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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華人音樂教父羅大佑
羅大佑對抗綠色恐怖分子 ．童清峰
一向帶有強烈社會批判的羅大佑，最近獨立發行了新作《美麗島》，也面對開演唱會被電話恐嚇、綠營掌控的華視封殺他演出，甚至房子遭查封。但他無懼各種打壓，用歌曲揭穿台灣當權者的虛假，勇敢對抗綠色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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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佑的音樂風格有強烈的個人特質，他像個社會觀察家，細膩解剖社會與人性，尋求共通也批判虛假，深入人性也直指人心。這位華人音樂的音樂教父，在沉寂了十年後推出新作《美麗島》，仍維持一貫的批判力道。「你用綠色恐怖暗殺普世價值，全世界都把你嘆為觀止，Formosa的選舉要靠鮪魚肚子，才能宣誓連任總統位子」。羅大佑藉《綠色恐怖分子》這首歌對陳水扁總統做出強烈的控訴。
羅大佑有客家人硬頸特質，過去他批判國民黨，導致很多歌曲遭查禁﹔現在他批判民進黨，也一樣嚐到了苦頭﹕他開演唱會被電話恐嚇、陳水扁人馬掌控的華視電視公司封殺他演出、陳水扁好友林誠一開的誠泰銀行要法院查封他的房子。
以音樂作為批判武器
但羅大佑無懼各種打壓，一再在電視上發出「騙子下台」的驚人之語，他甚至在電視上公開表示，如果有人覺得他話講得太多，「可以打這裡」，他指著自己的頭和心臟。
中國的《南方人物週刊》曾將羅大佑列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之一，文章中指出，「羅大佑以音樂作為批判武器，為台灣社會進行了深邃的透視，在台灣、大陸青年的心中打上了憂傷和激憤的烙印。一九八二年發行首張專輯《之乎者也》就掀起台灣史無前例的自省風潮」。
總統選後，羅大佑提出「不分藍綠、只問黑白」的呼籲，激起廣大共鳴。曾當醫生的羅大佑表示，醫生有是非分明的特質，他無法容忍執政者以欺騙手段奪取大位的行徑，「整件事情攤開來事實俱在」。羅大佑說，「台灣社會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寧願被騙，另一種是不願被騙」，他當然是不願被騙、也不願沉默的那一種。
羅大佑把槍擊案看得非常嚴重，因為那兩顆子彈已經讓台灣人蒙羞，如果不追究到底，「台灣人出國會被當騙子」。他進一步表示，在陳水扁的錯誤示範下，以後民眾都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騙、是偷、是搶、是燒殺擄掠、強姦、殺人都不重要，重點是你要拿到那個位子，台灣社會價值觀會變成這樣」。若民眾能容忍這種行徑，「以後你小孩作弊考第一名，你也不要囉唆了﹗」羅大佑相信，如果台灣社會還有良知，就不會這樣下去，所以他堅持陳水扁非下台不可。
台灣變成騙子王國
台灣的民主走到這個地步，羅大佑感到十分可悲，他說陳水扁把台灣的民主帶往死路，「一個人這樣騙到大位以後，整個黨、整個政府要跟他一起來騙，到最後所有人民要跟他一起來騙，你不覺得台灣已經變成『騙子王國』了嗎﹖」
面對機巧的社會，羅大佑不改率真的本性。今年在新竹演唱會上，他當眾剪掉美國護照，抗議美國提議要台灣派兵出征伊拉克，隨後並至美國在台協會註銷母國國籍。「做一個藝術家，我的人格必須有一致性」。最近，羅大佑在台北接受了亞洲週刊的專訪，以下是摘要﹕
創作中斷了近十年，期間你有什麼省思﹖
我的生活有比較大的改變，父親九八年在美國過世，我感悟滿深的，畢竟你覺得自己以為永遠不會消失的人過去了，那時候我人在紐約，生活有些失調，所以我認為任何一個從事創作的人，他的創作一定要從自己的生活出來，因為這東西假不了，你不能去一趟歐洲回來，就有很多創作出來，不會那麼快。一個創作階段的大改變，起碼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你是說時間對你創作有很大影響﹖
