我出道到现在，最多演出的一年。现在再回去看我以前的演出，我就会觉得怎么那么青，那么涩，那么生疏，可能一年前我都不会这么觉得，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成长、进步很多，因为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演出。
至于做新专辑，那是没有。我也觉得做新专辑是一个好事，可是现在可能乐坛本身也不景气，有太多人好像为了发片而发片，很赶，一年要发两三张，好像不发大家就会忘记你。
记者：你没有这样的担心吗？
陶喆：我觉得我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你是一个偶像歌手，那是必然的，你就一定要发片！可对一个创作歌手来讲，其实每次发表的东西必须是要有意义的，必须是要有内容的，必须要相对反映你这段时间的感受、你的一些思想、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中的东西。
列侬是我的精神领导
记者：据说你并不喜欢被人称作“音乐教父”，为什么呢？
陶喆：我不知道这是谁搞出来的一个东西，挺幼稚的，有这样的标签，以前有什么“四大天王”“四小天王”，这很无聊。没有人是什么教父，没有人是天王，没有人是歌王，有猫王，但是没有天王。我不太喜欢那样的标签，是一种炒作。
记者：那你心中有没有特别欣赏、或者很佩服的音乐人？
陶喆：有，有。我很喜欢罗大佑，我非常欣赏罗大佑。他的音乐改变了我对音乐的看法，他给我很多感动、很多灵感，当然他是我认识的人，我不认识的，像约翰·列侬算是我在音乐上最大的一个精神领导，给我很多感动，包括他的创作、他的音乐，不管是跟披头士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他单飞的时候。
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关联，罗大佑、约翰·列侬、崔健，他们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超越了音乐，是有思想的。他们是对世界、对社会有很多的反应的。创作应该是这样，不应该只是一个流行的指标，绝对不是一个商业产品，当然现在它被商业化、产品化，我也承认也有部分我的音乐被商业化、产品化，可这是必然的一个行销的手法。
记者：是不是也希望创作出罗大佑、崔健那样有思想表达的音乐？
陶喆：是，现在还是这样。不管是演唱会也好，还是筹备的新专辑也好，我觉得大家会看到，其实我是在回归到一开始创作时的状态，这也是最难的。这对一个歌手，或者任何创作人、导演、演员来说也是难的，当他到了某一个境界，或者一个地位时，他会觉得很安全，他会怕失去这个东西。可是对我来讲，我可能还是蛮有冒险精神，我可能现在事业蛮稳，做的还不错，但是我希望不止是这样而已，我希望还是有我原来做音乐的态度，那种抱负，那种热情，那种使命感。我正在筹备下一张专辑，它反而可能是最有爆发力的专辑，会回归到摇滚，回归到我最原始、最喜欢的音乐。在我的iPod上，几乎没有现代的、2000年后的音乐，都是70年代的东西，因为在新的东西里找不到听起来很纯很有爆发力的东西。
做专辑就是要掏心掏肺
记者：虽然你新专辑没有着急发，但似乎总是在各种场合能听到你的歌，因为现在有很多新人喜欢翻唱你的歌。
陶喆：人家会翻唱我的歌，我觉得很开心。我还有一个期待，当他们翻唱时，可以不只是翻唱，可以给歌一个新的生命，像我在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夜来香》《不了情》这些歌，都是努力想要给它们一个新的生命，甚至是颠覆它。如果你只是原封不动，可能重新编编曲，那没有什么意思。我真的很久没有听到让我觉得“哇”的歌，蔡健雅翻唱我的《沙滩》，想不到她会那样改编，很成功。
记者：你曾说过要做有诚意的唱片，你心中什么样的唱片才是有诚意的？
陶喆：什么是有诚意的专辑呢？我个人觉得，有诚意的专辑不见得一定是要讲什么题材，不是一定要讲大的事件。它是不是很真，你有没有掏心掏肺，跟谈恋爱一样，你不需要送给你另一半最贵的钻石，买最漂亮的衣服，说最浪漫的话，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掏心掏肺做这个事情？
在做专辑时，我都有挣扎，这个会不会被人家批评，这个会不会被禁播，这个会不会被删掉，这个会不会被人家误解，这个会不会爸妈不喜欢？会想很多问题。
记者：有没有在创作过程中认识自己？
陶喆：的确是。我觉得做专辑好像是你拿了一个寻宝图在找，有时你会认为，东西就在这边了，但是你发现走到这边又不对，并不是你要走的途径。我也有一些专辑，原先我的概念是这样，做完之后发现，糟了，距离我原来想要表达的东西有一些距离。
做专辑有点像旅游。比如明天去罗马玩，去前你做很多准备，翻书看很多餐厅，但去了发现没有一家餐厅是你想去的，或者你不想按照原来那个计划，原计划玩三个钟头，结果半个钟头就玩完了。做专辑也是这样，你可能想表达很多，但开始写的时候就发现写不出来，所以你绝对会认识你自己。
电影一直就是第一位
记者：听说接下来你的重心会在电影上？
陶喆：实话来讲，音乐对我来讲是第二，不可能是第一，第一就是电影，电影一直就是第一。我能够记得我十岁时候的志愿，除了当律师跟警察之外，就是要做导演，律师是做不成了，警察做过了，我是一个超级害羞、不喜欢面对镜头的人，我怎么都想不到做歌手。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拍电影，高中念完，大学念完，电影学校念完，没有拍电影，没有这个机会，反而有做音乐的机会。做了十几年，现在想说，如果再不做就老了，完蛋了，拍不动了，所以今年把音乐做完赶快拍电影。
记者：剧本选好了吗？
陶喆：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写我的剧本。我自己写，第一部戏会是一个音乐剧，坦白说音乐剧我非常不喜欢，这是电影里面我最不喜欢的一种，但是这段时间我看了差不多30部，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如果拍成音乐剧会很有突破性。
记者：电影是自己做导演、主演吗？
陶喆：导演，编剧，表演方面可能我没有很大的角色在里面。
大家都不该是木头人
记者：做演唱会对平时你创作有没有帮助？
陶喆：当你办很多演唱会，有很多舞台经验，再回到录音室做专辑的时候这些会帮助到你，因为你所有的反映，你的判断，你的技巧，你的敏锐度变得很高，所以到了录音室，一个东西你一听就觉得这个不太对，或者知道要怎么捕捉这个现场的感觉。我觉得演唱会讲究的是一个真实度。所以这次演唱会我把我最舒服、最喜欢的音乐状态给大家。
记者：演唱会为什么叫“一二三木头人”？跟几米的漫画书有什么关系？
陶喆：完全没有关系，是我创意的概念。我不想取一个大家都在取的名字，就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演唱会的标题里突出自己，你会发现大部分华人演唱会，都有艺人名字在里面，都是在荣耀自己。一二三木头人，其实是一个小朋友的游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小朋友之间的互动，红灯就要停，绿灯就跑。互动是现代人缺乏的，我们有电脑，MSN，打字有时会误会你讲的东西，讲笑话都用笑脸表达，所以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你会看到一万人在唱歌、跳舞、笑，回到家还可以回味那天晚上的感动，这个是我希望达到的，而不是说大家都是木头人。
本报记者 韩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