是的，九七的時候我本來要出唱片，後來我發現時間還不到，之後我父親過世，家裡也發生財產的紛爭，對我打擊很大，但我相信我父親過世後，我人格更獨立、思考更周延，覺得要更靠自己，不能使自己的家庭蒙羞。
你創作的目的是什麼﹖
表達我心中的想法，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假如我活著是真的活過的話，我的職業是寫歌，我可以把生活裡活過的事情不斷寫下來，它有感情的旋律在裡面，我就沒有白活。如果嘴巴上講「愛台灣」，但實際上做的是害台灣的事，我覺得他們是白活嘛﹗他們是在害人，自己騙人還拉著別人一起騙。
對你來講，創作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生活。我是巨蟹座的，生活很單調，喜歡待在家裡空思夢想，我是用自己的語言跟自己講話，語言有鬆有緊，慢慢講出一個旋律出來。
你期望自己的歌曲對紛擾的台灣社會起什麼作用﹖
我覺得根本不能期望起什麼作用。我很納悶明明是對的事，卻很少人敢講真話。以搭計程車來講，有很多人都有過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跟司機發生爭辯的經驗，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計程車上都不太敢講話。十九世紀的林肯說過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在二十世紀的台灣反而生活在恐懼當中。我父親從小就告訴我要小心政治，他經歷過日本殖民時代，也經歷過二二八事件，所以才會講這樣的話。假如我們現在還要跟小孩講「要小心政治」，那我們是活在什麼世代裡面﹖我們自稱民主自由、跟共產黨不一樣，但我們現在過得比共產黨還爛﹗
雖然如此，我並不覺得無能為力，只要我能寫歌，就有能為力。為什麼要失望﹖失望是短暫的，毛澤東的《毛語錄》多厲害，幾億冊賣掉，現在誰還看《毛語錄》﹖十年而已，一下全部被丟掉了。姚敏寫的《情人的眼淚》，五十多年了，沒有用歌本寫下來，大家記在腦海裡，現在還在唱，所以我相信文化的力量絕對比政治更大。
《美麗島》這張新專輯有什麼突破﹖
我對人的觀察。因為我在紐約、香港、北京都住過，我從東西方比較兩個世界，或是從國際的角度看自己創作本身在中文的位置在哪裡。很幸運的是，在經過一個新的千年以後，我又找到一個新的環境、新的自己，還可以再面對很大的政治紛爭，整個世界在SARS、美伊戰爭後，還可以在裡面找到一些創作的元素，鞭策我繼續創作。
你涉入政治，不擔心影響唱片的銷路嗎﹖
我比較把自己看作一個創作者，而不是歌手，我大部分時間在觀察趨勢、觀察社會，對我來講，創作是比唱歌更重要的，所以我不覺得我在影藝圈。為什麼我這種人站在反對力量這邊﹖因為我的工作不是做官，是寫歌，寫歌可不是寫給毛澤東的歌、也不是歌頌革命的歌曲，我們寫的是生活的點點滴滴，下一代要不要更好，像《未來的主人翁》、《之乎者也》、《亞細亞的孤兒》，我寫的是台灣這塊土地繼續延伸下去的生命。
可是，你看到現在執政黨是要讓你的兒女、子孫往騙的方向走，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以後台灣的價值觀會變成只要騙得過就行了，我們可以容許台灣人變成這個樣子嗎﹖台灣一千三百萬選民等了四年，是要選他們的元首、副元首，陳水扁這次做了示範後，以後誰要執政，太容易了，就看選舉前一天發生什麼事就行了。下一次如果民進黨覺得快選不上，還有別的招數，也許就在台灣外海弄一顆沒有爆炸的飛彈，再賴給中共，結果又是他當選。你說這是不是國際笑話﹖
你不怕綠營抵制你的唱片﹖
我怕就不會錄了。民進黨最會運用的是當你跟什麼人掛的時候，去搞你的電視公司、搞你的唱片公司、搞你的金主，你就活不下去了。我沒有這個問題，這就是一個人獨立的好處。像我這次出唱片，我用獨立發行，資金是我跟朋友借的，只要不會牽涉到別人的話，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怎麼看台灣社會藍綠對立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政府刻意操弄的結果，藍就是國民黨，我們什麼時候變成二二八的元兇了﹖我羅大佑什麼時候變成國民黨﹖侯孝賢什麼時候是國民黨﹖施明德什麼時候是國民黨﹖沒有﹗都是被劃分你不是綠就是藍，這是民進黨分化我們，不讓我們把它趕下來的方式，大家不要上這個當﹗就像毛澤東當年搞左派、右派一樣，共產黨是左，所以你變成右的時候，一定輸﹗
現在台灣有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現象，你會不會憂心﹖
我覺得是非很重要。我們現在談釋憲、經濟法、交通法等，可是最重要是自然法，你有沒有合乎人性的法則去執政、管理一個公司、交朋友﹖自然的法則就是共生，你不覺得劃分藍綠就不是共生，而是在製造對立。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以後，我們才要進到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嗎﹖我們退步了多少年﹖
對於台灣的未來，你是樂觀還是悲觀﹖
我很樂觀，我覺得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對整個世界我也覺得是樂觀的，因為經過伊拉克戰爭以後，全世界都有一個體會，就是戰爭規模再小，但由於科技、經貿、媒體的關係，一定會把全世界都捲進去。
全世界要有一個體認，就是和平優先，你再怎麼意見不同，還是要用協商方式來解決問題，絕不能靠打仗來解決問題。全世界現在已經有這樣的共識，美伊戰爭會搞得灰頭土臉，就是因為美國不顧這個共生體的自然規則去打這場戰爭。
你怎麼看民進黨的「去中國化」主張﹖
陳水扁四年沒有什麼「政績」，只有兩個，一是「去中國化」，二是「本土化」。但我看陳水扁還是用筷子吃飯，如果他明天就不用筷子，我就說他去中國化去得好。去中國化如果只是要從政治意義著手，是沒有意義的，大家都知道中國跟台灣的差別在哪裡，所以你要去掉文化那一塊才有實質的意義﹔陳水扁現在講話是不是講中文﹖中文當然是中國文字，他一樣用中文寫字。
本土化，我敢講一點，市井小民的聲音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民進黨從九四年開始茁壯以後，沒有一首台語歌可以持續十年的，一首都沒有。《春天的花蕊》雖已不錯，但我看它不會超過十年。八六年的《愛拚才會贏》、九零年林強的《向前走》、陳小雲的《舞女》等，都不是民進黨執政下的產物。我作為音樂人，覺得民進黨執政以後，有生命力的台語歌一首都沒有，它的東西完全是以政治為終極目標，完全是政治指向的東西，完全是分化人民的東西，而沒有政黨本身提倡有文化氣息的東西。它所有力氣都放在掌權、控權上面，那就跟毛澤東一樣，他搞了一個大革命，他有沒有建設什麼文化出來﹖沒有﹗他去除的東西做得淋漓盡致，建立的東西是零。
前陣子你放棄了美國國籍，能不能談談當時的心情﹖
當美國要台灣出兵，台灣就出兵去伊拉克的時候，一定會引起台海兩岸高度的緊張，意思台灣兵就變成美國兵了，很可怕的。我覺得做美國公民跟台灣人之間很尷尬，我寧可不要美國護照，做一個藝術家，我覺得我應該有立場，假如我要面對生命、面對中國大陸，我的人格必須有一致性。但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這兩個沒有衝突。我覺得反而是陳水扁去搞什麼愛台灣，把中共當作死敵，是很愚蠢的。
在演藝圈闖蕩幾十年，你學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做醫生跟音樂創作很像，都要面對生命，醫生最重要是診斷，在沒有診斷前你不能下藥方，做醫生花了那麼大力氣，最重要是要講真話，因為病人的生命在你手裡，醫生面對病人有絕對的權威，病人對醫生絕對低調，就像政府對人民一樣，人民絕對低調。在演藝圈我學到的是講真話有多難，而且要面對所有人的挑戰、威脅。我那天在電視前講「騙子下台」，我的朋友還替我捏一把冷汗，對我來講，這很自然，有什麼好冒冷汗的﹖做台灣人要有志氣，如果人不敢講真話，還有什麼志氣﹖游錫還說要打上海、還喊台灣獨立﹖算了﹗連真話都不敢講，你敢打它﹖它沒打你就已經不錯了。
回顧前半輩子的生命，你有沒有什麼遺憾﹖
我覺得可以講一些話、自己歌被人喜歡的話，我就沒有遺憾了。我的音樂是從生活出來，如果能真實面對生活的話，能跟別人產生共鳴，就沒有遺憾。就像我寫《童年》一樣，你的童年跟我的童年一定不一樣，但裡面一定有一點類似，就會有共鳴。■
亞洲週刊
2005年1月2日
十九卷一期
